来源：艺术与设计 15年2月号
在跨年之际，伦敦现代艺术美术馆迎来了它又一个精彩的展览《普罗斯特·布拉特维尔斯特医生》（Dr Prost Bratwurscht），展览的艺术家乔纳森·米斯（Jonathan Meese）已过不惑之年，却依然希望自己像孩子一样依从自然和本能去创作。这位经常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上的艺术家，又为伦敦的观众带来了一场别具一格的视觉盛宴。
乔纳森·米斯（Jonathan Meese）是德国著名的画家、雕塑家、行为艺术家和装置艺术家。他1970年出生在日本东京，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德国人。米斯在日本度过了幼年时期，之后随父母在德国汉堡居住，现在常住柏林和汉堡。
一进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画在墙上的涂鸦人物形象，上面写着《Dr.NO》。 《诺博士（Dr.NO）》是对米斯少年时代产生重要影响的影片，用在这里很巧妙，不仅起到了对展览的指引的作用，也提示了整个展览作品的文化意义。展览空间中心放置的是米斯的一件大型装置作品，第一眼看上去有一种未经处理、肆无忌惮的感觉；各种图像碎片、废弃材料、动物玩偶与油彩、标语混合在一起胡乱堆放在那里，好似圣诞狂欢后的垃圾场，但它传达着一种兴奋的心理能量，一种介于幽默和暴力之间的效果，似乎是艺术家对现代世界中的暴力与颠倒扭曲进行的回应。展厅的四周墙壁上展示的是米斯的绘画作品，风格很像街头涂鸦。米斯将底层厚厚的颜色与表面充满活力的细线和文字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绘画的凌乱感正好与位于展厅中央的装置作品相得益彰。绘画、装置与墙上的涂鸦人物形象共同维持着一种相似的气氛，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 “装置”作品。
米斯的创作或多或少有着德国表现主义作品的痕迹。表现主义源于对战争的恐惧和对社会的不满，以线条、形体和色彩来表现情绪与感觉。米斯作品的气质与表现主义的特点是相似的，每一幅作品都好似肆意妄为的情绪宣泄。整个展览空间就是好像一个情绪宣泄场，所有作品都统一在充满幽默感、天真坦率的情绪氛围里。
奉行艺术自主的观点
透过这样的展览我们看到了一个不羁的灵魂。米斯似乎总是深陷在舆论的漩涡里。影响最大的一次是2013年他在卡塞尔大学举行的“在艺术世界的妄自尊大（Megalomania in the Art World）”活动上的表演中向纳粹敬礼行为受到民众广泛的指责，还因此闹上了法庭，但米斯声称是在用向纳粹敬礼的方式批判艺术世界的权利，最终他以“艺术是法外之地”的理由被法院采纳，获得胜诉。
米斯奉行艺术自主的观点，他认为“艺术以混合物的方式让自身在某种场所中展示在人类面前，没有仪式，没有信仰，没有人类的意识形态。艺术移除所有的规则、所有的神话、所有邪教、所有的神秘主义和所有的深奥思想。我们只是艺术的玩具和装饰品。不幸的是当代人服务的不是艺术而通常是民主、他们自己（他们的自我）、宗教或者人类的权利系统，他们认为人类的自我实现才是创作艺术的唯一原因，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没有什么人可以把艺术催生出来，艺术不是教出来的，也是学不来的，艺术不需要艺术家的自由，艺术本身就是自由的。”
“艺术完全是生活的循环，艺术不用怀旧的人类制造的生死的意识形态，艺术不是一种推断和思考，艺术只是一种新陈代谢。”米斯的创作完全是本能的，他时常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面边读边想。尽管他以军事着装风格为特点的个人行为艺术表演，十多年来，数次激怒欧洲的观众，米斯仍然不断地用自己的艺术重申自己的观点。在米斯的演绎中，十字架和制服都是权利和控制的象征，都扮演着批判的角色。米斯甚至会扮演历史上的暴力人物，如墨索里尼、斯大林和希特勒，试图解构他们，展示他们最极端、最施虐狂的状态，展现他们行为的愚蠢和可笑，进而消解权利本身。米斯就是这样几乎是刚愎自用地不断地探询艺术的边界。他所有项目都掺杂着些许荒诞幽默的无政府主义和尖酸刻薄的大众文化批判。
流行文化的“收集者”
米斯的这种行为表演风格的形成是以装置和绘画风格作为基础的，装置和绘画为米斯提供了调查权利的结构和传播的舞台。米斯早期的装置灵感来源于其青少年时代流行文化的影响，比如标志性导演的电影，如约翰·保曼的《萨杜斯》、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发条橙》、丁度·巴拉斯的《卡里古拉》、乔治·米勒的《疯狂的麦克斯》和特伦斯·杨《诺博士》。他挪用了他崇拜的人所使用的视觉语言，强化了来自流行文化中的图像的力量。
米斯1993至1998 年在汉堡美术学院学习。在那里他和现在同样在德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艺术家约翰·博克（John Bock）、克里斯蒂安·简科夫斯基（Christian Jankowski）、马丁·基彭伯格（Martin Kippenberger）、弗兰兹·阿克曼（Franz Ackermann）、丹尼尔·里希特（Daniel Richter）和阿尔伯特·厄伦（Albert Oehlen）成为了朋友。迈克·凯利（Mike Kelley）和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在汉堡美术学院展出的离经叛道的艺术作品给年轻的米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同时也专研尼采的著作，这也成为人们理解他后来作品的主要参考。
1998年米斯还没有毕业就被柏林当代艺术画廊签约，并得以参加第一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这是米斯进入国际当代美术视野的第一次亮相。参加那次展出的是他的装置作品《Ahoi de Angst》。这件作品是在一间屋子里贴着各种流行人物和政治人物的图像，这些人物的共同特征是在过去五十年中都曾建议青少年向暴力行为致敬。策展人Susanne Titz在评论双年展时说，“米斯显然已经触动了他的时代的脉搏，并能够恰当地表达。”评论家Karel Schampers认为“米斯可以用这样扣人心弦的方式讲故事，你永远不会怀疑它的真实性。他的装置尤其具备这种品质。”
米斯的装置总是能够将不同质地、颜色的非同寻常材料和相应的图像、符号有效地整合在一起，这些图像、符号不仅来自流行电影，也有可能来自其他流行文化，比如甲壳虫乐队之类的流行音乐图像符号。他甚至用父亲留下来的刊载德国政治经济丑闻的杂志和报纸创作了一系列装置作品。用米斯自己的话说，在艺术里，一切都是可以被允许的。他总是用一种有趣的方式融合各式各样的元素，并用一种很有力量的情绪将它们统一起来。
自封的文化驱魔人
米斯乐于接受艺术家是预言者这种观念。“我像一个孩子一样用自己的本能进行创作，正如吞咽是人的本能一样。创造艺术品是为世界、为革命而创造玩具。艺术便是彻头彻尾的革命，将成为世界的引导者。艺术比政治、比宗教都更强大，很快会成为统治力量。终有一日，人们都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在艺术的领导下生活。”
他自封文化驱魔人。他希望艺术回到孩提时代的自然原始的状态中。“孩提时代是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孩子是民主的、宗教的、深奥的、愤世嫉俗的、怀旧的。所有的孩子都是领袖，都是自然的。”在米斯的眼里，这个世界已经被毫无意义的文化中毒太深，米斯的创作就像一个试图驱除社会弊病的大型回收厂。他一直极力找出是什么曲解了权利和欲望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导致这种曲解一直存在。
在他的行为艺术、雕塑和绘画中，总是采用一个萨满的角色，（萨满在萨满教被称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他可以将人的祈求、愿望转达给神，也可以将神的意志传达给人。）这样一个形象出现在他的作品带给人一种神秘的力量。他不断地激发了人们在权力、 腐败与当代神话等方面的讨论。
现实中，米斯总是喜欢身着他最爱的阿迪达斯运动服。本来是运动感觉的装束，配上米斯的长头发和胡子，平添一种野蛮的感觉。在他的自画像中，米斯夸大了自己现实生活中 “野性男人”的特征。他的形象不断变化——从恶魔到英雄，可能是预言者，也可能是独裁者、士兵等等，他百变的身份正暗合了文化驱魔人的形象。
米斯在既定标准之外创造了自己的宇宙。米斯的美学不属于任何一个明确的风格或流派，它是多面的，是一个不容易解码的系统。颜色和图案仿佛在一起狂欢，符号、徽章，新语，标志以及小说和电影的虚构英雄，流行文化的演员和明星，神话人物和历史的天才等各种类型的典故都可能被囊括到他的作品中。但在这多样的形式语言里有一个中心，就是艺术家的自我拷问和表达。米斯剔除了所有不必要的东西，形成了他的艺术实践的核心，即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去表达混乱的心理碎片以及时代精神。
文>陈亚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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