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杨绛来说，很多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那就是“我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
1935至1938年，已成婚的钱锺书和杨绛同赴英国牛津大学，然后又在巴黎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在这三年不算长的留学岁月里，钱锺书埋头苦读，留下了海量的读书笔记，对生活的记述则甚少。而在杨绛的笔下，那段岁月满是生活的细节。她无微不至照顾起钱锺书的起居，“耗去了不少心力体力”。钱锺书出生于旧式大家庭，重男轻女，但杨绛身上并没有新旧时代女性身份的挣扎痕迹。
“饱蠹楼”的笔记
2014年踏访牛津大学，正值埃克塞特学院庆祝自己的700岁生日。这座位于牛津特尔街的古老学院和许多熠熠生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对文学爱好者来说，必然不能错过吊唁的文学巨匠，大概是创造了“中土世界”的J.R.R.托尔金。他毕业于埃克塞特学院，但后来执教于牛津另外的学院，与另一位执教于牛津的文学家C.S.刘易斯是挚友。钱锺书在牛津读书的时候，这两位校友正在牛津执教。但对于钱锺书是否曾在牛津的街角与这两位文学巨匠擦肩而过，就只是一个充满遐想而难以考证的问题了。
但找到钱锺书与他们或多或少的确切交集并不难。厦门大学中文系的研究者张治就发现，20世纪30年代，一些文人学士在牛津组成了一个团体，名曰“洞穴”（Cave），典出《圣经·撒母耳上》的“亚杜兰洞”（the Cave of Adullam）故事，成员就包括刘易斯、托尔金，以及钱锺书的学术导师赫伯特·布雷特-史密斯（Herbert Francis Brett Brett-Smith），据说是钱锺书论文主考官之一的莱斯·奥胥黎（Rice-Oxley）和R.B.麦克罗（R.B.McKerrow）等学者。史密斯和麦克罗都以文本校理而见长，有很多校勘整理英文经典著作的成就。布雷特-史密斯当时51岁，是牛津训练出来的学监，在奥里尔学院任研究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和著名的编辑，在钱锺书来之前，已经出版了多部著作。他尤其对19世纪英国诗人、小说家托马斯·洛夫·皮科克（Thomas Love Peacock）和17世纪一位不太有名的剧作家乔治·埃瑟里奇（George Etheredge）感兴趣。
这个圈子的牛津学人，治学经验有两个特点。一是关注文本本身，而不是解释文本的意义，重视校勘学或修辞学；二是喜欢从传记家、文学史家和辞书编纂者的成果中寻求解诗之密钥，喜欢在掌故、渊源和语义及语境的变化中研究文学。很难说钱锺书的读书和研究方法，是否受到了学术导师史密斯和当时牛津学术氛围的影响，因为他自己的家学传统也根深蒂固，“受晚清遗老的影响很深”。余英时读钱锺书，即认为他“在政治的各种风浪中，保持着自己已经确定下来的思想体系，晚年写的《管锥编》和早年写的《谈艺录》基本上是一个路数”，“思想不会因政治局面的改变、新的意识形态强烈的要求，就去适应”。但钱锺书一生的治学方法，都与牛津这个学术团体的治学经验有很多相似之处，并不冲突。在钱锺书海量的读书笔记中，专业的研究者发现，他对C.S.刘易斯的随笔集和学术著作读得比较多，《管锥编》中多次引用他的书。在《容安馆札记》中，钱锺书也曾论及托尔金童话故事的“幸福大结局”，并曾引述这位院友发明的“Eucatastrophe”（故事主人公在逆境中突然得以善终收场）概念。如此，我们似乎为钱锺书在牛津的学术生活找到一个模糊的坐标系。
1935至1938年，钱锺书留下了海量的读书笔记。与这些笔记和著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记述甚少。踏访牛津，你尽可在托尔金和刘易斯最常同往的“鹰童”（Eagle and Child）老酒吧追忆过往，感受“吉光片羽”（The Inklings）读书会的往日氛围，任由各种古怪想法变成奇幻史诗，但唤起对钱锺书这个名字回忆的地方，只能是博德利校图书馆。这座有着穹顶的古老圆柱形石头建筑，立在牛津正中央的心脏地带，很多次成为牛津天际线的标志性建筑。钱锺书在牛津的两年时间，除了上课，几乎全泡在这个图书馆里。他把这个图书馆称为“饱蠹楼”，是非常贴切的。后来贯穿了他一生学术与写作生涯的记笔记的习惯，就是在这里读书时养成的。“饱蠹楼”的图书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钱锺书的“饱蠹楼书记”第一册上写着：“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第二册则写着：“心如椰子纳群书，金匮青箱总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无鱼（默存题，季康以狼鸡杂毫笔书于灯下）。”这都是用毛笔写的，是“经过反刍，然后写成的笔记”。做笔记很费时间，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但钱锺书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不过，在钱锺书、刘易斯和托尔金身上，兴许还有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相似之处。刘易斯从小沉迷于阅读，对他来说，书里的世界显得比现实的世界更真实可感，也更有意义。挚爱的母亲去世后，他就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寻求安慰。而对托尔金来说，他向往古代，他所创造的现代奇幻文学，之所以与传统奇幻文学截然不同，是因为它们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第二世界，也就是一个与我们现实生活完全无关的世界。后来的现代奇幻作家们，也都是为与现实无关的“第二世界”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为我们远离、逃避现实世界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在钱锺书的后半生，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面临着越来越恶化的生存环境，但他既基本上不被政治运动灼伤，又保持着自己的人格独立，算是一个特例。这一点屡被人诟病，但鲜有人像余英时那样肯定他思想世界的“政治无涉”。钱锺书曾在一篇题为《论文人》的文章中，以他惯有的幽默和讽刺写道：“歌德不做爱国诗歌，遭人唾骂，因在语录（Gespracechemit Eckermann）里大发牢骚，说不是军士，未到前线，怎样能做战歌。现代的文人比歌德能干多了，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争，能作政论；再不然，能自任导师，劝告民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也不会在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交换，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别干营生。”与现实保持的距离感和疏离感，正是钱锺书和杨绛两人著书为学一以贯之的特点。
很多年后，杨绛在《我们仨》里回忆道，牛津大学的学生，多半是刚从贵族中学毕业的阔人家子弟。开学期间住在各个学院里，一到放假便四散旅游去。牛津学制每年共三个学期，每学期八周，然后放假六周，每三个学期之后是长达三个多月的暑假。“年轻学生多半临时抱佛脚，平时对学业不当一回事。他们晚间爱聚在酒店里喝酒，酒醉后淘气胡闹，犯校规是经常的事。锺书所属的学院里，每个学生有两位导师：一是学业导师，一是品行导师。如学生淘气出格被拘，由品行导师保释。”这种情形，今天的牛津亦是如此。在当时，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很多假期也离开牛津，到别处旅行，他们大多有奖学金或领取政府津贴。但钱锺书一直到三个学期之后的暑假才离开，其余时间都用来读书。这是因为他不爱活动，在清华的四年里，“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去过”，他因此在牛津和巴黎都并非“交友甚广”。也许正是这种学校的氛围，让钱锺书对获得一个洋学位不以为意。他曾对杨绛说，在牛津，吃两年饭就是硕士，吃四年饭就是博士。他虽然通过了牛津的文学学士论文考试，在1937年拿到了毕业证书，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接着走下面一步：申请学位。因此，从理论上说，钱锺书在牛津并没有被授予任何学位。根据杨绛在《我们仨》的回忆，1936年他们就已在巴黎大学注册入学了，“因为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钱锺书感到，拿一个学位要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所以后来他们虽然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却只各按自己定的课程自由读书，并不想获得学位。
钱锺书在牛津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十七和十八世纪英语文献里的中国》。之前一直没有人读到过原稿，直到2016年，一位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晓宇出于对民国那代学者“脚踏东西文化典范”的存疑，带着求证的好奇心给博德利图书馆写信，才第一次看到了钱锺书在1937年递交的毕业论文原稿。那时钱锺书使用的还是威玛氏注音，署名为Chung-Shu Chi’en，原稿也是上世纪30年代的线装本。面对这样一个宏大得在今天几乎难以成立的论文题目，钱锺书开始了浩瀚的文献考证，而且还从英语之外的欧洲大陆语言文献中去寻找爬梳。晓宇记录道：“每一页的几处引用，全篇下来，跨越两百年，甚至提到了20世纪初的文章，不免让人嘀咕，在没有电脑、Google和关键词搜索的时代，他是看了多少书。”论文里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比如，他考证了17世纪英国文献记载上的第一位中国人。在《安东尼·伍德的生活与时代》（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Wood）这本书里，他读到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学者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和詹姆士二世在1687年的对话记录，其中提到一位在牛津的中国居民，詹姆士二世还收藏了这位中国人的画像。沿着伍德和海德的书稿找下去，钱锺书找到了这位中国人的名字“Shin Fo-burgh”，还考证出他们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中国围棋和骰子。钱锺书考证的这些文献，都是拉丁语所写的。这篇论文的英语不乏行云流水的长句和排比句，词汇的使用不仅复杂高级，而且也有文采，闪烁着他的幽默感。比如，他说自己为什么不把翻译作品纳入考察范围时，就这样写道：“常理和文学理论都同意，编撰比翻译更近于原著的创作过程。虽然有时候一个严谨的翻译可能比敷衍的编撰更需要大脑的耕耘。”他还给英国的汉学下了一个颇有见地的结论：“汉学专业化的弊端在于，本专业的学生懂得越来越多，但大众越来越冷漠。中国这个话题已然不再是人文热情的一部分了。”
也正是从牛津开始，钱锺书的笔记不断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他就更加肆意地读书、勤谨地记笔记。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杨绛后来回忆：“锺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我曾想为他补裰破旧笔记，他却阻止了我。他说：‘有些都没用了。’哪些没用了呢？对谁都没用了吗？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钱锺书去世后，杨绛说，她还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她“应尽的责任”。这责任，就是整理钱锺书的学术遗物——几麻袋的手稿和中外文笔记。她找出大量笔记，经反复整理，分出三类：外文笔记（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和日记混在一起的中文笔记、读书心得。这些成了《容安馆札记》，178册的外文笔记，20卷的《钱锺书手稿集》。
钱锺书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笔记式的，这与中国古人发展的以笔记为主的著作，比如《日知录》和《困学记闻》，是一个路数。有人对钱锺书这些笔记和他所做的研究的价值提出过质疑。对这个问题，余英时曾经做出过他的回答。他说，钱锺书的这种笔记式写作，是因为“他不大相信抽象系统。他曾说黑格尔造一个大系统，他自己也不能住进去，旁边还要造个小房子自己住。……他基本上就不是讲求系统性的人。……他捕捉的是一种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来很可观。所谓大系统，往往没有几年，就被人丢掉了，忘记了。你留下真货，还是有用的，《管锥编》还是继续有它的价值”。余英时借用了一个比方，说明这些笔记非常有原创性，“清朝人的笔记就等于一瓢奶粉，拿热水一冲，就是一杯很好的牛奶”，“现在的论文或专书，往往也不过是古人笔记的一条两条”。杨绛一直认为，自己虽是一位写作者，但更是丈夫文化遗产的看护人。由此看来，她对钱锺书理解至深。这种至深的理解和由此生发出的“看护”，正是始于牛津岁月。
牛津的生活
钱锺书与杨绛在牛津的生活，是以杨绛为主角的。1934年4月，钱锺书以令人震惊的87.95分——历史最高分，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的资助：服装费20英镑，往返英国的交通费80英镑，每月学杂费及生活补贴24英镑。这时的杨绛，虽然从东吴大学考上了清华外文系研究生，但外文系不设出国深造的公费学额。她本打算随钱锺书去牛津后，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学额已满，杨绛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她虽然觉得很不服气，但“既然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锺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
钱锺书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他常自叹“拙手笨脚”，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但到了异国他乡，杨绛才真正见识到他笨拙到了什么程度。到达牛津前，他们在伦敦做了短暂的游览，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杨绛多年后回忆，他看着在伦敦的亲戚一人骑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到工厂实习，“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绝没有这等本领，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也会见一些同学”。初到牛津，钱锺书一个人出门，就在下公交车时脸朝地摔一大跤，“吻了牛津的地”，把大半个门牙磕掉。
杨绛的各种担心都是非常具体的。牛津的学费比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在这些忧虑与算计中，她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做一个旁听生。杨绛在东吴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学习是非常优异的，也是最高奖学金的获得者。现在，她虽进了清华，但很快就不得不面临身份和角色转换的选择。2004至2005年，在与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学者刘梅竹的通信中，杨绛曾透露，她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在清华大学本科读外语系，却在东吴大学读政治系”。这其中的心境，在杨绛初到牛津时体现无遗。
在牛津，夫妇二人住在离学校不远的英国房东老金家。那是一间双人卧房兼起居室，窗临花园。杨绛不是正式学生，没有课，就在牛津大学的图书馆里补习文学经典。刚开始的时候，还很满意，觉得有读不完的书，学生又寥寥无几，环境非常清静。但当学期开始后，看着满街都是穿长袍或黑布背心，戴方帽子的人在奔走，就有了一种“失学儿童的自卑感”。
钱锺书上的是必修课，最看重牛津学院制下独特的导师“一对一”辅导课，而杨绛则穿着旗袍去旁听大课，“心中充满了自卑感”。也许是为了安慰她，钱锺书让她看他必修的课程和前两届的论文题目，但这仍然不能消除杨绛欠缺严格学术训练的失望。这也是为什么，在回答刘梅竹的信件访问时，她会一再强调，自己的古文功底不高，“都是自习，所以功底不深。很差，很差”。20世纪40年代，杨绛的几部喜剧在上海首先名声大噪。但她却在多年后告诉刘梅竹，李健吾对《弄假成真》的评价“大约是广告行的吹嘘”，而《游戏人间》的底稿丢失，并非意外，而是自己“毁了，不要了，没有了”。她说，她对自己的作品没有一部是满意的。
在杨绛的笔下，我们能读到夫妇两人在牛津学业之外的生活。他们每天都出门散步，挑不认识的地方，“在大街、小巷、一个个学院门前以及公园、郊区、教堂、闹市，一处处走，也光顾店铺”。牛津浓厚的人情味也给杨绛留下了印象。邮差半路上碰到，就把家信交给他们，小孩子就在旁等着，很客气地向我们讨中国邮票；高大的警察，戴着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门推推，看是否关好，确有人家没关好门的，会客气地警告。除了散步之外，他们的生活，仍然是把窗帘一拉，相对读书。白天读各种外文书，回到寓所，就读从国内带来的古文书。也只有在杨绛的笔下，我们才能读到夫妇俩在牛津时的社交生活，虽然他们不喜社交。当时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还有俞大缜、俞大絪和杨益宪，他们家的常客是研究敦煌文献的向达。在《我们仨》里，杨绛记录，钱锺书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长诗，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两人都笑得捧腹。钱锺书一向喜欢讽刺，能和他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他刻薄。杨绛当然体察钱锺书的不谙世故，但她更愿意保护他的天真，而不是让他适应世故。往来的留学生，杨绛也觉得是是非非，所以“除了和俞氏姐妹略有来往，很脱离群众”。
后来，他们换了一处房子，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没有了老金家的人做饭，两人学会了使用电灶和电壶，也学会了用厨房的锅和刀、叉、杯、盘等，自己做晚饭。杨绛慢慢学会了做红烧肉，把买来的肉用大剪子剪成一方一方，站在电灶旁使劲儿煮，开足电力，汤煮干了就加水；后来又用文火熬，再后来又买了雪利酒当黄酒用，慢慢做出不错的红烧肉。杨绛不断创制新菜，“不断发明，不断实验，由原始人的烹调渐渐开化，走入文明阶段”。后来她回忆，直到30多年后，1972年的早春，他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钱锺书才第一次学会了划火柴，自己点燃了煤炉火。在牛津的日子，钱锺书有时累得倒床就睡，而杨绛却累得睡也睡不着。
在一次巴黎和瑞士的旅游后，杨绛回到牛津，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感到自己好在是个“闲人”，而钱锺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写道：“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她，“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杨绛生产后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下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据说他们的女儿钱瑗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她在产房的这段时间，钱锺书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汇报，“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墨水呀！”“墨水也能洗。”“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说：‘不要紧，我会修’。”钱锺书又放心回去。杨绛后来写道，她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在伦敦旅游时，钱锺书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教做热敷，她安慰锺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女儿钱瑗的出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钱锺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钱瑗出生后的第100天，他们一家三口由牛津乘火车到伦敦，换车到多佛港口，上渡船过海，到法国加来港登陆，乘火车到巴黎，开始了在巴黎短暂的留学生涯。1938年，钱锺书带着杨绛和女儿，从法国马赛坐邮轮回上海。杨绛曾在书中这样写道：“我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已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还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锺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
直到去世前一两年，杨绛先生还在为整理编辑丈夫的手稿而忙碌。她这样评价自己：“钱锺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她一向对自己评价不高，唯独在这个意义上，她觉得自己“功莫大焉”。
主笔 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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