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伤害
“我们曾经很担心，现在它还是来了。”比利时首相夏尔·米歇尔（Charles Michel）淡淡说了这么一句。他的背后，布鲁塞尔整座城市从3月22日开始便陷入了一种因震惊产生的僵硬之中。手机信号停止，所有的交通停止，救护车飞驰在无人的街道。当天早上，发生在布鲁塞尔国际机场和市中心马尔比克（Maelbeek）地铁站的恐怖爆炸袭击夺去了至少31人的生命，300人受伤。
24岁的法国女孩黛博拉（Deborah）在恐怖袭击后不停地打电话联系她的同学们，他们几个人趁着下半学期从法国里尔政治学院来到布鲁塞尔实习，实习的地方就在马尔比克地铁站附近，这里是欧盟机构的主要区域，欧洲议会和欧盟新总部都在这里。3月22日，就像往常一样，黛博拉早上9点去实习地点上班。此时她还不知道，一小时之前布鲁塞尔机场发生的两起恐怖分子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已经夺去了至少11人的性命，候机大厅的天花板和窗户全都被震碎，随后警方在机场发现了第三枚未引爆的炸弹。
这天黛博拉特意带了一个蛋糕去上班，打算和同事们分享。前一天晚上，她收到了来自牛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只要你进去了，就很难再出来。”朋友还打趣地向她说道。9点20分，黛博拉和她的上司在上班路上都路过了马尔比克地铁站，他们看到浑身沾着鲜血的人们尖叫着跑出地铁站入口。此时，爆炸已经结束。9点11分，一辆从马尔比克站驶向艺术-法律站（Arts-Loi）的三节地铁从中段车厢爆炸，地铁司机紧急停车，疏散前后两节车厢的乘客顺着铁轨在浓烟中逃离。
为了躲避有可能的再次袭击，黛博拉和其他30多名地铁站外的路人匆忙躲进了附近一处会议室里。漫长的等待开始了，会议室里电视已经调到新闻台，但所有人的脸都紧贴着自己的手机屏幕，搜索着一切有关恐怖袭击的信息。
等待持续了一个半小时，黛博拉透过会议室的门缝向外看，全是混乱。人们惊慌地跑着，到处找绷带和纱布抢救伤者，这一切对黛博拉来说都像是昨日重现。去年11月13日，她曾去巴黎看望她的父母，而她父母家就住在巴塔克兰音乐厅后面。那一晚，音乐厅里至少80人死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冲锋枪扫射。那晚黛博拉听了一整晚枪声，透过窗户，她看到充满恐惧的亡命观众从音乐厅大门落魄逃离。当晚巴黎至少有129人在袭击中丧生。
对她来说，巴塔克兰音乐厅是“一个终结”，很多东西在她身上发生了变化。“我再也没有单纯和天真了。”黛博拉说道。她花了好几个月去让自己学会与这些经历共同生活，让自己不再无时无刻充满恐惧。但这回布鲁塞尔的惊恐之后，她不知所措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当我习惯了这些之后会怎么样？”
3月22日，接近中午，外面的混乱结束了，黛博拉离开躲藏的会议室步行回家。很多道路被封锁了，救护车呼啸而过，到处都是警察，“回家的路上，所有人都在跑”。执意送她回家的同事望向十字路口亮着的红灯，加快脚步通过马路。
安全黑洞布鲁塞尔
当天下午，“伊斯兰国”通过其官方媒体对布鲁塞尔发生的两起恐怖爆炸袭击负责。此后几天，比利时和法国警方同时对恐怖分子有可能聚集的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搜查，目前已经确认30多名恐怖分子参与了去年底巴黎和此次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其中15人在自杀炸弹袭击中身亡，另一半则被两国警方逮捕。目前根据两国警方的预测，只有1至4名恐怖分子依然在逃，这两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其他参与者尽皆被抓获。就在去年底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主谋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巴乌德（Abdelhamid Abaaoud）被警方击毙前几天，他还曾表示，“有90名恐怖分子从叙利亚进入欧洲”。
“我们在寻找布鲁塞尔和巴黎事件恐怖分子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些结果，我们开展抓捕行动，我们也知道还存在其他的恐怖分子网络。”法国总统奥朗德3月25日在爱丽舍宫表示，“即使巴黎和布鲁塞尔事件的恐怖分子团体正在被消灭，但威胁依然存在。”当时他的身边还站着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
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之后的几天里，比利时警方在布鲁塞尔及其近郊逮捕了9名被怀疑参与了此次恐怖袭击的犯罪嫌疑人，而在巴黎郊区，法国警察也逮捕了1名嫌疑人。比利时警方对布鲁塞尔的夏尔比克（Schaerbeek）区进行了大规模搜查。根据比利时联邦检察官的说法，警方搜出一个塞满钉子的炸弹、化学武器，以及一面“伊斯兰国”旗帜。去年12月10日，比利时警方正是在夏尔比克区的一间公寓中发现了法国恐怖袭击逃犯萨拉赫·阿布德斯拉姆（Salah Abdeslam）的指纹。比利时媒体《最后时刻》（La Dernière Heure）指出阿布德斯拉姆去年11月13日逃离巴黎后便躲到了夏尔比克区，直到12月4日比利时警方为寻找另一名恐怖分子对该区展开大规模搜查才离开。警方12月10日在房间中发现制造炸药的三聚过氧丙酮，用于携带自杀炸药的腰带，以及一枚阿布德斯拉姆的指纹。
3月18日，阿布德斯拉姆最终在莫伦贝克（Molenbeek）区的一处住所内被比利时警方抓捕。“我们都以为阿布德斯拉姆早就离开了比利时。”莫伦贝克区区长事后如此说道。然而威胁远没有结束。在阿布德斯拉姆被捕后的第二天，比利时安全部门就开始担心恐怖分子的报复行动。最终恐怖袭击果然发生。
在比利时发生恐袭爆炸之后，于布鲁塞尔被捕的巴黎恐怖袭击重犯阿布德斯拉姆开始拒绝配合警方调查，不再开口讲话。目前看，依然有恐怖分子在逃，比如参与巴黎恐怖袭击中的第11人穆罕默德·阿布里尼（Mohamed Abrini）依然没有踪迹。本次恐怖袭击的重要嫌犯纳吉姆·拉克哈维（Najim Laachraoui）也同样在逃，他在恐怖袭击当日被布鲁塞尔机场监视器拍到，但他并未引爆自己的炸弹。据调查，拉克哈维在2013年曾赴叙利亚，是一名炸弹专家，巴黎和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中使用的炸弹很可能都是他制造的。
在比利时警方大规模搜查行动和逮捕之后，布鲁塞尔的公共交通已经在逐渐恢复。而有着“欧洲恐怖分子首都”的布鲁塞尔莫伦比克区成了出租车不愿前往的地方。莫伦比克区居民称，本来以为3月18日巴黎恐怖袭击主犯阿布德斯拉姆被捕后首都形象会改善，但是“这么一炸，什么都完了”。
他们是谁？
上一次法国恐怖袭击，诸多的专家正忙着将事件归类，提出了通过网络分散行动的“恐怖主义3.0”概念（Lumpenterrorism）。但不管这些恐怖分子多分散，他们依然拥有很多共同特征。根据比利时警方确认，此次参与袭击的恐怖分子虽然都使用了假身份，但实际他们都是拥有比利时国籍的穆斯林移民第二代。他们都属于“城市的一代”，上世纪80年代出生，遇到就业缩紧，远离核心社会，并且经常与警察打交道。
比利时是西欧诸国中比较特殊的国家，他不像西班牙和法国，有着殖民北非的悠久历史。在西方诸国煤矿和炼钢产业飞速发展的时期，比利时从法国北部吸收了很多摩洛哥裔移民作为工业劳动力的补充。比利时如今70万穆斯林人口中，50万都来自摩洛哥北部的里弗（Rif）地区。背山面朝地中海，这一属于柏柏尔人的地区曾经受到西班牙的殖民，而后在常年的贫困环境中向外国输出移民，就像美国之于西西里移民，里弗人移民到了西班牙、法国西北部、比利时和荷兰。
回溯里弗人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可谓充满了悲剧。熟悉他们的历史，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加了解里弗后裔恐怖分子们为何会如此残忍和冷漠。早在摩洛哥沙里弗王朝时期，精于走私、善于牧羊的里弗游牧部落就脱离了皇族的控制。1904年10月，法国和西班牙签订瓜分摩洛哥的协定。1912年3月30日，法国强迫摩洛哥苏丹签订了对摩洛哥实行保护制度的《非斯条约》，五分之四以上的摩洛哥领土成为法国殖民地。同年，法国同西班牙签订《马德里条约》，西班牙获得摩洛哥北部里弗地区和西南端德拉河以南的沙漠地带。虽然西班牙官方确定的殖民时间是1912年，但西班牙军队在此地的真正征服始于1920年，不料在1921年7月遭到阿卜杜勒·克里姆领导的里弗各部落的强烈抵抗，西班牙2万军队在里弗山区的安瓦勒（Anoual）受到重创，损失数千军人和大量武器。阿卜杜勒·克里姆率领各部落建立里弗共和国。之后的5年中，西班牙军队用德国制造的沙林毒气炸弹持续轰炸里弗部落。1926年，西班牙和法国联军进攻再次战败，使得上世纪30年代摩洛哥民族独立运动重新高涨。1936年，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再次从西班牙控制的摩洛哥北部地中海飞地梅利利亚（Melilla）港发动里弗战争，摩洛哥也由此被带进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后的摩洛哥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在法国殖民者的影响下，萨米·格拉维政变引发惨烈的摩洛哥人民示威和武装起义，最终随着苏丹尤素福复位，1956年法国同意废除《非斯条约》，承认摩洛哥独立，同年西班牙也放弃所占领的里弗地区。苏丹尤素福改称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但此人对里弗地区严加控制，从19世纪就可随季节自由通行至阿尔及利亚的里弗人被穆罕默德五世要求不允许再跨过摩洛哥边境进入法属阿尔及利亚，1958到1959的两年间，里弗人开始反抗摩洛哥王国，摩洛哥皇室和法国的联合镇压非常恐怖，凝固汽油弹成为轰炸里弗的常用手段。随后穆罕默德五世的继任者哈桑二世则更是始终对里弗地区采取镇压政策，直到哈桑二世1999年过世，里弗地区没有获得过摩洛哥王国的任何一笔建设投资。
在贫瘠的北部山区，里弗人有种植大麻的传统，此时的里弗人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偷渡移民，要么贩毒。上世纪70年代著名的“法国贩毒网”将制作大麻膏的技术引进到里弗山区，里弗就此开始了长达40年的贩毒历史。里弗地区的部落和里弗移民们如今成了全球这类毒品生产和销售的最大网络。通过流亡海外的里弗移民，这一网络遍及阿尔及利亚、荷兰、西班牙、法国和比利时。
在饱受摩洛哥王国和前殖民国的摧残后，里弗移民将自己封闭在柏柏尔人的独有语言中，更倾向于与自己的家庭或者氏族打交道，并建立自己的贩毒和贸易网络。思想开明主导改革的摩洛哥新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登基之后，开始转向温和地处理里弗地区的冲突，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西欧国家上世纪煤矿产业的衰落再一次将欧洲里弗移民的命运推向别处，他们被工厂大批解雇，失去稳定工作的他们大量迁至大城市的郊区聚居，昂热、鲁贝、亚眠、列日、鹿特丹和布鲁塞尔的郊区都能看到他们。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对摩洛哥国内的里弗人的打压在1984年胡塞马暴乱时达到高潮，之后更多里弗人移民来到比利时郊区与之前的聚居者们会合。
里弗移民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比利时毫无阻拦地成长着。在拥有诸多摩洛哥移民的法国，该国警方和情报部门始终与摩洛哥警方进行合作，去共同监视所有的里弗移民网络。由于柏柏尔人语言的特殊性，法国警方还特意雇用了一些里弗人来为他们进行监控和搜集情报的工作。同样拥有里弗移民的西班牙也做着同法国政府相同的事情来监控里弗移民网络。但在比利时，却截然不同。
比利时政府此前完全没有意识到北非移民的风险，该国警方也不允许法国或摩洛哥警方监控比利时的移民。由此比利时成了一个巨大的安全黑洞。布鲁塞尔这座城市在拥有欧盟诸多行政机构的同时，也拥有着复杂的社群结构，贫困、经济犯罪、全球化、贩毒和宗教极端化在这里发酵。
比利时政府和法国政府一样，既对宗教问题非常避讳，又认为通过移民社区的民选代表有助于解决穆斯林移民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早在上世纪70年代，沙特、伊朗、卡塔尔等中东国家的大型组织或机构就开始对全球的年轻穆斯林进行教化，沙特阿拉伯在全球范围内资助兴建了数千所清真寺，并通过这些清真寺进行瓦哈比教派的思想传播，而卡塔尔和土耳其则通过穆斯林兄弟会传播他们的思想。按照瓦哈比教派和穆兄会的观念，真主在给予阿拉伯人石油的同时，也希望阿拉伯人可以通过传教将世界伊斯兰化。正是在这种思想下，兴建清真寺的背后，还有着电视、网络、书籍和音像出版等不同方式进行工业化传教。
来自沙特和伊朗的穆斯林布道者们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对在西欧的里弗人后裔进行重点布道，这些年轻人因为家族受到哈桑二世驱逐而痛恨摩洛哥皇室，而失去根基的穆斯林们渴望获得正统信仰的支撑，伊斯兰逊尼派的赛莱菲派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
在躲避了摩洛哥和法国警察的严密检查之后，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成了孵化宗教极端主义的最好温床。如今莫伦贝克区拥有4个国家承认并拨款资助的清真寺，但同时还有18个民间清真寺。这些清真寺的伊玛目大部分在沙特阿拉伯接受教育，其他的伊玛目则从移民原籍国直接派来。社会党议员菲利普·莫赫（Philippe Moureaux）1992年当选莫伦贝克镇镇长，在他直至2012年长达20年的镇长工作中，该镇的宗教机构被授予了极高的自主权。正是那段时间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在该区膨胀，2005年时，在酒吧和商店里很难找到酒精饮料出售。
莫伦贝克区成了黑洞的中心，自始至终潜藏隐患。已被警方击毙的巴黎恐怖袭击主谋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巴乌德就出自这里，也是在这里，他幼时就认识了今年3月18日被比利时警方抓获的另一名恐怖分子阿布德斯拉姆。
这一拥有10万居民的北郊城区与首都布鲁塞尔遍布酒吧和画廊的市中心仅有一条运河之隔，却有着天壤之别。莫伦贝克区有着悠久的恐怖主义历史。2001年9月9日刺杀沙赫·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的行动、2004年马德里恐怖袭击，再加上后来与阿巴乌德有关的布鲁塞尔犹太博物馆枪击案、比利时至巴黎高铁枪击案等，大量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谋或执行者或多或少都与莫伦贝克区有关。这一拥有大量穆斯林移民的贫困街区，在最近几年向叙利亚提供了50名原籍比利时的“伊斯兰国”圣战者。
去殖民地化的破产
“宗教极端主义遍布西欧的现象是西方去殖民地化进程破产带来的苦果。”巴黎第一大学当代北非历史学教授皮埃尔·维尔梅伦（Pierre Vermeren）曾在摩洛哥任职历史老师7年，并著有十几本关于北非地区的书籍，他认为，“我们总认为去殖民地化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同时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它带来的影响至今我们还在不断感受到。”维尔梅伦觉得2011年“阿拉伯之春”让他突然明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殖民地独立后至今，当地人民的诉求半个世纪以来没有变化，依然还在要求自由、政治权利、普及教育、工作和提高生活水平。在脱离开殖民国后，本以为获得自由的当地人民又落入了世界大国扶植的独裁政府或军政府的掌控中，新政府没有兑现曾经的诺言，生活依然艰难。在“冷战”的背景下，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赛莱菲派或伊斯兰圣战等一系列思想或宗教开始在前殖民国家中传播，以期通过这种力量推翻当时的统治政权。
同时，前殖民国家的独立使得当地百姓大量涌入欧洲，一方面，1500万北非人和他们的后代移民欧洲国家；另一方面，一些接受移民的欧洲国家觉得应该为曾经的殖民历史赎罪，主动去修复和前殖民地移民的关系，而其他欧洲国家则选择淡忘，不愿提及当年殖民北非的历史。“正是在欧洲国家集体长期失忆的情况下，前殖民国的移民们才会在80年代工业危机后出现无法真正融入欧洲社会的问题。”维尔梅伦如此说道。高企的失业人数最终成为社会危机的直接隐患，北非工业移民的第二代在社会中失去了改变社会阶层的机会，进而在整个公共场域中失去话语权。也正是在80年代，“移民问题”这一概念才被欧洲媒体正式提出，与社会住房和待业年轻人问题一并讨论。此后随着欧洲去工业化进程，移民问题逐渐脱离社会议题，升级为文化冲突。后者继续在欧洲本土发酵，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东国家传教者们的影响下愈演愈烈，隐性的宗教逐渐成为欧洲安全的核心问题。
“如今欧洲对待前殖民地移民的方法其实也可以看作殖民政策的一种延续。”萨德里·基亚利（Sadri Khiari）这样认为，他是2005年法国“共和国本地人”运动的发起人，并著有《贱民政治：移民、本地人和郊区年轻人》一书。他认为在法国正是这些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最受主流社会歧视。
但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欧洲诸国真正恐惧的是穆斯林移民衍生的宗教极端主义，还是各国的贫困人口？《警察与可见的少数群体：巴黎的身份认同控制》一书中就曾引用过一个实际例子，以展现欧洲大城市警察与年轻人的冲突，并在当时引发了社会讨论。2007至2008年，两名美国社会学家曾秘密跟随巴黎警察巡逻巴黎北站火车站和夏特莱这两个市中心治安混乱的标志性街区。在警察针对街上路人进行的580次身份检查中，黑人和阿拉伯人被叫住接受检查的次数要比白人多7至8倍。但除了种族，另一项因素也很有决定性，那便是穿着。服饰穿着“年轻”尤其是“嘻哈风格”的人接受检查的次数要比穿着“不起眼”、“城市风格”的人高出11倍。也就是说，一名拥有标准“嘻哈风格”全套运动衫配着头戴式Hifi耳机的白人要比一名身穿西服系着领带的阿拉伯人更容易引起巴黎警察的怀疑。可见贫困、移民和宗教问题在欧洲被搅在了一起，彼此很难分开。
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布鲁塞尔空无一人的偌大街道更加让人产生恐惧。恐袭中31人丧生，比利时内政和司法两位部长分别请辞，但首相没有批准。而去年底巴黎恐怖袭击中129人丧生，法国警察总署和情报总局的两位领导随后却分别获颁骑士荣誉勋章。荷兰有句谚语：“天真得像个比利时人，狡猾得像个法国人。”不管天真还是狡猾，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妥协，并没有换来和平。
文 张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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