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全球最大的童书展会博洛尼亚书展上揭晓，中国作家曹文轩获得儿童文学作家奖。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这个堪称“小诺贝尔奖”的儿童文学至高荣誉。
国际安徒生奖是由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IBBY）在1956年设立的国际儿童文学大奖，以表彰获奖者为青少年儿童文学事业做出的永久贡献，是国际上公认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的最高荣誉奖项。该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奖项只授予在世的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且获奖者不可重复得奖。奖项衡量作家、画家的整体创作，而非针对某一部作品，因此很多人也将它看作“终生成就奖”。获奖者会被授予一枚刻有安徒生头像的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此前，全世界已有31位作家（1968年有两位作家一同获得）和25位插画家获奖，获奖者大多来自欧美和澳大利亚，亚洲仅有两名日本作家和一名日本插画家获奖。
该奖项的评奖机制，是在评选之前由设于世界各地的60多个IBBY分部进行提名，推荐他们认为在儿童文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作家和画家。中国作家孙幼军、金波、秦文君、曹文轩、张之路都曾成为该奖项的候选人。今年，再次成为候选人的曹文轩，从世界60多位提名者中脱颖而出，进入IBBY公布的五人短名单，并最终获奖，成为国际安徒生奖历史上第一位中国作家。
在得奖结果公布之前，曹文轩曾对我说，身边的人好像都比他紧张，但他自己心里其实很平静。这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并不需要用奖项来证明或展示自己。作为北京作协副主席，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世界范围内，曹文轩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出版发行；在国内，获得大大小小的几十个文学奖之外，他的长篇小说《草房子》的节选（《孤独之旅》）进入“人教版”《语文》九年级教材。这几乎让他的作品成了中国青少年的必读书目。
自1997年出版以来，仅《草房子》一部作品就被印刷了300多次，销量高达千万册。小说《青铜葵花》也已经接近200次印刷。除此之外，他的《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细米》《火印》等长篇小说、“大王书”系列、“我的儿子皮卡”系列、“丁丁当当”系列作品都是非常畅销的长销书。2014年，“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成立，成为国内第一家以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为核心的“全版权”运营机构。也就是说，在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之前，曹文轩已经完成了一般意义的成功。
当然，作为世界级的儿童文学奖项，国际安徒生奖的获得对于任何一位作家而言，都不可能只是简简单单的锦上添花。就曹文轩而言，它不仅使这位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开始创作的作家在书写了近40年后，终于站在世界儿童文学写作的至高点上。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奖也在印证作家多年前的观点：“中国儿童文学的最高水平就是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水平。”
三联生活周刊：就儿童文学而言，是不是全世界的写作都趋于相近的样式或者模本？我们的儿童文学和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吗？
曹文轩：儿童文学的模本是西方创造的，所以每当我们谈论起来，都会拿西方的儿童文学说事儿，好像儿童文学就应该是那个样子，我一直不赞同。首先，我们回顾儿童文学的历史，它是过去没有的东西，没有儿童文学可读的时候，世界照样很好，孩子照样长大，托尔斯泰、鲁迅都没有儿童文学可看，但并不妨碍他们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很重要，但儿童文学并不是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儿童文学的样态是我们自己规定的，我们不必要按照西方人对儿童文学的规定来创作。如果西方人看我的作品，他们会发现，我所写的儿童文学作品，从绘本到长篇，和西方儿童文学都是大不一样的，但你依然必须承认它们是儿童文学。如果说我在这五个人（最终入围国际安徒生奖短名单的五人）里存有优势的话，就是我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儿童文学，而那四个人所提供的依然存在于西方儿童文学原有的范畴之内。写得好与写得不一样是两个概念，我就是写得不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
曹文轩：最重要的是，我的作品深刻地揭露了整个社会最底层的部分。而西方的，通常被我们认可的儿童文学，讲的都是动物童话故事，很少有写实的作品。即使有，它们与社会嵌入的深度也是非常有限的。第二，我的故事是道道地地的中国故事，它们不可能发生在美国、德国或者法国，而巴黎的故事完全可以出现在法兰克福。在《草房子》300次印刷的时候我就讲过，在世界范围内，很少有一个民族像我们遭遇那么多的灾难，但造物主带给我们这些灾难的同时，所有这些都转换为财富。“二战”之后，整个西方就没有发生过重大的事情，一直是平稳的，所以他们的儿童文学为什么是现在的样貌，因为生活没有提供给他们新鲜的素材。而我们不一样，有那么多独特的故事，那么丰富的素材。我写的故事虽然发生在中国，但西方的孩子都能读懂，它们无非在讲世态炎凉、悲欢离合，人存在的状态，那些人类共同的命题。当年苏联的坦克碾压布拉格的时候，米兰·昆德拉曾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伦敦，发生在巴黎，只是在以不同的形式发生着。我写的这些故事，在巴黎、在伦敦也可能正以不同的形式表现。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写作上的差异，也发生在你和国内的其他儿童文学作家之间吗？
曹文轩：我和其他儿童文学作家在写作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在于我执著地写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们的批评家们，太多地只看到西方文学好的东西，一说到西方的儿童文学，马上就眉飞色舞，可什么时候也能用赞赏的眼光，欣赏的心态看看同胞写的东西，看看我的故事呢？他们做不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需要得这样一个奖。
三联生活周刊：相比之下，绘本似乎就模糊了这些差异，所以我们在此谈论儿童文学，是在一定的年龄段和种类下所进行的讨论。
曹文轩：是的，儿童文学分很多年龄段，我的创作主要集中在给少年读的小说。如果谈到绘本，还分为给孩子读的和给成人读的，但它的共通性很强，我的看法是绘本不要分地域国度，我一直反对“中国绘本”这个概念。绘本在西方有很长的历史，西方的孩子是看着绘本长大的，它和我们小时候看的连环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绘本中我最心仪的部分是和哲学结合在一起的，我认为离哲学最近的艺术形式就是绘本，人类找到了一种以最简洁的方式表达黑格尔，表达康德、尼采的那么深刻的哲学的形式，而绘本表达的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并不比哲学家触及的问题浅。比如我写的《羽毛》，讲的是一根羽毛飘落在地上，捡到它的男孩问身边的女孩，这个羽毛是属于哪一种鸟的呢？羽毛听到后，开始了自己的寻找，我从哪儿来？属于谁？一路上羽毛问孔雀，问云雀……这就是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我们的身份、属性，从哪儿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提到，中国需要得这样一个奖（国际安徒生奖），是从什么意义上讲？很多年前，你发表过这样的观点——中国儿童文学的最高水平就是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水平，这除了是在强调我们认知自己文学的自信之外，还从哪里解释？
曹文轩：我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几年前我就讲，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水平的部分，就是国际水平的文学。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没有多少人赞同，一说起来就是我们不行。后来，莫言得诺奖了，大家就不说了。所以我说，莫言得奖除了他自己高兴，第二个高兴的就是我，你们不都承认诺奖吗？那么这种争论可以停止了。中国有着非常庞大的翻译大军，几乎全世界高水平的作家和作品都已经被翻译过来了，所以，我们在谈论我们文学的时候，并不是关起门来看的，而是看了成千上万部别人的作品之后做的判断。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年前，你就给中国儿童文学下了这样的结论。
曹文轩：是。因为我获奖之后，这个话倒不用再说了。莫言得奖之后，几乎没有人再说中国文学不行了。有质疑的声音，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奖。这些奖项讨厌的地方就在，他们让问题失去了其他的判断标准。不拿这个判断，又拿什么判断行还是不行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对诺奖、对安徒生奖那么在意。走向世界这个命题是一个中国命题，美国、德国甚至日本都没有这个命题，焦虑的就是中国，可是怎么解除这个焦虑呢？就是获奖。因为你说好没有用，10年前我就说好，没有用，只能通过拿奖来评判。也许等到中国得了两个诺奖、两个国际安徒生奖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去想中国文学行还是不行的问题了。
当然，我们只是借助得奖来进行一个论证。当我们说我们的作家应该得奖的时候，是拿文学恒定的标准来看的。文学自诞生起标准就已经确立，可能所有的问题都能放在进化论的范畴内讨论，唯有一样东西不能，就是文学。文学不存在今天的一定比昨天的好、明天的一定比今天的好，不然，你今天写的诗一定比李白的好。文学性、艺术性、美学价值没有变化，文学写人、写故事、写风景，这些基本的东西不会变，故事的内容在变，探讨的主题在变，但文学性不会变。
三联生活周刊：从“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成立以来，你的名字成了一个儿童文学品牌，这会使你存在某种顾虑，影响到你在成人文学领域的创作吗？虽然你不是绝对的儿童文学作者，但成人文学作品的数量实在不多。
曹文轩：我有一部分作品是孩子绝对不能看的，45万字的《红瓦》就是给成人看的作品。当年，这部作品离茅盾文学奖只差一票。还有《天瓢》，那里面有大量的情色描写是孩子动都不能动的，此外还有很多短篇。虽然所有书出版的时候都有上架建议，但确实有时候会被读者搞错。我遇到过那样的情况，签名售书的时候，孩子手里拿着《天瓢》来找我，我就会跟他说，这个书是你不能看的，你必须当着我的面承诺，这个书会交给爸爸妈妈，我们重新换一本书看。当然这种事情是很少发生的。其实不光是我，世界上有很多作家都在写作儿童文学的同时也创作给成人看的作品，包括安徒生在内，他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儿童作家，只是说“我是一个作家，我写的书孩子能看”。反过来，我写的那些儿童文学至少有三分之一不光是为了孩子写的，成人也能看。我不想简单地被称为“儿童文学作家”，客观的对我的定义，是我写了孩子也能看的书。
三联生活周刊：对你来说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区别是什么？
曹文轩：儿童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区别是具体的，而不是根本上的。比如有些东西是不适宜向孩子表现的，性、暴力、过于恶的东西，是需要我们在写作时进行必要的遮蔽的。我所理解的儿童文学是要给孩子的精神打底子的，毫无疑问，这个底色不能是灰暗的。全世界的儿童文学就像全世界的母亲一样，母亲愿意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把肮脏的东西给他们看吗？她们凭直觉就能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告诉孩子的。
三联生活周刊：创作要比较严格地遵照儿童心理学吗？
曹文轩：更多的是一些约定俗成的道理。我在大概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都在研究哲学，发现许多问题从理性上是解释不清楚的，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是要凭直觉的。直觉特别重要，就像一个母亲一样，她凭直觉就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制”住孩子，用什么方法教导他。
三联生活周刊：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根本不存在写作难度上的差异？
曹文轩：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难度上是没有区别的。这也是我一贯的观点，我们圈里的人都在强调儿童文学的特性，而我强调文学的一般性。儿童文学是不是比成人文学难？我提供一个事实，这基本上已经无法推翻：写成人文学的作家转而写儿童文学很多都不太成功，但是写儿童文学的作家很多都去写成人文学了，比如铁凝、王安忆、刘心武。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成人作家写儿童文学有什么问题呢？你为什么一直坚持儿童文学？
曹文轩：他们往往找不到对话的语言，编不出能抓住孩子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写作选择了儿童视角，它所带来的是特定的美学效果，让我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我在美学情趣上是比较向往诗性的，以及人类存在的状态。儿童文学、儿童视角能帮我实现，达到我向往的东西，满足我的美学趣味。这可能是我选择儿童文学的重要原因，其实还真不是单纯地去为了孩子写东西。我发现当我站在儿童视角，一旦投入到那个语境之中，整个故事的走向就全部改变，就像产生了很不一样的化学反应，而这些故事一旦用成人文学的视角考虑，包括存在于故事中的同情、悲悯则都会完全改变。用儿童视角写作，我所编出来的故事是别人编不出来的，因为我的角色是孩子。而有的故事打动你就是因为那里面是个孩子。
记者 孙若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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