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钢的减员风波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发酵，今年“两会”，新上任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国强对央媒说：在去产能大背景下，不可能8万人都炼铁、炼钢，可能有四五万人得另谋出路。其实去年底，集团就已经裁员1.1万，其中，武钢股份公司减6000人，集团公司减5000人。
“全民”与“大集体”
沿着青山区和平大道走到底，转到冶金大道、友谊大道就是伫立了近60年的武钢厂前大门。一路上有“武钢”抬头的门面房应接不暇，不仅有医院，曾经是招待所的武钢宾馆，还有武钢旅行社，那是集团底下的三产，全市只此一家门面；铁链门的武钢火车客运票点、印刷厂，都好像很久没开业的样子，旁边是极易遗漏的“武钢大学”，白底黑字招牌竖挂在铁栅栏边。
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开到“建八”（建设八路）就意味着青山区最繁华的商圈到了，那里围绕着大名鼎鼎的红钢城而兴盛，红钢城是武钢第一代职工居住区，苏联式内阳台三层楼的红砖房掩映在一片“还建房”底下，因历史弥久而不敢拆。曾经，每到上班时间，骑自行车的工人一个方向涌去厂门前，下班时，“厂门前1万人总是有的”，出租车司机跟我回忆到10年前，那时他的车开不进来。
“你看现在，两个高炉烟囱都不冒烟了，以前是红光闪闪。”他说。在大门口就能看到厂区北面一根冷清的大粗水泥烟囱，通往长江港口的铁路从我脚下的栈桥穿过，几节空车皮停在铁轨边的石碴上，仿佛诉说着50年代时闷罐车在此拉运职工的胜景。
厂里的楼房基本是两三层高，灰色与红色相间，因年久失修，可以见到积满灰尘的钢窗时有毁损，留下一个个黑洞。这整座仿苏联风格的厂区有22平方公里，冶炼片、炼钢片、轧钢片井然有序地延伸，树丛里不时有铁轨冒出，让人想起苏联小说里栎树成荫的城郊钢铁区。武钢还有港务公司，是长江上最大的企业专用港口，繁盛时铁运、水运都在此完成，整个青山区都是武钢的城中城。
工人大多骑车穿梭，在武钢重工集团，我看见一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工人坐在厂房前歇息，在拱形铁门里，满是大卡车。他是一名装配钳工，45岁，工龄却有28年了，现在他也担心那把悬顶之剑突然落下。虽然武钢这次“一刀切”的年龄线是男工55岁，女工45岁，但他是“大集体”编制，随时就能被遣走。上世纪80年代，武钢在“全民”编制以外增加“大集体”，前者是全民所有制下的企业核心职工，是共和国正统的工人阶级，而“大集体”则是为了安置五湖四海前来援建的职工家属而成立的集体所有制。
到了90年代，由于人多、活路少，慢慢走下坡路，以至于“大集体”人员的工资是“全民”的一半。我后来采访的一些“大集体”职工，不少人告诉我10年来工资仅千把块，他们的名分比“全民”低，干着更粗重的辅助活。本次被裁后，每月几百元不等（不同企业依效益而有所不同）的买断补偿金，按距离退休年限算，一次性给付。
这位钳工每月工资2000元，而其中绩效却总是拿不足额。“现在没法搞满负荷生产，多开工一分就多亏损一分。”他这样说。重工是副业，上游炼钢、轧钢效益不好，他们也没有销路。去年底职代会上有人喊，全厂1200人是“700个产业工人养500个行政人员”，而现在每个车间近乎减三成人。3月19日，集团在武钢体育馆办了个万人招聘会，33家社会企业提供了1.2万个岗位，这对死灰般的冗员来说犹如起死回生，是近几天武汉市不小的新闻。厂里动员所有被裁的以及在岗的都去看看，有的分厂甚至在那里搞签到，要求40岁以上女工全部去。
他也去了。“我看了，最近的也在东西湖，青山过去两个小时车程，谁去得了？”他说。另外，很多厂家都有年龄条件，“有些招女工的是40岁以下”，这显然与本次有“就业刚需”的女工存在年龄错位。他在马路边休息了10分钟，说要进去干活了。
这些逃过了90年代“下岗待业潮”的幸存者如今彻底成为单位制下的“老人”，当他们正期待着几年后平稳退休的时候，却再次受到本轮经济下行的冲击。所以，这些年近半百的产业工人进入市场化竞争的就业市场，首先遭遇的是一道极其难以跨越的心理沟壑。
这也许是“单位”工人的职业生涯中最痛苦的一次应激。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企业管终身的想法，“从工厂到坟墓”的福利体系一旦割断，他们就无所适从，不少人抱怨那些现场的招聘单位实行“劳务合同”。确实，在我后续的采访中，发现单位制底下的人向市场化职场过渡的过程中，充满了一种封闭又单纯的执拗，虽然他们也发现在拿着买断补偿的同时，再在市场上找份工作，或许总收入比之前更多，但他们仍因为那份工作没有保障或者路途遥远而放弃。
一刀切
3月23日，夜色下的红钢城一片安宁，这里巅峰时曾住有近4万人，红砖坡顶的三层高楼房辏集在一个原本的小渔村上，打开了城市包围农村的第一篇章，武钢人在此已形成了群落。1955年，青山区集结了5万多名建设工人，7万多工人家属，列宁格勒设计分院院长别良其可夫、总工程师格里高里担任设计，建造了这里。据《武钢志》记载：从同行业厂矿抽调大批技术工人支援武钢建设，这些工人来自鞍山、大连、沈阳、哈尔滨、天津、北京、太原、郑州、长沙、重庆、昆明、广州等地。1958年，第一批工人从简易工棚搬到这里，而武钢也浇出第一炉钢水。
一位居民带我来到六街坊一处门坊下，那正是饭菜飘香的时分，袁跃进走了出来，他的门前停着一辆白色尼桑，代表着在这个小区他家颇有经济实力。像很多底楼的住户一样，他的门口有个铁皮棚子，可做室外灶间。当年为了省料，这房子内部是以“竹木代钢筋”的结构，墙壁用灰砂，年久剥蚀，里屋采光很不好。我和袁跃进坐在铁皮棚外聊着，街坊很多工友叫他“袁总”，实际上他只是武钢条材总厂CSP分厂的高级技工。
去年底，受集团指令，全厂超过55岁的男工“一刀切”回家，包括他。集团在媒体上的说法一直并非“裁员”，而是“内退”、“临时歇工”，不改变劳动关系，但在袁跃进看来，这都是表面文章，他知道，一旦退下是不可能再上岗的。走的时候，集团拟好了“协议退岗书”，要他们签字盖手印，有的人心怀愤懑不愿签字，“你要我回家就算了，还说我是自愿回去”。这还是对“全民”的一套做法，至于“大集体”，是这套都省了的。
作为老职工，他也觉得不公平。“在我这个资历的人，在厂里是骨干，单位这样做是很不地道的。”他说。回家后厂里小徒弟很多事情搞不定，打电话问他。“从个人来说我是师傅应该跟他们讲一讲，但从武钢这么做的角度，我不想说。”他剃着光头，有点大哥派头，但满腹工人阶级的体制内情怀，不停地点烟。
袁跃进是地道的汉阳人，70年代中，从农村下放回来后就进厂了；而他妻子一家则是从东北鞍钢过来援建的，她还没出生时父母就来到红钢城，如今岳父母已过世，他也在红钢城工作了30年。这里很多家庭都是50年代扎根的，算到今有四代人了，先辈开枝散叶，把子弟送进武钢，再相继逝去，是这个社区繁衍更迭的基本法则。
袁跃进有一个儿子，还攒了一辆车给儿子开，买了套房在还贷，这是这份工最好的馈赠了。他待过一热轧厂，三热轧厂，最后从CSP厂退下，眼看着生产技术的提高。CSP厂已经有集炼钢、连铸、轧钢三位一体的全新生产线，可以独立面对市场，所以也是“集团的盈利单位”之一。袁跃进是专检员，全集团大大小小3000台电机他要排查维修，“救火员”性质的，他每天填排查报表，每周做检修计划，重点是排查发现问题。这个岗位也靠自觉尽责，他恪守了40年。
1974年，武钢进入“第二次创业阶段”，以“一米七轧机工程”（也称“07工程”）的引进为标志，因为轧辊宽度1.7米从而得名。70年代之前，中国每年要花3亿美元进口薄板钢材，毛泽东决定从日本、西德引进成套设备，就落户在武钢。1974年9月，10万建设大军云集，参加“07工程大会战”，3年后，中国投资40亿元成功落成。随着硅钢厂、冷轧、热轧厂、连铸车间相继投产，“一米七”正式登上中国舞台，结束薄板钢材依赖进口的局面。
就在这夜校灯火辉煌，图书馆天天爆满的狂飙期，袁跃进进了厂，也享受到了无上的光荣待遇。1975年，初中文凭的他被送去华中科技大学进修了一年，专攻电机工程，就是为了出来后为“一米七”工程服务。这个庞然大物是由25台电脑控制的，这也是他的职业生涯里首次触摸到第三次世界工业革命的产物。但他也见证了“文革”困难时期与西方接轨之难，“洋轧机只吃面包，不吃大米饭”，引进的计算机数学模型，只认进口钢坯，无法轧制国产钢坯。
一位日本专家在回国前在黑板上画下两条曲线，断言“一米七”的生产力会不断下降，终将变成一堆废铁。后来，是在邓小平视察后，武钢发起科技攻关，成功改造“洋数模”，1985年底，“一米七”终于达到核定设计水平。
市场化浪潮下的劣势
90年代后，市场化浪潮开始裹挟所有国营单位，有些厂子公转私后开始搞保产，为节省成本，企业不再招正式工，又用更低廉的外用工挤占正式工名额。武钢开始意识到“企业办社会的弊病”，那时12万职工吃着钢铁大锅饭，7万人分布在基建、矿山、文教、后勤系统，各种社会职能大而全，降低人均产能。
1993年，武钢开始实施主辅分离，37个专业化公司成立，7万人从母体剥离，形成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分公司、参股企业的大型集团。袁跃进当时所在的一个汽车检修班18个人，自从维保单位进驻后，只剩下他一个人是老武钢人。这样的话，他就成了班长，监工底下的人。
他第一次感觉到现代科技在挤压他的生存空间是近10年，武钢人流传着一句谚语，“父辈挥铁锹，儿子点鼠标”，后来招工进来的人都起码是专科学校毕业的。有了数控后，很多操作线上的事都不用亲临，但维修依然得到现场。袁跃进觉得技术再发展也代替不了人工，他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出现场的危险系数不曾减轻。“钢企职工到了退休能好手好脚地回家是幸福的。”他说。
在红钢城，不乏带着工伤待在家中的，这些人的转型将更为波折。六街坊7号门里的孙晓（音）工伤在家两年，也退下了，他与86岁的母亲同住，兄弟姐妹四散在武汉各区，唯一的儿子在日本求学。
孙晓穿着厚棉睡衣从屋里走出来，面有愠色，隔着单元铁门不情愿地回答着我的问题。从尘腻的铁栅栏望进去，那是一个外阳台二户人家的格局。他是武钢焦化厂的一线工人，见面便愤愤地说“是厂里逼迫我退的”。2014年8月，他爬上一块4米高的铁板清扫灰尘，准备点焊，不料铁板已腐烂，一脚踏断摔了下来。
现在，他的腰间有6根美国进口的钢钉，而他的脖子上却还挂着一根金链子。有两年没有上班，他说他站着说话都腰疼，也极少出门，每天忙顿晚饭都要从两点开始摸索。厂里叫他签字的时候，还欠着他一份工伤证明，没有它的话就无法报销药费，也无法享受每年9天的免费住院。当时单位给了他1万多块钱的营养费和护理费，跟他说如果报了工伤取得赔偿后，这些钱还要扣除，他还是报了工伤。
孙晓1977年入厂，他的父亲从鞍钢来到武钢，举家迁来，母亲从未工作，未曾参与过社保。在红钢城，那些早期随员而来的配偶往往不再工作，一生在这阴暗的红房子里持家。孙晓86岁的母亲如今躺在床上浑身疼。“我吃什么药她就吃什么药。”他有点怄气地说。他就给她吃芬必得。现在，他如果不签字，就等于断了生活来源，而每个“全民”制工人，是能得到每月2300元买断补偿金的。
他还有3年退休，这笔钱能拿3年。而即使身体无恙，他也发现很难再去找工作，因为很难找到对口自己的工种。在焦化厂，他是备煤车间的取料工，属于“特殊工种”，哪里没料了就开着铲车哪里堆一下。显然，在今天很少有企业需要备煤，所以“还不如钳工有市场”。
“从进厂第一天就三班倒，为了节省成本，现在招来B类工，三两年转A类，工资从1600到2000多元，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他极抱怨这点。他所在的备煤车间近300人，走了50人。相比于被裁掉的A类工，B类工因劳动成本低反而躲过一劫，这点让这个老武钢人无法接受，40年来他的生活是凝固在那方寸取料机间的，同样“风化”的还有工人阶级的自豪感，以至于溃败后无从自适。
“非钢”自救法
在我采访的那些武钢人中，有着一种固执的“共识”，那就是武钢是被上一任领导的腐败网拖垮的。经济形势的下滑、新一轮经济周期、去产能，甚至2008年的“4万亿”投资刺激——这些都无法成为他们解释武钢与自己命运的理由。前党委书记邓崎琳的“专制”和他的家属裙带网，是所有武钢现状的话题源。连普通女工都说：他们厂的大门门禁系统，是邓的老婆的公司中标的。“原材料进来的价格往往是市场一般价格的六七倍。”
腐败因素之外，新查处的邓崎琳，也常常被武钢人拿来跟他的前一任刘本仁进行比较：“刘本仁时代”（1993～2004）的质量和效益主导，在“邓崎琳时代”换成了激进扩张。
时势之下，选择怎样的生存道路，武钢是个典型的故事。2011年开始，全国钢铁业进入“寒冬期”，钢铁作为周期性行业，它的下挫几乎是过山车般的。据中国冶金建设协会的数据，2011年国内新开工、新设计、新规划炼铁产能为420万吨、736万吨和127万吨，较上一年分别大幅下降80%、32.3%和81.3%。当年，钢铁行业利润率仅2.42%，同比下降0.59个百分点，就武钢股份（600005）2011年的年报显示，公司净利润下滑42%，但比起报亏的鞍钢，武钢仍维持了10亿元利润。而在2008年，这个数字是51.89亿元，3年之变，天翻地覆。
去年，钢企普遍进入存亡期，三季度武钢利润同比下滑200%，显然在人民币贬值、汇兑损失、钢材市场长期低迷和市场价格下跌的多种打击下，武钢压力重重。就其近10年的财报来看，日子最好过出现在2007年上半年，利润率一度达680%，在2008年底国家“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后，武钢在2013和2014年均还保持了100%以上的利润增长，但去年三季度的财报，首度出现亏损10亿元（同期钢铁行业平均亏损达7.76亿元），而全年亏损预计达68亿元。
在长江证券研究所总经理刘元瑞的印象里，钢铁行业的大面积下滑也就出现在2011年。他已从事该行证券分析10年，如今也认为中国钢铁业来到了变迁的当口，“有些行业就是要收缩的”。但他认为，钢铁作为周期性行业，利润出现骤然升降都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在长期低迷的环境下企业能撑到哪一天，到了不得不减冗降能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开源节流，而武钢选择的出路就是裁员。“在钢铁行业，往往是周期性、行业性的因素主导着它的发展，客观因素比企业一己之力的人为经营因素要大很多。”
2012年“两会”，当时还在任的邓崎琳提出一个震惊行业之举，那就是哗然一时的“武钢养猪”。“武钢将在周边购买几千亩土地，用于养鸡、养猪、种菜，开展立体生态养殖业，产品除供给武钢后勤，还可在市场销售‘武钢牌’蔬菜。”他这样说。
此举也实在是当时钢企为了“过冬”而各显神通的一个侧面。邓崎琳曾对媒体这样解释，眼下1吨螺纹钢价格是4700元，平均每公斤4.7元，而最便宜的猪肉每公斤接近26元，1公斤钢材价格抵不过4两猪肉。近几年，武钢人更会说“钢材卖不过小白菜”。2014年，武钢每卖1吨钢材亏损10元，而在5年前刺激政策刚出台时，钢材1吨还能盈利70元。
2011年，武钢加大投资非钢产业，当年非钢产业利润占到集团利润六成，53年来首次超过钢铁主业利润。尝到“以丰补歉”的甜头，武钢计划在2012年对非钢投资390亿元，这相当于全集团2011年营业额的20%，但同时受到众多诟病。在大批钢企进入非钢产业的2011年，也有负面声音认为本就不占技术优势的国企盲目搞副业就如“高射炮打蚊子”。
在青山区，有70%的商品房都是武钢集团开发的，为了减缓下滑，一般钢企都会搞些非钢产业，但受到外部条件制约，同样发展缓慢。在国外，钢企发展非钢已有成熟案例，比如日本新日铁的非钢份额占其总规模的40%，德国蒂森克虏伯的非钢产业则占一半份额，其电梯制造业稳居世界前三。
在刘元瑞看来，发展非钢无可厚非，但相对于体量巨大的本业来说，非钢的投入仍是零打碎敲式的，传统那块的转型仍然艰巨。“很多企业非钢部分投入体量仍无法与主业相比，利润高但收入低；而传统钢铁收入高却利润低，有时候钢铁企业不能光看利润，它关系到十几万人的生存，具有社会效益。”
兼并重组困局
武钢人都知道，为了盘活资产，武钢卖了很多资产，包括远郊的厂房和武钢医院（现华润武钢总医院），而武钢大学也颇有来历，那是卖了原本冶金干部管理学院的地皮后，以造大学之名在距青山一小时车程的新洲阳逻盖了个新校区，于是和平大道上就有了武钢大学的分校，而那原本只是武钢党校。
为了去除“企业办社会”的历史包袱，武钢在2013年引入华润医疗集团，将成立55年的武钢总医院兼并重组，目前，这仍是青山区唯一的三甲综合医院。通过类似的办法，也逐步将学校职能交给了社会。但是，武钢的改革之举与钢铁行业的形势之变，落差太大，形势变化太快。
对于武钢来说，最后一剂强心针或许是2012年开建的广西防城港项目。2008年，国家发改委发放两张千万吨级钢铁基地的“通行证”，武钢和宝钢得以分别在广西防城港和广东湛江上马新项目。2011年，由工信部发布的《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强调，要优化产业布局，改变钢铁业发展“北重南轻”局面，“环渤海、长三角地区原则上不再布局新建钢铁基地”，同时要求“加快建设湛江、防城港沿海钢铁精品基地，彻底改变东南沿海钢材供需矛盾”。
当时，这两个项目在国家的布局中有望减轻“南矿北运”、“北钢南运”的症结，并优化钢企产能布局，减少物流成本。在武钢的成本结构中，成本指标一直被视为其短板。而邓崎琳也透露过，武钢的资源自给率不高，身处内陆，其每吨铁矿石成本比同业高出100多元。
总造价639.9亿元的防城港项目已经于今年3月投产了首批冷轧项目，其效果远未显现，但这几年来的诟病之声却不曾消停。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未来3年淘汰落后钢铁产能9000万吨，在政策的风向变动下，防城港项目是否沦为鸡肋又未可知。更重要的是，钢价长期低迷，已经被压得极低，北方过海而来的钢材，与本地韶钢出产的同类钢材价格已相差无几。
“原来物流成本高的时候，内地钢企甚至要烧几十个亿，就为了把铁矿石拉进来；现在海运价格下来了，但是总量过剩了，做加法又是给自己添堵。所以要看是否是以优胜产能置换落后产能，整个行业在收缩，最后只剩下几个企业，这是行业规律，就像十几年前的空调企业大洗牌一样。”刘元瑞说。显然，无论如何选择，精兵简政是存活的第一步。
防城港项目被称为是武钢的“第三次创业”，虽然在我的采访中，很多人对此嗤之以鼻，但它几乎是武钢“孤注一掷”的救命符。邓崎琳在其任上留下“中西南发展战略”和“走出去”两句口号，号召“坚守主业上不再增加一分钱投资”，而是集中精力在防城港项目上。武钢先后重组了鄂钢、柳钢和昆钢，防城港钢铁基地就是其在中西南的支撑性布局。之后武钢产能将一跃逾4000万吨，列世界钢铁行业第四位，稳居中国钢企“第一梯队”。
但或许今天，中国钢铁行业谁摘得头魁已经不重要，不管是否是后来居上的沙钢、宝钢，还是共和国钢铁业长子鞍钢，都在新一轮经济周期里经历了各种阵痛。武钢地处内陆，不占地理和资源优势，又不像已经转制的国有钢企能灵活应对市场变化，所以裁员也许更像是减产的前奏。“一定是先裁员，再减能，减能是个漫长的过程。”刘元瑞说。
有意思的是，10年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已进入白热化，中央曾有意驱动武钢与上海宝钢合并，其时武钢年产900万吨，而宝钢是其3倍。这个合并结果却不了了之。而当武钢产能终于能够着4000万吨之际，这个行业迅速衰落了。
防城港项目的渊源就可追溯到2008年武钢对柳钢的合并重组。在广西政府的撮合下，武钢承诺接手最早由柳钢提出的防城港精品钢铁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把柳钢交给武钢重组，双方成立广西钢铁集团，武钢控股80%，广西国资委以柳钢全部资产入股20%。更令观察者惊愕的是，这场7年“姻缘”，在设计里的武钢“第三次创业”主战场，也于去年结束合作。
暂时的强心针
武钢还曾通过海外布局矿产来取得成本主导。邓崎琳任上，武钢喊出要在未来三五年实现海外开采权益矿，自给自足铁矿石，打破国际三大巨头（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英国力拓集团）垄断。2008年以来，武钢集团通过股权收购和项目合作等方式，先后在巴西、加拿大、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布局了8座矿山。2010年，从巴西抵港的铁金矿在宁波北仑装卸倒运，那是武钢实现首个权益矿海外提单。
但全球粗钢产量都在下降，加上中国钢铁业进入“寒冬期”，铁矿石的黄金岁月也已经结束。武钢海外铁矿石项目危机频现，巴西MMX矿破产、加拿大Bloomlake铁矿停产，部分矿产搁浅于勘探、探矿阶段。对于资源开发型行业来说，越早进入越占成本和资源优势，但中国钢企近几年在海外鲜有好矿可采，另外，矿产开发投资回报周期长，何时生效尚未可知。
2014年4月，我曾经在江苏常州采访一家因资金链吃紧而被追债的民营钢企，那是上海宝钢某钢铁分厂转制的企业，管理层大多从上海过去。那时正值钢企“严冬里的严冬”，相形之下目前的情况更不用说。几番受阻后，那位百般不情愿受访的董事长接受采访，很悲情地说：“现在多生产一点就亏一点，但我们不能停产，炉子一旦停就不知什么时候再点火。”
受制于国家对钢铁行业的调控力度加大，上游供应商赊销减少，下游钢贸不愿打预付账款，本身长期失血的状态下，一旦银行信贷方面稍有动作，就有可能资金链断裂。那位董事长把主因归咎于2008年的国家“4万亿”刺激计划，“当时银行大量放贷，所有钢企一哄而上，之后银根紧缩”。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业已严重产能过剩的钢铁业蒙上深重阴影，但年底国家的刺激政策却使钢铁企业逆市上扬，市场信息被扭曲。后来的去产能，无可避免。
从2002到2011年的产量趋势来看，粗钢产量从1.82亿吨增至6.83亿吨，钢材产量从1.93亿吨增至8.81亿吨，而显然经济增速的下滑已消化不了盲目堆积的钢铁库存。“总量到了一定阶段总是要出现拐点的，我国消耗全球一半钢材的历史总会过去，任何行业不可能无止境发展下去。刺激只是一时的拯救，只有转型升级才有活路。”刘元瑞说。
李兆刚原本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下属成套物流公司的总经理，由于钢铁物流行业同样不景气，也面临着洗牌和重组的局面，他自己创业去了。“海运BDI指数（大宗散货指数）已经是历史最低位了，大量钢铁仓储关闭，钢材市场关停。应该说中国重化工业发展已经过了由基础建设支撑的飞速发展期了，也没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周期。”他告诉我。
他认为，完全归咎于“4万亿”投资刺激是不对的。“传统重工业向来有在国家一个信号下大幅扩张的弊病，2008年只是把濒临死亡的企业救回来了，推迟了产能过剩周期而已。”
对国内各大型钢企了解颇深的李兆刚认为，政府应承担去产能背后的职工就业培训问题，社会不该一味把责任推到企业经营头上。“很多国有钢企都没有充分市场化过，所以职工的劳动是不符合市场价值规律的，90年代时下岗分流已经重创了一批产业工人，可以说现在又是一次阵痛。对很多工人来讲，他们用稳定的工作来买一份终身保险而已，只是现在这都被剥夺了。”
落幕
全联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原名誉会长、原冶金部副部长赵喜子在今年初完成了一项针对110家钢企的调研，结果显示，70%以上的企业现金流是负的。而主动减产的迹象已经出现，去年10月，总样本环比减产量已达10%。
钢铁业去产能面临着“囚徒困境”：企业皆希望去产能发生在其他地方或行业，而保全自己；另一方面，在各责任主体上，中央部委、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都难以厘清权责归属，都希望对方买单。这里面包含的最尖锐和敏感的问题就是裁员，根据赵喜子的调研，人员安置的方法无非就是一次性买断（比如武钢）、内部消化、政府安置转岗和直接裁员。
因为涉及十几万人的饭碗，企业的人事政策往往点爆全员神经，在青山区，像武钢这样的裁员新闻就能风靡城市一隅，牵动着全区产业工人的心。每一个新中国的钢企在幸福时是一样的，在不幸时则各有各的不幸。武钢的历史横跨四代人，如今那些站在红钢城的夕阳里盼着在武钢工作的子孙早归的第一代开山者，大多已在耄耋之年，他们经历过新中国重工业狂飙突进的时代，应该是在精神上最为满足的一代。
武钢城的老人史甦众是1958年进厂的，她跟我在初春的夕阳下回忆起当年，一发不可收拾。尽管她家所在的门坊，12户人家中已经有4户人被裁，她说起来犹如在说一个事不关己的新闻。她在第一炼钢厂待过8年，并见证过举全国之力建设武钢的局面。
史甦众是徐州人，1951年来到武汉时才上小学三年级。1957年，史甦众入读武钢第一技校的钳工班，还没毕业就被厂里急着要去了。如今，她还能回忆起“哪里缺人哪里补”的场面，她爬高下低，背沙拖煤，平炉灰尘大，高炉灰尘更大，她钻进烟囱检修，出来时一身工作服在太阳下“闪金光”。那时的武钢人有个笑话，炼钢厂出来的麻雀是黑色的，焦化厂出来的麻雀是红色的。
在规模上，武钢虽不及鞍钢、宝钢显赫，但从历史渊源来看，武钢是共和国的宠儿。武汉是中国近代钢铁的发源地，张之洞主办的汉阳铁厂是近代第一家官办钢铁联合企业，主宰着中国第一家机械化的露天铁矿——大冶铁矿，之后联合重组成彪炳史册的汉冶萍公司。汉冶萍公司是华中钢铁公司的前身，后者就是武钢的前身。
1954年，中苏两国专家来到长江中游勘探选址，最后决定在武汉东郊青山区的空旷地带建设项目。1954年底，华中钢铁公司更名为武汉钢铁公司。第二年，厂区破土，45个城市，1000多个厂矿为其提供设备；解放军一个师从海南北上，整体转业为武钢职工；空军出动13架军用运输机，运送物资；苏联110名专家，会同大量从鞍钢调来的技术骨干支援……
那时从红钢城到厂前有铁路运输，很难想象，如今繁华的和平大道和建设八路交叉口的天桥下，在60年代有一个红钢城铁路总站，拉着牲畜的闷罐车来来往往，接走和放下上下班的武钢人。史甦众还坐过沙丁鱼罐头般的电车，挤坏了一只小指，她伸出手来给我看那只不能活动的指头。更夸张的是，车门堵塞后很多人从车窗爬上爬下，是战乱年代绿皮火车的情景。“我有一个同事从车中间的底盘下爬出来过。”她虽已退休30年，说起来仍意犹未尽。
每天早上，穿上蓝色工服大头鞋，戴上帽子围巾，武装成解放军一样地去上班，进厂门前就用毛巾捂住口鼻了。她更记得那时为中班而开的火车是午夜1点，而她加班不用那么晚，于是就在夜幕下沿着铁轨独自走回家。后来，她从第一炼钢厂调到了总机修厂，原因也就是下了火车后炼钢厂起码要走20分钟，翻过好多火车铁轨，路上好多窨井没有盖子，晚上黑黢黢的厂区有人掉下去过。
这些早成往事的关于加班的细节还在她的脑海里反复演绎，当时义务加班也是自告奋勇的。“通知你是领导瞧得起你，没被通知到的就要想想自己哪里有问题。”她不知道，如果加班在当年是一种“馈赠”，那么今天的武钢人已离它何其遥远。
记者 王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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