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那次经济危机，俄罗斯恢复得很快。从1998至2008年，俄罗斯经济一直比较平稳地发展。2008年的那次金融危机，俄罗斯也从2009年下半年就开始恢复了，直到2014年因为与乌克兰的冲突而来的经济制裁。这次制裁让俄罗斯的一些经济领域失去了发展的工具，变得很艰难，比如外部融资——有一些俄罗斯银行是通过从海外获得资本来开展业务的，现在这些领域的经济都开始衰退。俄罗斯试图寻找替代方案，比如与中国的国家投资基金建立关系，我也在密切关注着动向。
在后面这两家公司工作的9年里，我作为高级法律顾问，参与了58万公顷俄罗斯中部农业土地的交易，这些土地或者被长期出租或者出售给国际公司。我开始工作生涯的时候，俄罗斯的商业刚刚开始兴起，却没有什么法律和规范，是一个极度混乱的年代。我的职业生涯伴随着俄罗斯联邦立法的完善和新市场秩序的形成，现在法律的完善程度又比5年至10年前深化很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先后引入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慢慢发展出了一套保护投资者和财产的法律规范。今天，在俄罗斯做农业生意和购买土地，甚至比在乌克兰容易得多。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土地，可以先租给私有公司，公司享有49年的租期，但在使用3年后可以购买，一旦获得产权，就是永久产权。
今天，通过一套复杂的法律和公司结构，一些跨国公司是俄罗斯中部大片农业土地的实际拥有者。通常，外国国际公司有一个注册在离岛的公司，下面有一个荷兰公司，因为荷兰与俄罗斯签署有互相保护投资的协议。在荷兰公司下面，有两个俄罗斯公司，一个公司是俄罗斯土地的产权所有者，另一个公司是土地的运营与管理者。因为土地的运营存在着风险，所以设立了两个俄罗斯公司。根据俄罗斯的法律规定，外国公司在这些土地买卖的公司只能持有49%的股权。跨国公司为了保证是这些土地的所有者，就分别持有两个俄罗斯公司49%的股权，这两个俄罗斯公司再交叉各自持有对方51%的股权，这样土地所有权就属于国际投资公司了。俄罗斯联邦法院对这种交叉持股表示过异议，我曾经历过官司从一级一级法院最终打到最高法院的全部过程，但最终最高法院判决，这种安排是符合俄罗斯联邦法律的。不仅如此，因为这些俄罗斯公司各自有51%的股份是由俄罗斯公民持有的，仍然享受到国民待遇，即使在2008年危机之中，它们也能够在农业青黄不接的时候，申请到俄罗斯国家银行的农业贷款。
三
对伊万和他的朋友及家人的采访，分为四次进行。第一次是在莫斯科国立大学附近的咖啡馆里，伊万向我讲述了他的家庭故事。第二次是在地铁特列季亚科夫站不远一家隐蔽的酒馆里与他的朋友聊天，我们喝啤酒、抽水烟，聊至深夜。第三次是在地铁巴布什金站附近，见到他的一对恋人朋友斯坦尼斯拉夫和安娜，那是一次简短的访谈。第四次是在地铁青年站附近的购物中心，讲述者是他的妻子塞尼娅和岳母安娜。
“我仍选择自己成为俄罗斯人”
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人造物”。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不易考证，更容易使这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宿命，是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
世界性帝国的兴起创造出种种相异的旅程。……为他规划其旅程方向的是才能，而非死亡。在眼前他所看到的是一个顶点，而不是中心。他得沿着山壁的小径一圈圈地盘旋而上，越接近山顶，他所要绕的圈子会越小越紧凑。他在V职等时被派到A镇，然后也许在W职等时被调回首都；在X职等时再前往B省赴任；Y职等时奉派到次级国王领土C；最后在首都以Z职等完成他的“朝圣之旅”。在这个旅途中，没有可以确保安身之处，每一次停留都是暂时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我叫伊万，今年25岁。苏联解体的时候，我才1岁，还没有记忆。我的母亲一家是乌克兰人，父亲出生在摩尔多瓦（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我也出生在摩尔多瓦。奶奶是摩尔多瓦人，但爷爷是俄罗斯人，所以我有1/4的摩尔多瓦血统。苏联时代，我们一家可以自由地在苏维埃各加盟国旅行。苏联解体后，我们就留在了摩尔多瓦，不能再回到俄罗斯了。我在摩尔多瓦读完初高中，大学时来到莫斯科国立大学。现在我已加入俄罗斯国籍，在这里结婚、买房、定居。我的父母也一起来到俄罗斯，与我的哥哥定居在罗斯托夫。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我从小接受的是俄罗斯文化的教育，学的是俄语，读的也是俄罗斯的文学作品。苏联解体后，和其他非俄罗斯的前苏维埃国家一样，摩尔多瓦也开始培养憎恨俄罗斯人的意识。摩尔多瓦的官方语言现在是罗马尼亚语，不过仍有50%的人在使用俄语。1991年后，去摩尔多瓦的政府工作必须要说罗马尼亚语，大部分的年轻人现在从小学到大学都学习罗马尼亚语，以便成长为摩尔多瓦人。过去，摩尔多瓦有两类学校：一类是俄语学校，但也要学习罗马尼亚语；一类则是罗马尼亚语学校。现在，俄语学校的数量在大幅下降。有时我坐公交车，用俄语对公交车司机说，我要去哪一站。虽然他几乎百分之百听得懂我说的什么，但也会很不屑地瞟我一眼说：“这是在摩尔多瓦，难道你不会用罗马尼亚语说吗？”为什么是罗马尼亚语？说起来是个有段纠缠不清又有点讽刺意味的历史。摩尔多瓦人现在认为，300年前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是一个国家，引用这段历史可以和俄罗斯撇清关系。但如果引用另外一段历史，其实早在1917年前，摩尔多瓦就在俄罗斯的帝国版图里了。
我的爷爷也叫伊万，他有12个兄弟姊妹。他们的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被逮捕和枪决，他们的母亲看着13个孩子，觉得独自无力承担，就自杀了。他们13个人就成了孤儿，被送到俄罗斯各地的孤儿院里，从此分散了。爷爷被送到了西伯利亚的孤儿院，那年他7岁。等到他16岁成年，该离开孤儿院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于是他就直接参战，去乌克兰打仗。爷爷很少向我们回忆他在孤儿院的经历，只是说那段经历并不愉快，他们从未被当成孩子对待过，所以他没有童年。他跟着朱可夫元帅的部队，解放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在他的记忆里，士兵们非常喜欢朱可夫，他是一个异常严厉，但又极其公正的人。打到摩尔多瓦的一个村子里时，他遇到了我奶奶，当时她15岁，他们相爱了。“二战”结束后，爷爷服从苏维埃政府的分配，先在黑海边乌克兰的敖德萨待过一段时间，是朱可夫元帅的部下；几年后，他被派到摩尔多瓦，成为摩尔多瓦一个省的军长，直至在摩尔多瓦退休。
爷爷会给我讲一些关于战争的回忆，但他会讲比较有趣的故事。还记得爷爷说，有一次，他们的部队正靠近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边境森林，离敌方阵营很近。他们被要求保持绝对的安静，不能发出任何声音。这个时候，爷爷听到厨房里有奇怪的声音，去那里一看，发现一些从森林里来的可疑军人正在找东西吃。他们张口就用德语说话，原来把这个营地当成了德国军队的营地。爷爷捉住了他们；从这些德国人那里，苏军得到了不少有用的情报，爷爷也因此得到了提拔。那时，爷爷他们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进入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摩尔多瓦的，人们夹道欢迎，用鲜花迎接他们的队伍进城，感谢他们赶走了纳粹。他们可以住在任何人家里，受到的是最好的招待。而如今，在这些国家，“苏维埃人”等同于俄罗斯人，已被视为占领者，而不是解放者了。爷爷有非常多的军功章和制服，他曾很以此为自豪。苏联解体后，他再也不敢穿这些制服上街，害怕被打。但每年的5月9日“二战”胜利日，仍然是我的家庭最隆重的节日。这是俄罗斯的每个家庭都过的节日，因为每个家庭都有人参加过战争，都有亲人在战争中死去。现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为了与苏联保持距离，将这一天改在5月8日庆祝了，因为8日那一天是欧洲的胜利日。
1989年，爷爷收到了一封苏维埃政府的“恢复名誉信”，是关于他被枪决的父亲的。这封信的扫描件就在我的电脑里，它是这样写的：你的父亲布洛霍夫·莫伊谢（Болохов Моисей），出生于1892年，被证明是清白的。很抱歉他因被错误地指控为宣传反革命思想被杀害。他于1937年9月20日被非法执行极刑。1958年的苏维埃法院将此案视为非法，因为没有犯罪的证据。在此恢复你父亲的名誉。
我的曾祖父是一名普通的矿工。听爷爷说，他被捕是因为邻居检举告状，认为他有一些他不应该赚的钱。那个时候，任何人都处于任何人的监控之下，任何人都可以被任意逮捕和杀害。当爷爷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主要还是感到欣慰，觉得事情最终水落石出，父亲的名誉得到了恢复，也算是一个交代。这件事倒并没有太影响爷爷对苏联的态度。家里还有一位下落不明的亲戚。父亲的哥哥曾经去俄罗斯当过空军，回到摩尔多瓦一段时间后，他决定继续去俄罗斯为空军效力，但却一去不返，失踪了，从此了无音信。父亲寻找过他很长的时间，给各种政府部门、电视台写信，至今却没有任何音信。我们猜测，他可能已经牺牲了。
人们对苏联的态度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发生大转变，这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很大关系。他的改革开始后，苏联各共和国的地方政治精英就希望获得更多的权力，因此鼓舞民众的民族主义态度，这对他们获得权力是有利的。在摩尔多瓦、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当地的政治精英都将对现状的不满归罪于苏维埃的统治。其实，在苏维埃之前，摩尔多瓦完全是一个农业国家，没有任何工业基础；苏维埃时代，工厂、铁路和基础设施都在这些国家建立起来。因此，地方政治精英对苏维埃全面的指责性宣传，不完全符合史实。但在20世纪80年代，苏维埃经济的确下滑得很厉害，没有工作机会，食品极度短缺，这种政治宣传非常容易获得民心。即便如此，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事情在不断变得糟糕，却没有人相信，会变得这么糟糕。当解体协议在白俄罗斯签署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不相信这个协议真的能够得到执行，不相信它会变成现实。
苏联解体前，我的母亲在摩尔多瓦的一家糖果工厂工作，父亲是共产党员，曾希望从政。他当时是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的共青团主席，如果苏维埃没有垮掉，他或许能有不错的政治生涯。1991年，他的政治生涯还没真正开始就结束了。他成了商人，经营自己的农产品贸易公司，与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人做大米、小麦等粮食的买卖。对于他来讲，做生意是完全新鲜的，他没有任何经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冒险。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年代，到处都是犯罪，法律完全不管用，黑帮团伙遍地都是。私有化的过程也很有戏剧性；一些工厂把股份合同分配给工人们，有一些有信息的聪明人就以很低的价格收购工人们手中的合同，有时用一瓶伏特加就能换来他们的股份。那是一个或者一夜暴富，或者被干掉的动荡年代。父亲的生意刚开始很顺利，我们的家庭也一度很富裕。在我6岁的时候，家里就有了四辆车，我去上学都由私人司机接送。但90年代末，幸运离开了父亲。有一个土耳其商人的钱一直没有到账，而那个时候所有的商业交易都是没有官方正式文件的，得不到法律保护，就算有，土耳其的法院也不承认，不予受理。父亲欠下了很多债，从那以后，他一直只维持着小规模的生意，勉强生存。现在他在俄罗斯依旧做粮食贸易，但只是很小的生意。
我的母亲出生在乌克兰，她的整个家庭也在乌克兰。现在，我的外婆、一个舅妈和两个堂兄妹都在乌克兰。但我的母亲视自己为俄罗斯人。小时候，我们每年都会去乌克兰待一周，看望外婆。外婆住在乌克兰一个叫切尔尼维茨的村庄里，我的外公曾经是村里的兽医，在我一岁的时候因车祸去世了。当时外婆和外公在一辆汽车上，但外婆幸存了下来。苏联时代，外婆一直在一个书店工作；苏联解体后，她就经营自己的小农场，种一些蔬菜、养了几只猪。外婆从未离开过乌克兰，她也说乌克兰语，视自己为乌克兰人。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冲突的时候，她与母亲在Skype上通话，会为俄乌关系而争吵。两个国家各自的宣传，引起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内部的争吵。
我的曾祖母是1996年去世的。小时候去她乌克兰的村庄看望她，那里还没有通水电气，处于一种自然的原始状态。她出生在一个宗教氛围很浓厚的家庭，每年都过复活节，她特别嘱咐我在学校里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那时信教还不太受到宽容。她给我讲过很多关于饥饿的故事。乌克兰曾经有过两次大饥荒，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乌克兰人将这两次大饥荒叫“Golodomer”（饥饿大灭绝）。她曾有过很长时间每天只吃半个土豆的经历，她也亲眼看到很多她认识的人饿死了。曾祖母的母亲有食物的时候，总是先把吃的让给孩子们吃，她虽然是个高大的女人，体重却曾经从60公斤降到35公斤。曾祖母一直觉得自己能活着就很幸运了，因为有太多身边的人死去。今天的乌克兰历史书里，将这两次饥荒归罪于苏维埃政权。普遍的看法认为，乌克兰本来是粮仓和农业大国，但粮食却都被中央政府征收了，没有给乌克兰人留下粮食。我对此持一些质疑态度，因为这两个时期，很多俄罗斯人也在挨饿，工业化对农业的剥削太厉害。而且，采取一种民族主义的视角也并不准确，毕竟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而不是俄罗斯人。很多乌克兰人今天将苏联等同于俄罗斯，认为苏联就是俄罗斯对其他国家的占领和征服；但也有一些乌克兰人，认为自己就是俄罗斯人。今天在乌克兰的很多地方，列宁的雕塑都被移走了；但实际上，正是列宁缔造了今天的乌克兰——正是他将俄罗斯与波兰的一部分领土划入了今天的乌克兰疆域。我们的历史总是充满自相矛盾。
我的父母喜欢苏联。当然，当人的年龄开始变大时，有时也难免美化自己的记忆。父亲觉得，那个时候每个人对未来都很确定：大学毕业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能分配到工作；只要努力工作，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退休后有养老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从政府那里得到支持。他说，那是一个“未来由政府保证”的时代，你至少确信自己不会被遗弃在大街上。“自由”是一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被广泛舶来而大规模流行的概念，过去只是在一些受西方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中流行。经历过苏联解体所带来的阵痛后，很多人的实际生活经验让他们觉得，他们为这样的“自由”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贫穷、政府的继续腐败、各种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寡头和黑帮、贫富的巨大差距……那是一个夜晚根本不敢在街上行走的无序年代。20世纪90年代，苏联到处都是自由主义者；在今天的俄罗斯，“你这个自由主义者”已经成了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骂人的话。曾经一度，俄罗斯的大学里所有的经济学教材都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进入2000年后，大学里重新开始采用俄罗斯经济学家编写的教材了。俄罗斯大概有30%的人感谢戈尔巴乔夫，70%的人则对他持负面评价。他摧毁了一个国家，换来的是并不值得为之那么做的自由。现在，我们又比什么都失去了的90年代好一些，但人们依旧抱怨政府聊胜于无的支持、微薄得难以维持生存的养老金和昂贵得难以支付的医疗费用。普京政府还是逐步改善了苏俄老兵的生活水平，爷爷现在的退休金每月可以拿到3万至4万卢布，基本上是大学教授一个月的工资。俄罗斯人亲历的生活，也证明了“民主”与幸福和富裕并没有必然关系，相反，它也可以意味着寡头和犯罪。我们对很多表面美好的概念都曾经存有幻想，现在都破灭了，“自由”“民主”都是这样，成了虚伪的代名词。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最大的，大概是“消费主义”。10年前，可以用奢侈品名牌装点自己是俄罗斯风行的时尚，不过现在又慢慢被视为庸俗了。
对我来说，我还是很高兴没有生活在苏维埃时代。那个时代对外部世界是几乎封闭的，而我们现在有了看世界的自由，也能够享受到最先进的科技。我并不喜欢父母那一辈人推崇的集体主义：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必须对其他人负有责任，参加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团体，邻里关系亲密无间，政府也有很多的控制。我还是更喜欢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不太喜欢必须对周围的人那么负责和什么事情都得大家一起考虑的思维方式。我相信每个人自己的努力，就会让社会总体上变得更好。但我仍然选择做一个俄罗斯人。前年我曾去美国阿肯色州的史密斯堡交换学习过一年。初到的时候，我被那里很高的生活质量和人性化的基础设施深深吸引，一度想过移民美国。但我渐渐发现，那里的人们也有很多生活中的困惑与问题。那儿的人知识水平比俄罗斯人低很多，对美国之外的世界完全不了解，也没有基本的历史和地理素养，一听说我从俄罗斯来，立马就认为我生活在苏联。
我很欣赏中国政治家的务实，俄罗斯人很容易为某种立场或信仰走到极端。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对中东和非洲的外交政策。在前几年阿拉伯世界的剧烈变动中，美国总是一跃而起的支持反叛者，俄罗斯则头也不回地站到另一边，只有中国静观其变，选择支持实际获得了权力的那一方。在一个俄罗斯人看来，这种实用主义值得学习。
“我依旧是乐观主义者”
夜间低级层次的大门打开了。我意识到警卫哨睡着了。于是被关在地牢内受折磨的往昔阴影便出现在梦境中。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这些阴影，以便最终弄清楚在我生命的拂晓之际，在日出之前，所发生的那个悲剧。……我于一瞬间看见了我过去的本来面目——一个愚昧无知的小野人，见到每一个黑影都会吓得魂飞魄散。在我的心中，除了忧郁和疲惫还会有什么呢！理性的光芒照亮了那些可怕的角落，那里潜伏着各种恐惧，成为未开化力量的栖身之处。正是这些未开化的力量使我的一生黯然失色。
我曾在1936年收到过一封可怕的信。沃罗涅什州一个农民为了报复泄愤，用斧头劈死了邻居全家。……这个人自然被判处极刑。他在死牢里读了一些书，其中一本是我的《重返的青春》。他明白了人能够而且必须支配自己，可是他早先不知道人是可以驾驭自己感情的。不应当让低级力量占上风，理性必须战胜它们。
——米哈伊尔·左琴科
我是伊万的岳母，塞尼娅的母亲。我叫安娜，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1960年出生在莫斯科。我的母亲也是莫斯科人，同样是莫大的心理学家。她最近出了一本俄语著作，研究童年时代的战争记忆对人一生的影响。
我一直觉得自己度过了非常快乐的童年，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和完整的社会当中。童年时我也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国家里，定居在最好的城市中，生逢最好的时代。我不记得我的父母在我童年时代有任何担忧或焦虑，他们唯一操心和争论的事情，就是周末是不是去远足、去哪里远足，以及如何陪伴我。我的父亲是激光工程师，他白天工作，晚上学习业务到深夜，按部就班。小时候我读过很多善恶力量较量的书，善的力量最后总是获胜的。我至今依然抱着这种乐观主义，相信善最终是会获胜的。
我和母亲都曾在苏联时代教过很多年心理学。那时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基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马列主义也是指导心理学和人类意识的理论基础。那时我们教授的主要教材是苏联心理学家阿列克谢·梁提耶夫的《人类行为的理论》。他认为，人的意识是在劳动中形成的，意识反映的是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构成了他们的意识。而人的行为又有不同的层次，比如低级的、个人的欲望和高级的、全球性的欲望。这种理论曾一直被应用于儿童心理学，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它解释了人的行为和心理与社会经济变迁的关系，受马列主义影响很深。今天我仍然相信，马列主义是有真理因素的，特别是他们对于社会经济转型的理论。我至今也很难相信市场经济，现在可以清楚看到市场经济的缺陷，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我还是认为马克思和列宁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苏联解体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发生了混乱，马列主义不再是指导思想了。但我还是认为，即使马列主义心理学在解释人类的情感上——比如人为什么高兴或悲伤的问题，可以用其他心理学理论替代，但在解释人类行为的社会和经济学动因上，仍然是有效的。现在很多心理学理论认为人的天然倾向是自私的，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人也可以是无私的：母亲对孩子的无私付出；完全奉献自己的爱情；牺牲自己去救他人，并得到总统的荣誉奖章，这种事也是会发生的。前段时间，有一个女人在莫斯科地铁站里摔倒在铁轨上，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她，这些行为都不是自私能够解释的。自私与无私，有时不完全能够用理性来解释，有时人的个人动机、欲望和情感比抽象的目标还重要。追求平等和博爱，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不过女儿塞尼娅认为，即使就母亲对孩子无私付出这一点来说，也是可以用理性来解释的，比如从孩子那里获得更长远的好处。
我一直也给一些公司做心理咨询。2005年有一个案例，一家公司想安装一套对员工的控制系统，监控他们的行为。员工不愿意接受这套系统，有些工人甚至与公司的领导层发生了冲突。我的工作，就是向员工解释这个系统为什么是有效的，并说服他们接受这个监控系统。我依旧是计划经济的信徒。我最近读到一个有趣的理论，认为计划经济的失败多半是因为人们的计算能力还不够强大；今天，我们有了超级计算机和大数据分析的方法，说不定计划经济在未来是可能成功的。这个理论我个人很赞同。女儿却争论说，计划经济虽然有利于维持某种状态，却不鼓励创新。
苏联解体以后，梁提耶夫的理论不再讲授，心理学产生了危机。一段时间里没有可以依赖的理论，也涌现出了大量的西方理论和方法论，让人眼花缭乱，一时不知道哪一种是正确的，大学里每个人都教不同的心理学。也曾有人尝试过为缤纷的流派寻找一种大一统的理论，但都失败了。在我所经历的苏联时代，我认为并没有什么人会意识到自己有心理问题，更不会感到有向心理学家求助的必要。我的外婆16岁就结婚了，一生经历很多艰难困苦，却一辈子感到生活幸福，从未有过心理援助的需求。苏联解体之后，弗洛伊德、荣格的心理学理论才开始出现在大学里，人们开始讨论人生意义和心理问题。苏联解体对人们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经济变革在一夜间造就了巨富和贫穷，贫富的急速扩大造成了人们的很多心理问题。原来的所有秩序都崩溃了，所有的组织都解体了，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成了丛林社会。但那时大学里，还只有这些古典理论，没有太多的科学文献。
1983年，我的祖父去世，那是我生活中最大的变故。那时我很叛逆，想要得到更多的自由，也有更多的机会尝到自由的味道。西方的文化开始不断传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使劲儿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很欢迎这些改变。那时候身边的一些朋友要去美国，我也考虑过移民，但却最终舍不得俄罗斯的白桦林。我不太记得1991年的情形。那时我有了女儿，所有的精力都在她身上，所有的担忧都因她而生。我只记得1991年8月，我还怀着孕，丈夫出去参加了一系列广场集会和政治活动，街垒战之类的，争取自由。那时我们都很年轻。紧接着，我们所有的储蓄变得一文不值，我们不再宽裕。有了孩子以后，生活就更加拮据。家里没有人会做生意，没有和市场经济打交道的经验，做了一段生意，却欠下很多债。过去还算得上宽裕的生活，一下子水平大幅下降。
但我并不想回到苏联时代，我喜欢现在所拥有的选择和旅行的自由，也不再相信有什么人能指引我的未来。那个时候我读了一本书，叫《丈夫与妻子》，讲旧时代的一对夫妇抚养七个孩子长大。他们住在木屋里，生活极为艰苦，但妻子却保持着乐观。马雅可夫斯基有一首诗，叫《好》，是这样写的：
我抓着绿色的小尾巴
提着两个小小的胡萝卜，
不是去做汤，
不是回家，
而是到爱人家去做客。
我曾经送过她
许多糖果和鲜花，
但是这个贵重的胡萝卜
和那半根白桦树木柴
比所有贵重的礼物，
使我记得更为深刻。
我腋下夹着
又湿又细的木柴，
送给爱人去烧。
这首诗描写了我们的国家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人们如何生活。我想到那些穷人，看看自己至少还有现代化设施的公寓，也就不再抱怨。我身边很多朋友那时都有了孩子，我们必须给孩子们做出榜样。我们发明了很多玩具和游戏。到度假的时候，那些做生意赚到了钱的朋友就会邀请我们一起去度假。我们那代人还保留着团结互助的精神，塞尼娅的玩具和衣服都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帮助。那时为了多赚些钱，我一边带孩子一边兼职，比如给议会的议员做一些访谈，收入还算不错。当时我曾经很想要第二个孩子，但我最终还是没有要，养育孩子对我来讲还是太贵了。如果想给女儿不错的教育，让她开阔视野，就得花很多钱，我养不起第二个。我们这代人，在铁幕下生活了很多年，一直渴望看看铁幕那边的世界；等有了孩子，就觉得让孩子出国看看特别重要。
我们这一代苏维埃人还是充满了历史感。就在上个周末，我与一个年轻的朋友去莫斯科的湖边散步，看到有人在破坏湖岸。我的朋友吼他们，质问他们为什么要破坏湖岸。他们说，湖底有一些“二战”中沉没的坦克，对研究历史非常重要，要把它们挖掘出来。我的朋友说：“我不需要你们的历史，我只需要自由和自然。”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历史，而们很希望让孩子们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今天仍会对我的女儿说：“重建俄罗斯的任务就交给你们这一代了。”我相信个人对历史负有责任。
我觉得选举是一种被过于高估的现代仪式。苏联解体前，我们也实行了全民公投，但我们的选票未能实质性的改变任何事情——绝大多数人觉得应该保留苏联，但苏联还是解体了。选举更像一门技术，只要你有顾问提供专业的建议，有能干的竞选团队，有好的竞选战略和策略，以及足够的金钱，你就可以赢得选举，与你本质上是个什么样的领导者关系不大，自由与选举因此完全是两回事。我们这代人热爱自由，但并不把自由当作终极信仰。生活经历让我想，如果把一些政治权利交给政府，政府则保证经济繁荣和不断变好的生活，这个交易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们是苏维埃那一代人抚养大的，但我们更像小时代里的小人物”
俄罗斯人的性格总像孩子一样，期待着礼物和童话。但是，雏鸟的绒毛无法保护年老的身躯。
——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
1.塞尼娅
我是伊万的妻子，1991年出生在莫斯科。我们一家在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好几代人。也许我这代人，是“小时代”里的“小民”吧。在我出生的时候，苏联就已经解体了。那个时候父母虽然经济上很拮据，母亲还是花很多时间陪伴我。我们总是为周末去哪里散步郊游的事情谈论不休。莫斯科的郊外是非常美丽的，有大片的森林和山丘，还有海滩。夏天的时候，我们常去郊外度假，在海边游泳。我的童年记忆是与大自然相连的，而不是都市，也不是历史。6岁的时候，我有了第一辆自行车。我的回忆里最多出现的情形，就是我骑着自行车穿越森林间的小径，阳光从密密的树叶缝隙间透过来，洒在我的脸上，连那种阳光的味道我都还记得。妈妈说，她当年曾想过移民美国，却最终舍不得俄罗斯的白桦林。我也是这样。当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我思念的是那一片片白桦林。
我没有父母那样的历史感。中学的时候，我最爱读的书是《哈利·波特》，第一本我就读了8遍，几乎倒背如流。我最喜欢的明星，是芬兰的重金属摇滚乐队乐尔迪（Lordi），最喜欢的电视剧是美剧《圣女魔咒》（Charmed），那是一部很女孩儿的美剧。我也爱一些俄罗斯电影，比如《神探伽利略》，里面的演员又酷又有幽默感。我童年最喜欢的漫画是日本的“口袋妖怪”系列，小时候，妈妈给我买了很多皮卡丘的玩具。我们是全球化的一代人。也许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最大的收获，就是遇到了我的丈夫伊万。大学毕业后，我没有从政或进入外交系统，而成为一名科学记者。我曾跟随我的丈夫到中国的成都留学。我感到，中国人非常渴望“成功”，所有平凡的人都梦想着自己能够成就什么，建立一个大公司，赚很多的钱。中国的年轻人充满了希望，这与俄罗斯的年轻人也许有点不同。也许俄罗斯人不总是诚实的，至少他们在嘴巴上总是说，要做这件事那件事，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那个困难。但我并不清楚他们心里是不是真的这样想。就像他们嘴巴上总说自己不喜欢权威，更热爱自由，但其实他们本性里又总是期待着有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该往哪个方向去。
不过，历史仍然在发生着。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处在西方的制裁之下。伊万的母亲和我的祖父都是乌克兰人。祖父和我们一起住在莫斯科，但他的亲戚都在乌克兰。2014年危机发生以后，祖父在乌克兰的家人渐渐疏远了我们，到现在，已经完全不和我们交谈，也不接听我们的任何电话了。祖父对此没有发表过任何一句的评论，他擅长守口如瓶。他一辈子都在苏联和俄罗斯的安全系统从事秘密工作，这份工作在他身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也许他的内心，是更支持普京的吧，因为他喜欢普京。这一次的危机虽然和“二战”“冷战”不同，但也许很多年后，我们的孙辈仍会向我们问起这件事，认为我们也经历了历史。也许因为乌克兰的危机，爱国主义在俄罗斯现在又有所复兴。前段时间有一个网上的中小学生作文比赛，有很多可供选择的作文题目。最受欢迎的题目是“爱国主义”类的，很多学生都想谈谈“现在的俄乌冲突和西方的制裁”。有很多人比较质疑这种情绪，但主流的舆论是支持的。
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索尔仁尼琴，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他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成名的，我对他的文学成就持中性态度。我不太愿意读那么沉重的作品，不舒适，那些历史离我也有些遥远。我钦佩他作为异见人士的勇气，他也抱着良好的意图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但在我看来，他毕竟只是说话和书写，与真正实干的政治家相比，也许还是幼稚了一些。虽然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但我们这一代人都还知道最初那些革命的共产党人，曾经为信仰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生命。虽然那些共产党人和现在从阿富汗战场回来的军人一样，都不再被视为英雄，但我仍觉得他们付出了很多。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读卡尔斯·刘易斯的《爱丽丝梦游仙境》或者鲍里斯·阿库宁的侦探与历史小说系列——他的故事都发生在19世纪末的俄罗斯帝国时代。如果要我选择可以回到某个时代，我最愿意回到俄罗斯的“白银时代”，与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她们生活在一个时空里。
2.尤里
我是伊万的朋友，现在是俄罗斯一家商业银行的程序员。我1989年出生在俄罗斯北部西伯利亚一个叫塔佐夫斯基的小村庄里。那里太偏远，以至于我的家庭里没有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的妈妈是俄罗斯人，爸爸是摩尔多瓦人。因为俄罗斯北部的气候过于严酷，我自幼多病，他们就移居到了摩尔多瓦。但在我14岁的时候，我申请加入了俄罗斯国籍。父母曾经很想改回俄罗斯国籍，他们始终视自己为俄罗斯人，在俄罗斯文化中长大。但他们年纪大了，也就不再想做什么改变了。
苏联时代，我的爸爸在机场做调度工作，母亲是幼儿园教师。在他们结婚的1988年，摩尔多瓦的食物极度短缺，只能吃空投下来的一罐一罐的甜食。妈妈却总是怀念苏维埃，觉得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寓、免费的教育和医疗，更有安全感。苏联时代，幼儿园教师是非常受尊重的工作，收入也很高；苏联解体后，原来的公立幼儿园教师几乎没有任何收入。苏联解体后，摩尔多瓦开始使用一种过渡货币，巴尼。市面上有一段时间同时存在过两种货币，然后渐渐由一种货币变成另一种货币，是很奇怪的经历。父母当时有一些积蓄，本来打算购买自己的公寓，但苏联解体前，市面上没有充足的公寓，要排很久的队才能轮到。结果还没有来得及买，苏联就解体了，所有的储蓄也化为乌有。俄罗斯和整个苏联国家都是这样的情况。苏维埃时代，父亲买了一辆汽车，这在当时是很酷的事，小伙伴们都觉得我是一个“很酷的家伙”。苏联解体后，很多朋友的父母去做生意，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只有父亲仍像从前一样在机场工作，那些朋友渐渐也就瞧不起我，与我疏远了。
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摩尔多瓦接受教育的。教我的老师很开明，并不对历史问题下论断，而是给学生一些事实，让我们自己选择态度。但总体上，我所上的俄语学校对苏联还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我还记得中学老师告诉我们，苏联时代，人们一起做好事，周末一起清扫街道，又一起在城中心挖出一个人工湖，没有人要求一分钱劳务费，人们无私奉献，很有爱心，今天已经没有这种集体主义的精神了。
父亲、母亲那一代人，与我们还是有代沟的。母亲总是觉得苏维埃好，她甚至至今也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想听到别的话。他们年轻时主要的目标，就是简单的生活，有孩子，有工作，有稳定的家庭就好，没有什么更多的追求。他们也习惯了以顺从和隐忍的态度对待历史。索尔仁尼琴是我们中学课本里会介绍的作家，虽然引用的作品并不是《古拉格群岛》。我17岁的时候，受到课本的指引，在网上搜索更多关于索尔仁尼琴的信息，发现了俄语版本的《古拉格群岛》，读完后让我非常震惊。虽然有人说，索尔仁尼琴对劳改营里死亡的人数有所夸张，但即使把他的数据除以五，也是巨大的规模了。那些在纳粹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人，回到苏联，就被毫无理由地送到古拉格，仅仅因为怀疑他们是叛徒。18、19世纪的俄罗斯帝国时代，即使有叛军起义，被处以极刑的也就是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而已。我想，古拉格的灾难与斯大林个人多疑与残暴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去找父母讨论这件事，他们却认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没有什么改变的办法，不能倒转历史，只要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事了，大家都过得还不错，就不必去刨根究底。父母对能够拥有的所有东西都感到满足，满足于不知名小人物的平凡生活，但我们可能要求得更多。我大学是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读的物理学专业。教授曾告诉我，苏联初期，他们请欧洲人来苏维埃帮他们建立核工厂，苏联人非常小心翼翼，到处都布下了间谍，但西欧人却非常热诚和开放。他们同情苏维埃，支持苏维埃，认为苏联代表了未来世界的一种理想和方向，认为这里的人民都有幸福的生活。斯大林去世后的一些揭露和《古拉格群岛》这本书在美国的出版，彻底改变了这些原来支持苏联的欧洲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态度。
我并不认为自己与历史再有什么紧密的联系。我所理解的好的生活，首先是要有好的收入，这样才能有物质条件让自己做喜欢的事情时不用太考虑钱。比如，我的理想就是全世界周游，我所认为的幸福就是找到真爱，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也许人生而就是不平等的，总是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天赋，也更勤奋，那些聪明和努力的人站到了社会的更高处，这并没有什么错。用暴力强行把他们挣来的财富夺走，来人为创造一种平等，只不过是虚构。我相信亚当·斯密的理论，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集体和国家工作，只要每个人都做好了自己的工作，集体与国家也会更好。我觉得自由是重要的，它让我向内认识到自己的潜力，才能发挥出创造力。我的父母是苏维埃时代的人，他们总是试图用那个时代的谚语教育我，比如“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他们认为主动进取是会受到惩罚的，过于积极是错误的，满足于现状就好。但我更相信创造力和首创精神，美国那些伟大公司的创立者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鼓舞，我们在俄罗斯也做着与自由密切相关的“美国梦”。我还是有一些政治热情和为国家服务的理想，有想过参与基层政治，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力感。
今天，像莫斯科这样的俄罗斯大都会的人，都更有进取心和富有创造力，他们也更笃信自由的价值观。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在精神上可能更靠近欧洲一些，30%到40%的大城市居民都是自由党派的支持者。但小城市与广大农村则完全是另一番情形，俄罗斯南部的穆斯林群体尤其不同。在那些地方，90%至95%的人都支持现政府，对自由不感兴趣。但我并不相信“民主”。西方人的思维很法治化，法律是他们一切行动的界限和准则。俄罗斯人则是不受法律限制的，他们也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受到什么法律的限制。俄罗斯的灵魂既深刻，又有一种野性，民主对我们来讲并不适用。俄罗斯人信奉权威，他们总是需要有领袖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往哪个方向走，给他们施加外部的压力，才会被激发出斗志来。
3.斯塔尼斯拉夫和安娜
我们是伊万的朋友，现在我们是一对恋人。我们一个（斯坦尼斯拉夫）在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工作，一个（安娜）在大学里学法语和德语。我们俩人中，一个人的外婆是莫斯科科学院的航空航天工程师，一个人的外公是苏联第一个宇宙飞船发射项目的参与者，在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参与修建发射基地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建筑部门的负责人。现在他们都退休了，回忆起年轻时的岁月，他们都充满热情，非常自豪。在空间领域工作的人，工资水平一直都很普通，他们获得的更多是荣誉感。但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行业非常低迷，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收入，现在才稍微好一点。现在，俄罗斯正在远东的斯沃博德内建造新的发射中心，预计在2023年能够完成，将原来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发射中心在俄罗斯重建。
祖父辈对苏联的评价是积极和正面的，对苏联的解体也感到很遗憾。他们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好的时光”，食物、工作都很充足，也有免费的医疗和教育。但我们的父辈就要中立一些。20世纪70年代起，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发生了转折，在勃列日涅夫的最后几年情况已经很糟糕了。1973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生了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但恢复过来了。苏联在面对经济困境时，却在制度上没有做好准备，一直都没有恢复。父母有很多食物、服装短缺的记忆，也经历了生活的艰难。我们的一个舅舅在摩托车工厂工作，八九十年代的好些年里，他每天要早晨4点过起床，去很远的城市买些食物回来。很多时候，他什么吃的都买不到，商店里只剩伏特加。20世纪70年代，政治上的高压倒不都是在消退，有时反而加强了。我们的一位祖父还记得，他曾因一次迟到了15分钟而受到严重警告，告诉他如果再迟到15分钟，就会以“蓄意破坏苏维埃”的罪名被逮捕，幸而他没有再迟到过。即便如此，因为20世纪80年代是父母的青春岁月，他们还是愿意回忆它的美好之处。那个时候，苏联开始向美国开放，各种西方的自由思想都拥了进来。父亲们听摇滚乐和爵士乐，母亲们则对西方的时尚和生活方式充满向往。他们喜欢那时所有的苏联电影和戏剧，还有法国电影。他们最常提起的是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爱看谢尔盖·爱森斯坦导演的《伊凡雷帝》。
我们小时候，父母总是在不断工作，打好几份工，经济上很焦虑，始终没有安全感。但在我们看来，他们那一代人仍然是精力旺盛和理想主义的。在我们7岁之前，大概都没有什么关于父母的记忆，我们很多人是在祖辈身边长大的。我们这一辈更加消极一些，只要有工作，有个地方住，能够养活自己，生活得好一些，就够了。也许经历了压抑和混乱的20世纪90年代，我们只想在小时代里过安稳的小日子。父母们生活在一个周围相对平等的社会里，他们不太去想也看不到官僚权贵如何生活。虽然偶尔祖母会抱怨科学院里的上级领导把他们的研究占据为自己的成果，但总体上他们对社会的看法比较天真。而我们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巨大贫富差距。苏维埃时代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已经是历史，只剩下一些记忆的碎片，我们与那段历史不再紧密关联。但我们是由祖辈和父辈两代苏维埃人抚养长大的，我们的教育体系也是苏维埃时代留下来的，他们的记忆仍然影响着我们。我们对那个逝去的时代有一种混合的态度，工业化的成就与荣耀混杂着衰退、短缺和解体的痛苦，但我们接受自己的历史。只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像祖父辈那样生活与思考，也不再像他们那样有很重的责任感和理想主义。我们的生活中依旧充满了矛盾、焦虑和紧张，我们就像是被国家和制度忘却的人。我们不知道俄罗斯未来是否会再次成为大国，也许那是在很遥远的未来吧。但我们无论如何不希望再有战争了。
文 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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