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这个字眼，对于我们有了新的含义。”比尔·普尔曼《独立日》演讲曾经是中学生们英语朗诵的必备节目。作为一代人的燃点，1996年，《独立日》第一次带领人类击退了外星人攻击，第一次创造了史上最高票房8亿美元，第一次定义了一个新类型片“灾难片”，直到两年后《泰坦尼克号》才超越了它。20年后的今天，当埃菲尔铁塔、大本钟和新加坡金沙酒店都在天空中打起了滚，地球上的防御和反击不再有国家之别，当电影不再是一枚席卷全球的重磅炸弹，我却有点怀念那个影碟机里，威尔·史密斯扮演的，骂骂咧咧暴打外星人的大兵。
“第一部《独立日》，你如果仔细审视，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灾难片。”导演罗兰·艾默里奇对我说，“里面有15分钟到20分钟大灾难的场景，但更多的是空战。”当年电影在白宫试映，他因为不安，将克林顿总统身边的位置安排给了比尔·普尔曼。20年前，人类和外星人的大战在此开篇，此后成为全球大银幕上的重要主题，名字等同于大投入高票房的艾默里奇，却并不想在同一道路上安全前进。时隔几年后，他导演了《后天》《2012》这样真正的灾难电影。“我出身长大在德国，我们没有超级英雄，而且我也不太情愿用一本特别有名的书或话题，来拍摄电影，比如《哈利·波特》和《饥饿游戏》。”艾默里奇的理想是“我希望创造自己的题材和类型”。他所导演的绝大部分成功之作都由他亲自编剧。多年来一直自称不拍续集的艾默里奇重新拿起了《独立日》的招牌，这次他选择了一个全世界联合起来的“太空防卫署”机构。全球资源统一调配，各种肤色人种协同作战。
“如今的世界是分崩离析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不和是主旋律。如果我们要进入太空，依然各自为政，可是在太空里的生存守则是什么？作为人类，为人性而战，哪怕是愚蠢和笨拙的。”艾默里奇并不觉得“同一个世界”过于正确了。1996年美国独立日这天，因为电影的上映，成了爱国主义加外星题材的首次共鸣。在80年代初出茅庐时，他被德国媒体讽刺为“斯图加特的斯皮尔伯格”，当时德国电影界是文德斯和法斯宾德的鼎盛时期，自打少年起看了《第三类接触》的艾默里奇，却开启了另一扇电影之门。和在他家乡斯图加特大学受教育的19世纪科学家居维叶一样，艾默里奇也是“灾变论”的拥趸。居维叶是法国最有名的地质和古生物学家，认为地球经历了4次大灾难，而《圣经·旧约》中关于大洪水的故事正是佐证。
作为好莱坞最会拍摄“政治阴谋论”和“超自然现象”的导演，艾默里奇从来都是“方舟”迷。从他以德国史上最高成本的毕业作品《诺亚方舟准则》开始，直到《2012》，“灾难”在艾默里奇手中几乎已经到达了顶峰。“艾式生存法”甚至成了电影以外的套路，比如“留意广播中的怪异电台”、“没事不要待在海上”。“我在《2012》里已经把所有能用的灾难手法全部用尽了。”艾默里奇说。《独立日》里最好看的永远是各色人等在灾难面前的反应，大场面之王当然有许多烧钱的镜头，比如把迪拜塔倒扔到伦敦眼上去。“这就像中东和亚洲掉在了欧洲上，这就是我的一个概念和想法。”
他也是第一个嘲笑了并狠狠鞭笞了人类对“外星”热爱幻想的导演。那些向天空举起“我爱外星人”横幅的嬉皮少年、一字排开表示友谊的飞行礼宾队，是艾默里奇没法抑制的残酷幽默。“我们最大的恐惧和虚无感，不是来自面对自然的不可知，也不是关于地震海啸的想象。事实上，对我们产生威胁的是那种面对人类内心邪恶和黑暗的恐惧，以及我们面对人类社会异化、政治国家时空所产生的荒诞感。有时我们毫无理性肆意妄为地对自然界毁灭，也是恐惧感的结果。这种恐惧感根植在现代人心目中，灾难片是最好的释放。现代精神分析，把直面恐惧当成最好的精神脱敏疗法，至少对我自己是这样。但我觉得电影也要承担一定责任，不造成困惑的前提下，应该呈现层次分明的现实和创作者的思考。”
如今在超能力者合纵连横的银幕上，《独立日2》让一个寻金船上正为世界末日买醉赴死的冒险者们，为了1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同样也为人类最后一点希望，坚持在海上。艾默里奇这么解释这个最有喜剧效果的情节：“如今关于超人他们都要一群超人一起行动才行，要去解决某些特别大的问题，我们要重新创造超人的形象，要告诉人们，那些真正解决问题的都是普通人。”影片中人类以英雄主义、美式幽默对抗世界末日，并且没有借助任何超能力的帮助。“我希望去描绘的是社会的某些层面，人的某些层面。而且我向来都会仔细地观察我的朋友，在写故事的时候会考虑用某些真实的人作为原形，使这个角色让大家觉得有共鸣之处。”
“场面还能不能更大？”是影评人给艾默里奇幻想的口头禅。艾默里奇的履历表简直是好莱坞的模范生。和“卖拷贝”迈克尔·贝一样，艾默里奇的海报从来不用明星。他不仅擅用英语拍片，更迅速创立了自己的大成本难以超越的特效和票房的“新好莱坞”时代。他自知不受评论人待见，善于自我调侃和不断挑战，以更高的票房和更令世人震撼的视觉冲击，来赢取“艾默里奇式的”胜利。
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曾经的《后天》还会引发全球变暖的真实讨论，乃至推动了全世界对于气候的关注。《后天》以逼真炫目的视觉特效，描述了因无法遏制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异变、全球陷入第二次冰河纪的故事。现实中美国政府一直否决《京都议定书》，直到2004年《后天》的上映引起的舆论压力，迫使布什政府宣布支持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灾难片的影响导致生态意识的唤醒，艾默里奇让图书馆里取暖的人，把书籍扔进燃烧的壁炉。那些人类引以为豪的物质文明、生活方式，成了灾难的摧毁对象。冻成了冰柱的自由女神，把人类文明逼入了穷途末路。《后天》一直是气候和环境学者最喜欢引用的极端气候想象模版。
5年后，艾默里奇终于把自己脑海里的末日《2012》成功搬上大银幕。艾默里奇对于灾难片的执着堪比奥林匹克精神的“更高更快更强”，在“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上，一家人和各国精英们还有一场关于“平等”的讨论。“每个人都难免开始自问，自己究竟是在做什么，是不是做了正确的选择？因为显然，另一种观点就是：‘是的，你在拯救人类，但是，有什么是值得拯救的？’我希望在观众看那些普通人奋力逃生的过程里，能看到这部电影里有这样一种无声的、智慧的讨论，真正让我们恐惧的是什么，这也是我要向观众倾诉的恐惧。灾难电影总需要一些灾难以外的东西。”《2012》上映后引起更广泛更长时间的影响。2009年11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网站上公开声明，《2012》所声称的末日并不存在。《2012》一直出现在生态学乃至审美范畴的讨论里，因为这部影片，艾默里奇被推崇为“灾难主义”大师，灾难和自省互相伴随，进行“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最伟大的永远是那些在危急情况下敢于挺身而出的凡人。其实我更关注男主角如何从一个坏爸爸坏丈夫转变成一个凡人英雄。”
艾默里奇用一贯的灾难语言，让《独立日2》卷土重来，但外星题材早被众多影视剧不断演化成了另一个平行宇宙。作为观者的人类，对于内化的矛盾和人类处境更加关注。电影里，外星人的形象已经从丑陋黏答答的多须怪物，进化到了银河护卫队“树精”那样的充满了多面的人性了，人类甚至敢于孤身犯险，在火星笨拙又孤独地种土豆。“80后”观众是被饮食全球化浪潮里迅速统一了口味的一代。在中国，《独立日》被香港译作《天煞：地球反击战》，当年统领了录像带世界，是“80后”集体的共同回忆。越是现在精彩的特效，从新加坡到伦敦不过几笔而已，似乎灾难浮光掠影般就可以使人类灭亡，越让人想起第一部《独立日》中，那些驾车堵在公路上的绝望的面孔，和尘土硝烟弥漫的隧道里，母亲紧紧抱住儿子之后又抱住了狗的镜头。
“我在好莱坞起步的时候，特效盛行用模型。数码可以随意修改，但如果用模型的话，‘嘣’的一声，胜败在此一举。”在没有CG特效的当年，以20∶1的比例复制洛杉矶街道，并把模型投入巨大的注水池来营造浪花的特效监制沃克·恩格尔，赢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特效奖，此后的若干大片都由这对金牌搭档完成，这一部《独立日2》依然如此。在大环境里，人作为自然体的困境从来没改变过。“对我而言，灾难片本身反而像是厚实的糖衣，灾难片常常意味着科幻，某种意义的不切实际，但至今这是让我感觉最自由和实在的表达方式。”
我对艾默里奇说，最喜爱《独立日1》中总统的演讲：“也许这就是命运，今天正是独立日。你们要在此为自由而战，不是为了反抗保证或迫害，而是为了避免被消灭，为了活命的权利，为了生存。如果能够胜利。”他对我感叹地说：“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个场景吗？当白头发的欧肯博士醒过来，他第一句话是：‘我们赢了吗？’”20年过去了，当年中学生的我还为了看到一场真正的好莱坞大片激动不已，后来看到同样出自他手的《爱国者》至今仍觉得热血曾沸腾过。“每个人都是因为珍惜而想做点什么。很幸运的是我每部电影都表达了这个意思。”
文 葛维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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