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牧歌只是一种浪漫化的想象，真实的中国乡村是整体凋敝的现实。在轰轰烈烈的乡建大潮中，外来的改造者们如何面对“乡愁”与“愁乡”之间的巨大鸿沟？他们在乡村点的火能否继续燃烧下去？
点一把火
“从威尼斯回来啦？”最近几天，村里人和张思奇打招呼，语气里都是羡慕和好奇。“没什么，就是去那儿砌了一堵墙。”张思奇显出一种见过大世面的矜持。上月底，这个来自河南省信阳市新县西河村的瓦匠，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确切地说，他是作为展品的一部分。受邀参展的是西河粮油博物馆和村民活动中心项目，张思奇在现场复制了村民活动中心餐厅的一面花砖墙。项目的设计者是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何崴，在他看来，将张思奇带到威尼斯，本身也是对农民和工匠的尊重。“在后工业时代，如何看待大工业生产和手工技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国际化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人跟我说这个花墙的做法很‘斯卡帕’，因为意大利建筑师斯卡帕一直是探索手工艺和现代主义关系的代表，我说张思奇是‘农民斯卡帕’。一个农民工匠在威尼斯砌的这堵墙虽然不大，但它就像全球化语境下地域文化的‘耳语’，引发人们思考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
这只是西河改造激起的又一个小火花。何崴开玩笑说自己是“风口上的猪”，最近的乡村建设热潮让他几年前在西河做的设计不断成为焦点。回想起来，他2013年8月第一次来到西河时，乡建还没那么铺天盖地，当时是大学同学罗德胤在微信群里吆喝了一声，说有一个去河南农村做规划设计的公益项目，对乡土建筑和文化当代性感兴趣的何崴表示了兴趣。那次是新县和公益组织“绿十字”联合组织的，有几十个设计师参与，计划在全县找出24个项目，为期一年完成。在何崴眼里，位于大别山腹地、鄂豫两省交界处这一地带的资源优势并不突出。新县是革命老区，国家级贫困县，之前只有“红色”旅游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但放在全国范围来看，也不是特别鲜明，南北交界地带的风貌毕竟无法和徽州文化、江南文化相比。但也是因为贫困，这里的村庄保持了比较完整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在新县的24个项目中，西河入选也是因为县城和更有特色的毛铺村之间相隔太远，要在中间安置一个落脚点。但当何崴和罗德胤进入这个深山里的小村子，却一眼选中了它。“西河有典型的河道景观，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沿河有古树，有祠堂，还有明清时代的古民居群，与城市生活有沟通。”罗德胤说，他们要做的就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让乡村成为城市人的“第三空间”，这是目前一个巨大的需求。他认为，乡村只有在后工业社会里找到与现代人生活的联系，先存活下来，才能回头去寻找农业文明的精神价值。
罗德胤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从事了十几年传统聚落与乡土建筑的理论和测绘，这些年却发现，最急迫的已经不是理论问题了。这十几年，乡村开始迅速地破坏和消失。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村里的年轻人都进城打工，田都撂荒没人种，村子越发地“空心化”，整体的凋敝触目惊心，谁还会在乎古村落和老房子呢？“我们这些年的任务是能留一个是一个。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能留下来的，就是下一代人能看到的。”他选择了更务实的做法：“老房子面临两重问题，首先是修，然后是用。怎么让村民心甘情愿地修自己家的房子，并且愿意住在里面，这是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修一个老房子的钱，可以拿来盖一栋小洋楼，面积变成三层，舒适性更好，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选择小洋楼，所以不能怪村民不修老房子而去盖小洋楼。要想让村民把资金流向修老房子，只有一个方法——让古村和老房子能挣更多的钱。”罗德胤形容为“先给利益，再转观念”，这也是他和何崴改造西河的出发点。
“我们一开始不是想把这个房子改造成什么样子，而是考虑这个乡村的需求是什么。”何崴将乡村建设形容为一种“弱设计”，“建筑师其实是在乡村和村民一起盖房子。设计之外，建筑师要干很多专业范畴之外的事，不时要变身为产业策划人员、形象推广人员，随之而来的是思维模式的转变。”罗德胤负责整个西河村的古村落保护发展规划，他瞄准了河道景观带来的旅游产业潜力，开始整治河道景观，修复沿岸古民居。何崴则一眼看上了河对岸一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粮油交易所，里面早就已经没有屯粮了，只把一小部分租给了一个山东农民堆放西瓜。废弃粮库的巨大体量和完好木结构，在建筑师眼里就是一个理想的乡村公共空间。因为西河入选了国家“传统村落”和省里的“美丽乡村”，县里有一笔1000万元的资金拨下来，但是这笔钱都是用在基础设施、修路、景观、老民居的修缮上的，这个粮库在规划红线之外，怎么能让县里再拿出一笔钱呢？何崴说服了时任县长的吕旅。“很简单，就三条：一是好用；二是不贵；三是一定能赚钱。”何崴说，他最开始做的是产业规划，就是告诉村民，可以拿什么去赚钱。他找到了“茶油”。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茶油既能够反映当地的特色，又能为村庄带来经济收入。建筑设计也随之变得明确，他要做的是一个能结合当地山水环境和农业文化的空间。
他先把一个粮仓改成了茶油博物馆。“好多人说，你在村里做一个小博物馆，有意义吗？农民也有意见，‘我们还吃不饱饭呢，你为啥弄个博物馆？’”其实博物馆是一个噱头。何崴告诉村民，“如果说这里有好的茶油，让武汉人开车过来买茶油，他绝对不来；但你跟他说，这里有全国第一个茶油博物馆，他可能就来了。”他让村民收来一个300多年的油榨，找到还会榨油的老油工，在里面现场演示手工榨油工艺。“你看，让游客来博物馆参观，参观完了，他可以自己榨一下油，完了贴上标签，是谁哪年榨的，这个油的价格就可以比市场售价高好几倍。”村民们同意了。当地已经30年没有榨过油，他们还特地挑选了一个良辰吉日，重新开始榨油。何崴希望这个博物馆能真正把产业带起来，他的一个研究生陈龙为茶油设计了品牌名称和商标——“西河良油”，把“粮”字换成了“良”，西河良心油，完全是手工的、有机的。但是产业的事被搁置下来。村民们觉得，做茶油产业时间比较长，不是今天榨完了，明天就能卖的。
粮库的旁边有一幢当年的管理员住的旧房子，何崴做成了一个餐厅。他觉得这是这个项目能开工的契机。“农民其实是特别精明也特别短视的群体。跟农民打交道，谈传统、保护，他会觉得这事跟他没关系。必须说，干这个事能赚钱，而且马上能赚钱。打个比方，跟农民说：‘你今天出100块钱，一个月后能挣1000块钱，他不干；但跟农民说，你今天上午出200块钱，下午就能挣400块钱，他就干了。’”餐厅就是这么一个能马上赚钱的项目。果然，整个项目还没有完工，这个餐厅就已经营业，为村里赚钱了。
在餐厅改造过程中，何崴也一直在告诉农民这其实不用花太多钱。他采用的方式是，用当地的材料、当地的工艺、当地的劳动力。比如这座红砖房子中间塌了一部分，他把南北侧的砖墙掏空了，想按当地人码花砖的方式做一面花墙。因为这面墙朝西，夕阳西下时室内会有很好的光影效果，室外又有一个可以让大家留影的背景。传统花墙的做法是等腰三角形，他改成等边三角形，中间有一个六角形的空洞。但是这结构能稳定吗？何崴告诉我，他也觉得没谱，觉得实在不行，就插一个竹筒来加固，再不行拿混凝土给填上。结果给了工匠们图纸之后，两周没去，竟然建出来了。这个工匠就是张思奇，他对何崴说：“一看就是建筑师在为难我啊！我想了半个小时，就把它搞定了。”我见到刚从威尼斯回村不久的张思奇，他几十年前就学了瓦工，后来去外地打工给人做工程监理。他也说不出门道，只凭老师傅上手琢磨，靠手上的劲，从底下一点点往上垒，一层层找平衡。
河对岸最大的粮库，何崴想留给村民作为活动空间。他将面河的墙面部分打开，又在外墙加了当地的毛竹做掩映，让视线可以看到河岸景观，又不受强光困扰。外墙五六十年代“防盗防霉”的大字标语还在，给人强烈的时代感。这房子在2014年下半年刚一改好，当地最富裕的一个老板就决定“十一”在这儿嫁闺女，把县里的房子退了。大多数时候，这里村民用得并不多，很多时候是给周边县里的人用了。一个40多米长、12米宽的大房子，离县城大概半个小时车程，风景也不错，好多人都跑到这儿来开会、学习，也给村里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经济收益。
西河粮油博物馆在2014年8月份完工，当时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正如火如荼，将西河推到台前。罗德胤形容为“大事件”，“在乡村工作，事件要优先于房子”。“这里面有个关键的时间点，2013年8月1日启动了全县域的乡村文化工艺行，在将近一年期的时候，县里面就着急了，说一年了，专家们都要来，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这时候别的村子都太慢了，就西河村还有一点指望。西河的各个项目里面，河道景观整理出来了，房子因为产权原因进展缓慢，修好了两三个。博物馆却有可能赶得上，它产权清晰，一谈就成，就把钱先花在博物馆上了。8月1日当天来了两三百号人，西河村有一个比较全方位的展示，一下子火起来了。”
不过，外来者只能点一把火，做个引子，今后是否能烧起来还是要转化成乡村的内驱力。何崴深有体会，在今天的中国农村，经济是最能改善民生的。因此，在农村，并不是简单的盖房子，而是通过盖房子重塑农村经济和重建社区信任。他形容自己是个“代孕的”，“千万别把这房子看成是你的孩子，它终究属于农村。怎么用、给谁用，农民说了算”。原本要用作活动空间的粮库后来还是超出了何崴的预计。“我到现场一看都疯了，这里面放满了桌椅，摆上了收银台，变成了一个超级农家乐。看了两分钟释然了，毕竟它被使用了。”
到西河去
从北京去西河，要先坐一班南下的火车。火车大部分时间都穿行在中原地带，窗外是辽阔且单调的大平原，一排排土灰色的平顶房连绵不绝。越接近信阳，地势越起伏，眼前也跳跃起更多绿色。高铁开了四个半小时到达信阳，再往下走就要搭乘汽车，到西河最快也要开两个多小时。从城市到乡村，道路逐渐变窄，两侧的绿色植被也越发繁盛，让人禁不住深吸一口氧气，恍惚觉得到了南方。司机说，新县严格来说就是南方，已经过了淮河分界线。这里历史上曾经归属湖北省，当地人说话河南人听不懂，生活习惯也和南方更接近，比如习惯吃米而不是吃面。
从城市去乡村，我会下意识地过滤掉一些景观。那是路边时不时会出现的火柴盒状“小洋楼”，两三层高，贴着白色瓷砖，蓝色玻璃，讲究的还做了黄色或蓝色屋顶，全然不管以前是皇家或陵墓专用的。小洋楼集聚处，肯定是到了一个乡或镇，而县城也像是放大增高版的乡镇。惊喜出现在旅途的末端，汽车开进大别山深处，一些村庄在山林里若隐若现。西河就是这些小村里的一个，大山、河道、古树、老房子，都是城市里的稀缺品，让外来者眼前一亮。
“按3个小时以内的自驾游来算，西河辐射了13个城市。”被村民推选为西河农耕园农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的张思恩肯定地告诉我。他说，信阳本地人来得最多，其次是武汉人，因为武汉来一趟也是两个多小时车程。郑州虽然远，但是郑州人来得也挺多，因为郑州周边是整个大平原，没什么景观。所以要么往北，往太行山跑；要么就往南，往大别山跑。
“离开城市密密麻麻的环境，乡村显然是更贴近自然、更贴近人文、更贴近情感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对‘第三空间’的需求。当然乡村度假对距离的要求特别强，大城市出发三个小时以内是刚需，但中国大城市很多，在每个大城市周边都画一个三小时半径，就基本上把整个中国都包括进去了，所以这个市场是很大的。谁能够认识到这种市场需求，将乡村打造成第三空间，谁就能抢先一步。”罗德胤认为，目前首先要面对的是大多数乡村只能远看，一进去会很失望，更别说住下来，巨大的城乡差距是现实。
罗德胤三年前第一次来到西河村，看到的也是这样一个凋敝的现状。“进村的路都被杂草埋得只剩两米宽，车开过去都被刮得沙沙响，手机也没信号。河道里看不到水，全是枯枝和垃圾，河两岸都是倒塌的老房子、牛栏、猪圈、旱厕。”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整治环境。当时他们去北京找到已经成功开了两家装饰公司的村民张思恩来帮忙做修缮工程，这事就落到了他头上。张思恩告诉我，他一开始先把村里仅剩的几个年轻人组织在一起，他们不愿意，说“为什么帮你干？”他说：“我会付工钱。但这是本村的事，你们也是受益者，所以外面一天80元，在村里干一天60元。”他们将信将疑地开始干了。外面拖欠工钱是常事，而且政府的钱当时还没到位，但张思恩要树立威信，决定自己先垫钱兑现工资。闯荡多年的他有和工人打交道的经验，干完一半的活先付一半钱，让村民看到，剩下的活就都抢着来干了。据负责西河改造工程的周河乡副乡长张一谋说，当时总共拆除了违章的牛栏、猪圈、旱厕170多间，1700多平方米，河道总算显露出来了。因为西河夏天的山洪很厉害，“半个小时，河里的水就从山上翻滚下来，来不及跑回屋的村民得在树上走”，索性减少了很多人工座椅和景观，看上去反而很天然，卵石堤岸，亲水土坡，两岸十几株古枫杨的树冠几乎连在一起。
要想留住人，还得修房子。78户里有39户是新建的“小洋楼”，风貌并不协调，怎么办呢？第一拆，第二改。罗德胤告诉我，他们只拆了一栋，因为拆房子会产生很大的对立。那栋房子不得不拆，因为它就挡在祠堂前面，盖在河里搭出的一个水泥平台上。拆房子借用了传统的风水作武器。“西河村的风水很讲究，祠堂背靠着狮子山，祠堂左前方有一块大石头从山上一直伸到水里，就像狮子的爪子一样，祠堂前的这个房子正好把狮爪压住了，彻底破坏了村里的风水。这种观念一放出去，这个户主就面临很大压力，他觉得这承担着全村人的命运，同意置换到村庄外围。”集中修缮的是河北岸的那排老房子，里面绝大部分已经空了，都在外围盖了小洋楼，或者在县城买了房子，这也是罗德胤着急修的原因。县里正好有一笔资金准备用在老房子修缮上，每栋房子平均花三四万元，也就能将外观风貌整理出来了。但是罗德胤并不满意，因为大多数修好了就搁在那里，并没有利用起来。“这始终是个矛盾，空着不修不用，过几年就塌了。修了，短时间产生不了效益，又得背负很重的资金压力。”
如今跟着村里的老人沿河岸走一走，是可以看得见村庄历史的。明末清初建的祠堂还在，虽然里面空空荡荡，但是门楣上还有隐约的石雕“焕公祠”，上方刻着“福禄寿喜”四星。张一谋说，这是修缮时把外层的白石灰、黄泥巴清洗掉才露出来的。当年“文革”时为了保护这些石雕，村民们临时抹上了泥巴，又刷上“毛主席万岁”，才没人敢动了。本来还有188件木雕，都被虫蛀掉了。村里辈分较长的张孝猛告诉我，“福禄寿喜”代表着他们的源头，附近的张姓本来是四大支，在西河定居的这一支是“禄”支，距今也有700多年了。张姓在西河又分出六大支，原本对应着沿河北岸六大门楼，村民都是从这里面分出来的。如今宗祠修好，一些宗族活动就从县城酒店移了回来，比如春节的宗族聚会，红白喜事。祠堂旁边的一溜老房子都是按照豫南民居的做法修缮的。张一谋指点：“你看砖缝都像头发丝一样，以前还要加火灰、米浆、鸡蛋清进去。再看封檐，就是房檐上多层累加的装饰，有一封檐、三封檐、五封檐……根据官职来定。另外，豫南农村建房的一个特点是房屋的‘子午向’，不是正南正北建的，都略微斜一点。”不过我们推门进去，都没什么人住，在家的都是老人或者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甚至连孩子都见不到几个。偶然碰到一户年轻夫妻，在家门口摆摊卖水果，也是因为看好端午节的潜在客流，从县城临时回来几天。他们家一看就是很久没人住的样子，农具、竹筐满屋堆放着，家具也有年代了，很古朴。媳妇快言快语地跟我说：“你看这些旧家具，还是我婆婆的嫁妆，我当年进门的时候她让我睡这个高架床，我半夜吓得呜呜哭呢。正准备一把火烧了换新的。”
这些老房子要想用起来，第一个关卡就是产权。罗德胤说，这些房子是村民的，每一幢里都有好几家人。这就是一个投资的瓶颈。“唯一一套改成青年旅社的套房，是因为产权人信得过，是现在合作社总经理张思举，他平时在县城住，空着也是空着，还不如拿出来改造。青年旅社面对的是来西河玩的背包客和学生，一人几十块钱住一天，只需简单做下室内装修，但这套房子改造也花了十几万元。要是真正做成一个城里人非常喜欢的房子，连带修缮和装修，平均一间客房就要投资15万元左右，现在乡村度假的普遍标准就是这样。”罗德胤告诉我，现在修一套房子很便宜，换换瓦，换换外墙，看上去就和整体风貌协调了，几万块钱就能解决。但是要6把它用好，至少得花三倍于维修的钱，至少得十几万元，合作社就不敢投了。这么一来，这个产品只能做到50分，游客不喜欢住，其实修缮的钱等于白投。“现在我们回过头去想，应该集中精力花二三十万好好做一套，哪怕只有两个客房，就让那两个客房成为村里最受欢迎的地方。但是当时还是想办法要降低造价，觉得如果投资太高，村民学不了，没有可复制性。后来发现，最关键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观念的问题。每平方米投资一两千块钱可以改好，用也凑合能用，但城里人不喜欢住，他也不会帮你宣传。如果做到三四千块钱一平方米，他可能就会跟朋友说西河村里有一个地方不错，就会产生一个扩散的效果。有人来了，村民们看到效果，才会效仿，才会转变观念。”
罗德胤说，西河就是利用了乡村“第三空间”需求的势头，抢先一步，比别的村子更早地进入到供应方的市场里头，但是后续发酵还有很多问题。比如住宿，用他的话说，这是乡村旅游的“标配”。现在西河的住宿集中在他设计的酒店里，外面用了青砖与老房子呼应，内部则是北欧风格，让游客有一种新鲜感。酒店就在临河的村中心，粮油博物馆旁边，是原来的村支部所在地。但是这里就十几间客房，一到端午节和“五一”“十一”假期这种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只能靠农家乐和山上散落的帐篷酒店、集装箱酒店，后者的出现也是因为其快速和低价。现任新县县委书记吕旅告诉我，今年“五一”西河来了6万多人，他当时就很着急。“一是消化不了，二是长期这样肯定就把牌子给砸了，游客要找的不是一个旅游景区景点人挤人的感觉。但是平衡很难把握，人来多了游客的体验感会大打折扣；人要是不来，经济带不起来，农民又不受益。”罗德胤认为，乡村消费必须往高了走。因为乡村整个改造的成本高昂，而且乡村面对的是城市中产阶层。另外乡村的吸纳能力有限，不能人满为患，要收回成本，必须提高单价。这一经济模型也决定了它不能往低端走，变成农家乐。
分散后的经济联合
张思恩告诉我，最近合作社正在筹备开一个村民大会。“主要是目前西河做出了些名堂，很多人和资本都要涌进来，有人想在村里租房子开客栈，或者承包一片油茶林。谁可以进入、进入多少、如何进入？如何在下一步实现差异化、关联消费和统一管理？这些都要和村民一起商量，制定一些村规民约。”
严格地说，张思恩是一个返乡者。他已经离开家乡20多年了，身上考究的白衬衫、锃亮的皮鞋也和村民明显区隔开来。他20多岁的时候，老区还有“优先招工”政策，被分到中电一局。后来在北京扎根下来，自己做了两家装饰公司。3年前，作为志愿者回来，后来干脆留在了村里。尽管他的年龄和辈分在西河都不算靠前，但是之前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在北京跟他打工，再加上环境整治时建立的威信，他还是被村民推举为合作社理事长。他对张思举说：“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回来，再过10年，西河就消失了。”
村庄的消失绝不是杞人忧天。张思恩回来一看，西河的几个中心自然村有400多人，留在家里的只有四五十人，青壮年劳动力全出去了。而且新县因为早年有人去了韩国、日本打工，不断地传帮带，县里还开设了专门的培训学校，更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输出渠道。吕旅1994年大学毕业分到乡里工作，抓计划生育、农田水利。“那个时候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现在根本组织不起来了。”他说，在新县这样的深山县，农村留守的问题特别突出，这也是城市、农村长期的二元结构造成的。只有在城市里面和工业生产中才有就业岗位，农业的比较效益又比较低。按照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要在家里面干一年，才能抵上在城里面一个月的收入。所以现在是“‘70后不想种地，80后不愿种地，90后不会种地’，一代代人都离开了”。
现在的村支书张孝翱已经在任15年，明显感觉到村委会权力的逐渐丧失。“上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比较红火，我在任支书之前在乡办凉席厂干了8年厂长。到了1998年‘天然林计划’，竹子不让砍了，凉席厂也办不下去了。那个年代农民负担也比较重，摊派、修路，没有劳动力就‘以资代劳’，再加上‘三提五统’，一家人平均每年要出两三千元，农村工作就做不下去了。比如管理几十亩田的道堰是集体资产，夏天一发大水给冲了，也没资金维修。村里也尝试过办工厂，比如挂毯厂、砖厂、运输队，都亏损了。到了2005年，各种农业税费全免了，但是村里已经欠了60多万元的外债。”
“为什么近百年来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最后都偃旗息鼓了呢，我觉得一个原因是之前把重点都放在社会治理方面了，实际上经济才是乡村最关心的，村民经济得利了，乡建才可持续。”新县县委书记吕旅认为，农村经济组织的弱化是乡村凋敝的关键问题，“俗话说，手里没有米就叫不来鸡”。“中国传统的乡村治理，所谓的‘乡贤文化’，其实乡贤就是一个家族的族长，或者是一方土地的地主，手里边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些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越发显现出来，如果村里有一个经济组织，就像西河这样有一个合作社，它能把村里的家家户户组织起来，给他们提供一些就业岗位，提供一些增收的渠道，农民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外出。”吕旅还记得最早见到张思恩的时候，“他靠在门边，不敢进来，也不怎么说话”。现在，他作为西河经济联合体的带头人，视野和底气明显不一样了。村支书干不了的事、拆不了的房子，他可以。这也说明了村民对经济联合的渴盼。
吕旅说，现在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也有了结构性变化，从原来的“撒胡椒面”，一家一户补个几十块钱这样的普惠政策，向着支持龙头企业、支持合作社、支持新型的农民经营主体的方向转变了，“从输血改为造血”。“农业的发展要提升要转型，必须要龙头企业来带，靠一家一户很难。以前一个农户补4000块钱，让他发展一个致富项目，只能养两头猪、养几只鸡。一旦市场有问题了，可能连这部分国家补贴的钱都打水漂了。现在把涉农资金整合起来，贫困户成立合作社或者和龙头企业建立一个利益联结机制，可以集中做成很多项目，比如西河的改造。”
乡村经济组织的衰落和消失是乡村衰落的原因，但是要重建经济中心也不是靠一个合作社就能包打天下的。吕旅说，农业是一个长效投资，见效很慢，流转资金从哪里来？“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平台，包括其他的一些社会资本的合作。”他认为，目前西河发展乡村旅游是用城里的需求来解决农民眼前的需求，之后乡村还要再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是在这里吃一顿饭、住一夜就行了，乡村旅游要能够实现很多渠道的畅通，包括销售、消费、加工的问题，最终要带动产业的发展，才能转化成内生动力。”
“我们这里就是空气好、环境好，这在将来能赚钱，但是现在赚不到钱。”张孝猛告诉我，西河是“七山一水一分田，还有一分是空闲”，比如他就分得了20亩荒山，其中有10亩板栗和10亩茶油，田地只有3亩。他如今65岁，在他30岁之前，这里以种田为主要收入；30岁到50岁，山林的收益占了大部分，包括板栗、杉树、茶叶；最近十几年则是以打工收入为主。他8年前看准了这里的山林资源，投资150万元，承包了150亩荒山，4块钱一棵，种了3万棵杉树。“等到树长到15年到20年，一棵就能卖到100块钱。”这也相当于个人搞土地流转，但张孝猛说，西河村像他这样利用经济林的不到5户。
张思恩也明白，西河的主要资源都来自山里，目前以实物入股进入合作社的有200亩板栗、600亩葛根、800亩油茶，还有4800亩耕地。“以前外出打工，可能耕地和山林都撂荒了，但放入集体里，乡里乡亲的联合在一起，为了面子也不能不管不顾。另外合作社也期望集中资金和资源把产业做大。”
最有希望做大的产业还是茶油。张思举告诉我：“以前家家户户吃茶油，因为山上都是野生的油茶树，所谓的‘飞籽成林’。但那时候觉得茶油太寡淡，我们都说‘吃得寡人’，干活都没力气。后来改吃茶籽油，因为茶油价格升高了，土榨的30块钱一斤，现在超市里80块钱一斤，有的甚至卖到几百块钱。西河的茶油有优势，因为这是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成熟期比较长，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吕旅说：“茶油面对大中城市的高消费人群，但是市场潜力很大。像新县最大的一家做茶油的企业，每年可以把全县的茶油全部转化掉。价格也能整体拉动，前两年很夸张，一瓶茶油相当于一瓶茅台酒的价格。”
十几岁就会榨油的张孝猛在茶油博物馆给我们演示了“古法榨油”的过程。“茶油10月结果，先要在大太阳下摊晒一星期，用手一捻，冒油了，才可以拿来用石磨碾碎，然后放在锅里蒸熟，做成饼，十几个饼码在一起就可以压榨了。”他说，挤压油饼要靠几块看似不规则的木头，每一个都一头大一头小，大的一头当地人叫“龙头”，它必须朝着水源的方向，而榨油的方向必须和水流相逆，榨油的关键就在“龙头”的抽取。榨油一般要三个壮劳力配合，铆足了劲去撞击，他一个人显然很吃力。茶油博物馆如今很冷清，手工榨油还是只能作为一种表演形式存在，并没有像最初设计的那样迅速转化成产业。吕旅认为，古法制油，实际上和现在的安全标准还是有差距的，目前只能作为旅游体验和纪念品。他们打算让县里最大的那家油茶生产企业和村合作社联合，毕竟企业从种植环节开始，之后到采摘，再到加工，都有一套成熟标准。“不是一个萝卜从田间拔出来，在水里洗一洗，就能作为商品卖出去了。”不过张思恩前几天听一些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人说，工业脱脂制油虽然目前售价高，但它是以损失营养成为为代价的，传统手工制油还是有其道理。或许这种冲突，正反映了乡村里的产业和它依附的生态和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实习记者唐瑶对本文亦有贡献）
主笔 贾冬婷 摄影 于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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