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之初，它是一个与美苏三分天下的帝国；在东扩之后，它是一个界限含混不清的超国家存在；在全球化的表征之外，它又带有突出的碎片化特征。三个角色之间的疏离，构成了欧盟的内在悖论。
科耶夫的“拉丁帝国”
俄国革命后的第三年，亚历山大·科热夫尼科夫（Aleksandr Kozevnikov）从莫斯科逃了出来，到海德堡跟雅斯贝尔斯读博士。24岁之后，他移居巴黎，一边在兼职的图书馆大读从德语、梵文到藏语的各路语言学著作，一边在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PHE）给雷蒙·阿隆、拉康、梅洛-庞蒂们开设黑格尔讲座课。“二战”爆发时，这个俄国流亡者已经把姓氏改成了法国味更浓的“科耶夫”（Kojève），并且对巴黎流俗的市井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刻薄气实在忍不下去了。他加入了抵抗运动，托庇于过去的学生马若兰，在战后的法国对外经济关系总司谋得了高级顾问一职。后来当上总理的雷蒙·巴尔那时只是一个小科员，这位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由衷赞叹，前半生一直在和哲学打交道的科耶夫“乃是法国（在外贸方面）最杰出的谈判代表”。而一生以喜剧演员自居的科耶夫不仅参与了从“马歇尔计划”到缔造欧洲经济共同体（EC）、关贸总协定（GATT）的一切重大谈判，还曾经作为戴高乐的信使密访中国，直到1967年突然病逝在欧共体的布鲁塞尔会议上。
作为20世纪最富影响力也是最神秘的思想家，科耶夫在观念领域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他第一次系统阐发了“历史终结”的必然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普遍均质国家”状态。当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结束之际提出他关于“历史终结”的学说时，其所有的理论渊源和叙述逻辑都是从科耶夫而来。但仿佛是为了呼应“喜剧演员”的自诩，这位流亡的天才、杰出的谈判代表在政治领域的遗产却是与“历史终结论”颇有冲突的，这就是撰写于1944年秋天并在不久之后呈递给戴高乐的《法国国是纲要》。
今天的政治学研究者将《法国国是纲要》公认为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最初设想，但它的最初立足点却是现实而冷酷的。在科耶夫看来，由于技术环境尤其是经济规模的变化，单一民族国家意图保全其政治存在或整体地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已经不可能了，正如希特勒不可能建成那由单一民族统治的“大德意志帝国”。但在政治状态消解或者说“历史终结”到来之前，会有一个中间阶段；在这一阶段，民族国家已经“不够大”，不足以维持其政治和经济独立，只有那些由若干加盟民族国家构成的“新帝国”才有可能继续生存下去。而在苏联和美国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帝国（苏东集团和英美联盟）之后，法国要保持政治独立性，也需要建立一个基于自身政治—军事能力、经济规模和文化传统的帝国，这就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拉丁帝国”：它包含西班牙、意大利这两个拉丁伙伴以及地中海对岸的西北非法属殖民地，拥有统一的武装、一体化的经济和相近的观念以及生活方式；即使在规模上不足以和美苏两个帝国相对抗，至少可以保持中立，不至于沦为附庸。
当然，就像凯恩斯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预见到德国复苏的必然性一样，科耶夫也把德国问题视为法国的肘腋之患。他的方案是把德国变成一个完全经济性的存在，变成拉丁帝国的附属品：德国除本土开采的铁矿石外，禁止买卖铁矿石，也不准炼钢；德国每年向法国出口煤炭以换取建设所需的成品钢材，煤钢交换须按照固定比例，除偿付德国对法国的“二战”赔款外，还要保证德国不具备军事再武装的能力。这就是后来欧洲煤钢联营（ECSC）的雏形。同样是出于安全考虑，德国也不准大规模生产硫酸，农业所需的化肥同样要以煤炭自法国交换。这样一来，德国实际上就沦为了法兰西“拉丁帝国”的煤矿。而一个在军事和经济上都适度强大的拉丁帝国将打消英美集团重新武装德国或使德国经济重新繁荣的必要性：按照科耶夫的理论，这意味着德国无法成为英美帝国的一部分，它又无法独立存在，只能对法国妥协。
作为帝国构想的（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大支柱，科耶夫花了相当笔墨来描述他所谓“拉丁民族共有精神”——基于天主教传统和对“美”的喜好的生活方式。这种天主教传统当然是形式大过实质的，科耶夫想要汲取的是其中区别于英美新教资本主义精神的那些部分，那些更加倾向于“美和悠闲”的部分。它们不仅构成拉丁帝国的精神内核，甚至也是历史终结之后“普遍均质国家”的公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对应着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闲暇者的沉思生活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的人性化（科耶夫本人是个公开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远比福山笔下庸俗堕落的“末人”来得可爱可亲。也只有基于这种理念组织起来的分配方式，才有可能在帝国内部的市场正义和跨民族的身份平等之间达成平衡，避免它滑向积弊重重的英美自由资本主义或均平野蛮的苏联国家主义中的任何一种歧途。
柏林的“新欧洲”
如果说今日的欧洲联盟与科耶夫在理念上构想的“拉丁帝国”、在实践中参与创建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有何差别的话，那么“法德双核”便是最突出的一项。在拉丁帝国的蓝图中，法国是灵魂，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西北非的地中海沿岸国家是伙伴，英国是值得警惕的假想敌，而德国只是个无灵魂的煤矿。某种程度上，德国也确实是无灵魂的——“二战”后的新德国是秩序自由主义的产物，任何一种带有显著民族主义或者特殊地域感情的符号在这里都被禁止了，剩下的只有哈贝马斯所说的“马克民族主义”。
诚如布热津斯基所言：“法国寻求欧洲的转世再生，德国则希望通过欧洲而获得救赎。”这种“救赎”在“二战”结束之际意味着积极参与重建并承担安全和经济义务，以便恢复其道德和政治上的信誉。而在“冷战”结束、欧洲一体化进程进入新阶段之际，德国需要在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的欧洲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与科耶夫生活的时代不同，20世纪最后10年的德国在经济上已经把法国抛在后头，与美国和“北约”的特殊关系也使得它不必仰赖法国的军事保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在欧盟东扩的过程中找到了塑造共同体内部政治秩序的新动力——如果说旧欧洲的心脏在西侧，在科耶夫所说的“我们的海”（地中海）周边的话，那么德国就是在剧变后的中东欧建立起了新的势力范围。对法国而言，这些国家进入欧洲完全在其意料之外，拉丁帝国也好，旧的欧洲共同体也好，都是以欧洲东西分裂作为前提的，法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是其获得共同体领导权的保证。但在一个更大的、统一的欧洲中，这些保证变得不够了。越来越强大的德国正以赞助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尝试在中东欧建立共同市场，并在将其纳入欧盟的过程中提升自己在联盟内部的影响力。从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到乌克兰甚至白俄罗斯，东扩后“重归”欧洲的各国显然更易于接受德国的领导，于是德国令人惊讶地超越了“马克民族主义”，变成了一个更大、更统一的欧洲的倡导者。
但这幅“新欧洲”蓝图，本质上仍是以去政治化的经济绩效作为许诺的。1991年两德统一之际，法国和英国曾经为柏林是否会第三次成为欧洲大战策源地表示了担忧。科尔总理的回应是给出了一个足够有经济吸引力的承诺——德国不仅不会追求在脱离“大欧洲”的情况下自行其是，而且愿意与法国的南欧伙伴以及随后加入进来的东欧各国分享经济繁荣。换言之，这是一种变相“贿赂”：德国以充当经济“奶牛”作为换取法国同意两德统一的先决条件；由于不能脱离欧洲单独行事，柏林本身也更愿意描绘经济前景的美好，以抵消不能作为民族国家单独行事的缺憾。
类似希腊这样的不合格成员国，正是在德国的纵容下钻进了欧元区：1998年，对一体化前景信心十足的柏林力排众议，吸纳贸易和货币状况并不理想的希腊加入欧洲汇率机制（ERM）；3年后，德国又“保送”希腊成为欧元区正式成员国。在那之后的8年里，柏林主导的欧洲货币联盟（EMU）始终让希腊享受极为低廉的借贷成本，使该国能够以远低于正常水平的利率从外国借债。德意志银行（DB）前首席经济学家托马斯·迈尔在2009年抱怨说：“德国好像在欧元区张罗了一桌大宴席，他们出售食物并提供贷款，结果客人们喝醉了、吃多了，德国人手里攥着一大堆账单不知该找谁买单。”
但除此之外，德国人又能有何种出路呢？他们不能谈“帝国”，不能谈“民族”，甚至不能谈过去100多年的欧洲政治史。在类似科索沃战争和乌克兰危机这样的局部冲突中，德国人只能吆喝一个抽象的概念“人道主义危机”，却不敢像普通国家那样提及“民族冲突”“种族对立”。这不仅是因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一次大屠杀就是由德国人所酿成，更是因为任何涉及民族的议题都会招来“德国人是否希望逐步凸显其主体性”的议论。为了避嫌，柏林只能用一种超国家的梦幻言辞对他们的真实政治意图进行包装，甚至以“去政治化”的经济愿景来达到伸张政治目标的企图。已经发酵的难民危机便是一个例子：世上或许没有第二个国家像德国那样担心背上“见死不救”的恶名，柏林几乎是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背上了这副吃力不讨好的重担。从这个意义上说，过于关注国际舆论和外界反应的德国，也可算是某种程度上的“不完全大国”。
全球化与碎片化
作为最近1/4个世纪里新一波全球化的经典样板，欧盟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成功有时会让我们忽略另一项事实：尽管传播手段的变化使全球各地的人们关注的问题更琐碎、更平面、更相通，但碎片化的情形也在发生和延续。公投脱欧的英国本身面临着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独立浪潮，法国有科西嘉问题，西班牙有加泰罗尼亚问题，比利时同样存在分裂的可能。在科索沃、东帝汶和南苏丹相继获得独立之后，没有人再觉得一个数百万人口的地区会因为太小而无法作为独立的国家维持下去。与异质文明的频繁接触，甚至还会促使我们去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进而产生类似“远距离民族主义者”这样的奇特现象。
在很大程度上，碎片化是全球化的衍生物和附带结果。面对伴随全球化大潮而来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那些无法为其所说服，或者因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转型而承受了政治和经济创伤的个人和群体，会更倾向于维护乃至弘扬本文明、本民族、本地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那些涌入欧洲的中东难民每每成为恐怖主义宣传的俘虏，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其不能，或拒绝与本地社会相融合。而近年来在西欧涌现出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刚好构成其镜像——在法国，由让-马里厄·勒庞创建的右翼组织“国民阵线”近年来在多次选举中表现活跃，该组织所标榜的政治信条便是反全球主义，反美国式的经济文化帝国主义。2000年左右，“国民阵线”的发言人在接受《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曾经表示：一种由美国人首创的“毁灭性文化帝国主义”，一种行为方式、消费方式、思想习惯和经济哲学方面的“全球标准化”，正在使欧洲各民族逐渐丧失自我意识；法国右翼正是在捍卫“我们的民族自我意识，保护多样性免遭标准化的毒手，反对毁坏家庭和民族的全球主义”。卡斯特罗式的左翼民族主义思想在拉丁美洲昌盛一时，同样是全球化的对立面。
不仅如此，劳动力流通的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势力的扩张，同样会激起以全球化本身为攻击对象的激愤情绪，这一点在英国的脱欧公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大企业及其传媒喉舌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留欧一方，原因是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带来的利润足以满足其逐利动机；而中小企业、蓝领工人和老年人往往是脱欧的拥护者，也是“全球化会毁了我们的饭碗”这类激进观点的拥护者。勒庞的“国民阵线”以及唐纳德·特朗普的白人失业流浪无产者拥趸们和他们站在一起。拿《时代》周刊的话来说：“这个时代存在着对世界一家观念的极端恐慌者和政治上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们拒绝接受要以一定程度上的动荡和紊乱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物质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升。100年前他们试图捣毁机器，如今则想阻止劳动力的全球再分配。”
作为全球化的助推者，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也提供了组织反全球化力量并宣传其信念的利器和捷径。甚至可以说，网络社群已经变成了大多数反全球化主义者维持其沟通和存在的必需工具。国际关系史家盖伦施塔特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威尔士语以及挪威北部方言等小语种传播和推广的情况要明显好过此前100年，原因是电视台、无线电台和互联网的普及使这些语言的使用和推广者自发组织到了一起。许多分散的、难以用实体组织加以团结的个人或小群体，已经有可能建构那种此前只有政党、社团或工会之类大规模组织才能拥有的广泛社交网络，并形成足以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的虚拟社群。相对于“他们是谁”，这些人或许更关心“我是谁”——这便足以解释为何在难民大潮的冲击过后，“向右转”的幽灵开始在欧洲上空徘徊。
文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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