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到了伦敦？又怎么会睡在了一张架子床上？我自从大学毕业以后就没再睡过上铺，七八年过去了，有点恍惚。从床上坐起，发现这是一间不大的屋子，两个架子床之外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下铺都没有人，另一个上铺上睡着一个青年，看上去也是亚洲面孔。我的外衣外裤也都在床上，还有一个黑色的电脑包，里边有个黑色的笔记本电脑，夹层里除了电源还有两双袜子，两条内裤，往下边摸硬硬的，像是一本书。我把那书掏出来，是一本灰色或淡绿色封面的《1984》，终于想起点什么来了。
我记起来自己是前一天下午到的伦敦，之前在网上搜索伦敦的青年旅馆，最便宜的那种，这里好像是20多英镑一晚，包早餐，实在是找不到更便宜的住处。不知道早餐结束了没有，我赶紧穿好衣服出门，随手拿上那本《1984》。沿着只容一人的楼梯一直走到地下室到了旅馆的厨房，感觉是全伦敦的穷人都聚集到这里，排成一个长队，每人手里拿着一个刚还在碗橱上摆着的不锈钢碗，缓慢而安静地等着那个服务员给自己乘上一勺粥，再拿上一个三明治做早餐，吃了之后差不多能饱了，粥的味道有点像国内的速食八宝粥。
吃早饭时随手翻开书，我早听说过这本大名鼎鼎的反乌托邦小说，不过拿在手里翻看却还是第一次。开篇的场景就有些不大美妙：温斯顿·史密斯先生在一个灰暗的下午提早下班回家，他大概和我一样想逃离自己所处的环境——可巧都是在伦敦，不知我现在住的地方离他家有多远。
因为人头拥挤，厨房里逐渐吵闹起来，还有人打开了不知摆在哪里的一台电视机，我实在是没有心情看书，吃完饭就匆忙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那个亚洲男孩已经醒了，他正在收拾一个巨大的行李箱。
“大哥你也是中国人吧？”他打招呼的方式简单而直接，我们略去了很多客套话直接说上了中文。男孩在英国上学，刚从国内度假回来，他从箱子里抽出一个笔记本电脑，一边操作电脑一边和我聊天。“寂寞的男人打DOTA啊……”他说着，眼睛盯着电脑屏幕。
我也坐到了床上，翻开仍拿在手里的书，边看书边和那小男生聊天。在同一座伦敦城里，书中的温斯顿在向我描述着另一个虚构的世界，奇怪的是我并没有什么违和感。在严酷的环境中时刻被老大哥注视着的温斯顿略显沉痛和压抑地给我讲述着他的故事，我在这自由大得无边无际，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的伦敦城里，似乎也颇能体会他的心境。书中描写的高达300米、坚固而威严的真理部，似乎就在门外不远处，开窗便看得到。
我和那男孩似乎暂时都没有出去逛一逛的愿望，两个人坐在伦敦一家不知名的青年旅馆的两个架子床的上铺，渐渐无话可说。屋内灯光并不明亮，恰好营造出一种令人舒适的安静。我不愿思考自己的事情，于是想听温斯顿一个劲地给我讲他的故事。他在真理部工作，他的工作对象是文字，他负责修改别人的记忆，却终于忍不住开始记述自己真实的记忆，一点酒，一点音乐，就可以把他从现实里解救出来——但是他还在寻找友情和爱情，我感觉这不大妙。
音乐和酒？剑桥都有。我想起剑桥来了。两个月前我搬进一个新宿舍，窗外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学院管家热心地向我介绍说，我住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房产。不过一个月后我又匆匆搬了出来，搬到城郊的一栋房子里和几个韩国人同住。韩国人彬彬有礼，待人热情，可是到了夜里我们一旦几杯酒下肚，他们总会把话题引向中韩之间的政治问题上，让我烦闷。一个月后房租又到期了，这次找不到临时住处，我不得不离开剑桥。临走时我想起了大学图书馆，那个高大又丑陋的图书馆，将近5年的时间里，我从没在那里借过一本书。临走时我终于走进图书馆，借出这本《1984》，因为它足够薄，可以塞进电脑包里。
战争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
无知就是力量
利用词语之间的对立关系来消解词语自身的意义，这就是温斯顿所面对的强权社会。幸好现实尚非如此，我知道我现在所在的伦敦拥有着出版和言论自由，真理部并不真的存在，可我的生活似乎仍然无可挽回地正在被其自身所消解。
对于生活的真实感觉和对于以前生活的记忆正在逐渐消退，温斯顿感到自己不是正在死去，而是已经死去。他想在死亡的生活中寻找一份理解和友情，他觉得同在真理部工作的奥布莱恩先生是他的同类——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大对劲了。
“我当时在国内学习也不怎么样，后来被中介骗了。中介说咱们中国学生学习再不好也比英国学生强，到这边数学随随便便就能考第一，结果等我来了这才发现这边学生也都玩命学呀！我连课都听不懂！”那个小伙子一边玩着电脑游戏一边跟我聊天。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个小伙子，干脆假装没听到他说话，在架子床的上铺盘起腿，就着室外的光线看书，书中的温斯顿大概要比我们两个人心情更差。他去地下深处，天花板低矮的真理部食堂吃午饭，餐厅里人已经满了，队伍移动缓慢，柜台里炖菜的蒸汽往外冒，这让空气里有一股酸味——这让人泄气的场景让我想起刚才在旅馆的地下食堂里吃早饭。
不过就算生活在噩梦中的人也有做梦的权利，温斯顿也有一个梦想中的天堂，“他站在一条短短的松软的草地上，那是个夏天的黄昏，西斜的阳光把地上染成一片金黄色——他醒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叫它黄金乡”。读到此处我又一次有点出神——夏日的黄昏，松软的、懒洋洋的草地，夏虫的鸣叫，西斜的阳光照在脸上，河水、长篙、小舟——温斯顿在梦中把它叫作黄金乡的地方，我把它叫作剑桥。是的，昨天我还在剑桥，此刻我正在逃离它，而且我已经开始想念那里了。
游戏的音量有点大，我合上书，从床上跳下，走出了旅馆。看太阳大概是下午，阳光正好打在脸上，显得外面一片白茫茫。我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感到心惊胆战，感到思想警察就在我的身旁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盯着我脸上的表情变化，想从中找出一丁点不满的情绪来。街上人来人往，没有思想警察，没有真理部，这不是书里描写的那个一星期掉下二三十枚火箭弹的大洋国的伦敦，但我仍感到心惊肉跳，无边无际的自由，大概与极权统治下弥漫在四周的思想警察一样让人无所适从。
简陋的青年旅馆门口有两根罗马式的石柱，从外面看起来倒是显得豪华宏伟，周围是一处繁华的街区，我没走几步就到了海德公园，公园里几只鸭子和天鹅游来游去，无所事事，它们看到我手里没拿面包，也就不过来讨吃的。这几只天鹅和鸭子我都不认识，我又开始想念剑桥了。
剑桥于我，已经成了温斯顿的黄金乡，一种介于幻梦和真实之间，永远都无法回去的所在。一次次收拾东西，从宿舍里狼狈的逃窜，来不及拿走的东西只能扔在宿舍，最终连旅行箱都失去了。而一次次修改论文，让我和导师都耗尽了耐心……最终黄金乡开始让我感到窒息，论文、论文，毕业、毕业，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永远都无法毕业，永远无法离开自己的黄金乡。剑桥让我感到窒息，我需要一次逃离，何况我在那里已经没有容身之处。游游荡荡如同一条丧家犬，我在网上订了伦敦这家要价最低的青年旅馆，在一个下午，只背着一个电脑包逃离剑桥，把一堆烦恼扔在原处。
陌生的城市是供陌生人随意游走的。把它叫作伦敦，或是叫成书里的名字：一号空降场，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区别。公园里偶尔有人聚集，我便想起书中的情节，是不是一些无聊的市民正在参观对敌对国的间谍施绞刑——结果只是流浪艺人的演出而已，然而这对我来说并没什么区别。被集权所控制和被自由所放逐，都是把自己甩出生活之外，让自己成为生活的旁观者，把自己变为一种“非人”（unperson）的存在。
温斯顿对于生活中一些最基本需要的追求都成了他最大胆的背叛。音乐和酒精，友情和爱情——他有了一个女朋友茱莉亚，又有了一个精神上的密友奥布莱恩先生，可我总感觉那个奥布莱恩先生早晚有一天会出卖他。可温斯顿毕竟还在努力寻求生活中的一些基本需要，他那简化为性爱的恋爱毕竟是真实的，我开始自怨自艾起来，整个伦敦城里认识我，和我说话的，只有一个正盘腿坐在上铺打着DOTA、和我同样寂寞的男孩。
我到了上海。
只在伦敦住了两天，我马不停蹄飞到了上海，只是因为伦敦太贵了，青年旅馆里的上下铺要25英镑一晚，一品脱啤酒要4英镑多，我不能在伦敦无限期地等待。给一家华人旅行社打电话订了机票，整理好我的电脑包，装上仅有的衣物和那本《1984》，我匆匆离开了伦敦。上海对我来说同样陌生，作为一个北方人，我对上海的了解仅限于东方明珠。在上海一家不知名的路上找到一个小旅馆，和老板讲好价钱，一天只要不到100块钱，我预付了一个月的房租。房间里只有一个电源插口，老板好心给我拿来一个接线板，总算可以同时使用电脑和台灯，房间里居然有网线。
房间墙壁因为潮湿显出暗黑色，有扇窗户可以看向窗外层层叠叠的房屋，倒还不如不看心里更舒服些。走出小旅馆，东方明珠的高塔仿佛近在眼前，街道却全无大城市的气象，人们把脏水随手泼到人行道上，旁边有一家五金店开张大吉，店主把一挂点燃的鞭炮扔在马路中间噼啪作响，过往的车辆被吓得掉头逃跑。我坐上一辆到达南京路的公共汽车，花了40多分钟到达上海最繁华的街道，在附近寻找到一家小杨生煎店吃个饱，从此每天中午我都在这家店吃饭，一天一顿。我在东方明珠附近发现一家酒吧，外面摆着一个广告牌，招聘会说英语的服务员，包吃住，每月工资3000元，看到这个我稍稍心安了一些。
我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小旅馆的房间里度过。说着山东口音的上海旅馆的老板对我充满好奇，他大概从没见过行李如此少的潜在的长住客。见我出现就会主动和我聊天，打听我的来历及一切，我语焉不详。电脑里有论文的电子版，我看得已经快要吐了，但还是要继续改，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我被困在这论文里，它就是我的思想警察，它就是老大哥。关上电脑，只有那本随我从英国一路走来的《1984》可用阅读，我随手翻看，温斯顿和茱莉亚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租了一间房子作为爱巢，两人享受着危险至极的二人世界。两人不仅享受着本不属于他们的性爱的欢愉，居然还大胆地去奥布莱恩先生家里谈话，我感到他们的好日子不会太长久了——但是我自己这样的日子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头，我觉得自己或许会在这家小旅馆里度过一生。
战争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
无知就是力量
如果说消解词意之间的差别可以消解语言本身，那么是否可以说，极端的自由也就等同于极端的压抑，它们都可以消解生活本身？我可以随心所欲地飞行跨越了八个时区，我可以有音乐和酒精，我可以找个朋友，如果我想的话，甚至可以找个女朋友，或是干脆来一场毫无意义的性爱——可为什么我和温斯顿一样感觉自己被重重围困，无法实现自己对于生活的一切想象？
我和温斯顿一样，失去了描述生活的词语——没有词语就不会犯思想罪，这是温斯顿的困境，是我的困境，也是所有物理学家的困境——我又想起了我的论文，电子、量子、纳米，我被困在这些名词里，我们究竟需要怎么样的语言词汇、怎么样的数学，去描述这个光怪陆离的自然界呢？
温斯顿和茱莉亚终于都被思想警察抓起来了，我早猜到奥布莱恩不是好人，没想到林顿先生也是一个卧底的思想警察，真是无处可逃。我知道接下来将是这本书最令人痛苦的地方，温斯顿要接受思想警察的折磨，我这个读者也要随着他经历一番。思想警察洞悉他的一切。从生活的点滴，到思想的一切动态，温斯顿被完全地包裹住了。从肉体到灵魂，思想警察要做的并不只是消灭温斯顿，而且要证明他的微不足道，摧毁他的一切信仰，让温斯顿想做一个高尚的殉道者都不可能，老大哥不允许有高尚的殉道者。如同生活一样，不服从生活安排的人，是白壁上的微瑕，是必须擦去的污点，生活不满足于消极的服从，甚至连最奴颜婢膝的服从都不要，生活要的是从思想深处的相信和热爱。生活难道不正是最严酷的独裁者吗？
我每天坐同一班公共汽车到南京路，去同一条街上的小杨生煎店吃午饭，有时会绕远，搭上另一班公共汽车去东方明珠下面那家酒吧外，看一看那个招聘广告是否还在，然后再回到我租住的房间里，用尽全身力气打开电脑，盯着屏幕，修改每一个公式和标点，再把最新的版本用邮件发给导师。电脑那头的导师大概已经和我同样感到厌倦，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仍耐心地修改我论文的每一个版本，我如同监牢里的温斯顿，几乎失去了时间的概念，以为这样的生活会持续一生。
没事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翻开书，扉页上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印章让我开始想念剑桥的草地和我的学院，我怀念那些已经开始显得不真实的学生生活，而阻碍我和往日生活之间的，是我永远都改不完的论文。我继续阅读温斯顿的故事，那是在相反的世界里一个相似的我。最终打垮温斯顿的是一面镜子，镜子中自己残破的影像让他终于崩溃了，肉体和灵魂的毁灭几乎同时到来。而我收到了导师的邮件，他对论文感到满意了。他似乎知道我生活窘迫，或是他的耐心也几乎耗尽，答辩日期安排得格外紧凑——为了节省费用，我决定留在上海直到答辩前夜。兴奋、紧张、不知所措、修改机票，把已经看得要吐的论文再拿出来一遍遍地看，然后我搭上一班飞机，在午夜到达伦敦希斯罗机场，又坐上一班长途车，在凌晨回到剑桥。我住进剑桥火车站门前的一家青年旅馆——狭窄的房间里又是一张架子床，我在上铺浅睡了几个小时。
天亮后我骑着一辆在火车站门口租来的自行车去学院，取回我寄存的衣物，在厕所里换上西装革履，选一条纯色的领带，打一个阿尔伯特王子结，然后骑车去实验室，时间刚好。信箱里有同学帮我打印装订好的论文，答辩老师们也和我一样，刚刚从外地赶来。没什么寒暄，三个人翻着一本176页的论文，一页页地检查讨论，三个小时过去，我们全都口干舌燥精疲力竭。
都结束了，Pass with minor corrections（通过并需要修改）。严格说来，我需要修改论文，直到答辩老师满意，然后向学位委员会提交论文，被接受之后才会得到学位，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就当这一切都已经结束，给家里打电话说，我是个博士了。同学也知道了，在电话祝贺时总要说点祝福的话，告诉我说不要太激动，祝你取得更大的成功，不要让博士毕业成为你一生的最高点。激动？人生的高点？我感受到的是人生中从未有过的沮丧、疲惫和失落。我去实验室秘书那里交代自己离开实验室的事宜，如同亲手埋葬自己的学生生涯。我西装革履，一条纯色领带打成了阿尔伯特王子结，我背着我的电脑包，垂头丧气地走在路上。我走去那个高大又丑陋的大学图书馆，把那本陪着我走到伦敦，飞到上海，又陪我回来的《1984》还了回去，如同告别一位老朋友。
我精疲力竭，居无定所，走在路上，想起温斯顿最终被思想警察抛出监狱，与茱莉亚重逢，两人相对无言的场景——这是两个被老大哥嚼烂又吐出来的渣滓，两个失去了人的形体和灵魂的行尸走肉——而我走在路上，身边的一切开始逐渐变得真切鲜活，这场背负重担的远游结束了。
文 苗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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