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末的太阳开始登上北半球的制高点，最为猛烈的热量撒向亚欧大陆，让荒野的风变得愈加干燥的同时，又让海洋的潮气浩瀚地降临大地。
夏至日预告着风暴与酷暑对万物的洗礼，春光下一度明媚的事物边界变得模糊。碧绿的植物四处张开广阔的叶脉，土壤深处运行着躁动的昆虫部落。夏天的自然是一张大网，把一切多愁善感之人包裹于其中，为他们孤独且丰富的命运奠基。夏天出生的人进而天生具备对蛮荒生命力的体认。尽管他们总会慢慢长大，离开丰饶的土地，来到文明的城市，但热风与植被却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驱使着他们无数次在梦中回忆那无忧无虑的原野乡间。“荒野”进而成为一个普遍的文学原型。当巨人般的热带树种疯狂地在暴雨中挥舞着遒劲的枝干，古老浪漫主义的根源从而得到揭示。
思索人类的心灵最初、最简单的运作吧，我认为在其中觉察到了两个先于理性的本源，其中一个令我们热切地关注自身的福利和存续，另一个使我们本能地厌恶看到任何感性的生命——主要是我们的同类——死亡或受苦。我们的思想所能做的，是将这两个本源协调结合……
这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对人类“自然状态”的定义。现代自由民主理论的奠基人卢梭虽然不是第一个奢谈乡愁之人，但却是第一个让乡愁变成哲学问题并给予解答的人。自从这本书问世以来，过去被视作野蛮与落后的原始生活开始获得美德内涵。文明的城市生活意味着奢侈与堕落，唯有淳朴的乡野保存着人类至真至诚的行为方式。而在《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中，这位浪漫主义的先驱如是开头：
我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已孤零零地孑然一身，除我自己以外，既无兄弟，又无亲友，也没有可与之交往的人。人类当中最愿与人交往和最有爱人之心的人，却被人们串通一气，排挤在千里之外。
文明的生活反而让质朴的爱无处安置，这样的爱人者不得不遁世独立，在漫步中找寻自我的安宁。这一姿态为后世诸多文人继承，其中与之最为接近的，当属美国哲学化文学的代表梭罗。
梭罗比卢梭晚出生105年，国籍也不同，但精神气质却十分吻合——他们都喜爱独自生活与沉思，并且都是激进民主政治的拥护者，这种政治与他们共同热爱的“自然”密不可分，对于他们来说，“自然”往往等同于“自由”——最好的自由主义，似乎就是与自然相契合的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卢梭和梭罗一样，都是为了追求这种自由而写作、沉思。
通过阅读卢梭和梭罗，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样一个文学形象：他们来自乡土的深处，在城市文明中四处碰壁，遭到冰冷的工具理性的迫害而不得不返归山林，在孤独的漫步中保守自身的纯净，让内心炽烈的自然之爱受到保护，不被徒劳无益的社会劳作所伤害。
返归自然的漫步构成了卢梭与梭罗一类人的最终诉求。他们或许并非暗示所有人都应当成为隐士，而是相信地球能够变成一个由隐士们——无政府主义者们——共同经营的美好世界。所以，他们的漫步实则是一个乌托邦之梦的具体化。
夏天是做梦的时节。根据占星学，在炎炎夏日出生的巨蟹座人，一般会被视为感伤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卢梭和梭罗同为巨蟹座人，在性情上的偶合说明了许多问题，在这一星座谱系之下的文学家与思想家还有很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当属赫尔曼·黑塞。他的《堤契诺之歌》写道：
这是山南的第一个村子。在此，正式展开我热爱的流浪生涯。我漫无目的地游荡着，在阳光下小憩，自由自在地四处悠游；我带着一只背包走遍天涯，即使裤管磨出了陈旧的毛边，依然乐此不疲。
作为“德意志最后的浪漫骑士”，诺瓦利斯和施勒格尔等人的衣钵传承者，黑塞毫不例外地坚持着卢梭对漫步于荒野的热爱。这一热爱是与浪漫派所坚信的自我内在发现分不开的。卢梭设定的自然状态和梭罗试图揭示的无政府图景都是如此，而黑塞则更加清醒地将这种乌托邦诉求转化为对个人诗化生活真谛的忧郁探寻。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这位巨蟹座人深深地将他关于内在心灵探寻的学说埋藏在了一部奇诡的小说《荒原狼》中。
《荒原狼》的叙事文本之中插入了奇特的论文、诗歌和意识流描写。这样的安排意味深远。小说前部分客观环境的描写让我们认识到大都市市民社会的庸俗愚昧。主人公哈里·哈勒尔作为一个悲剧英雄噙着热泪出场，不断地反思并批判着这个社会的“常识”。和卢梭一样，这样一个人物在不断地发起挑战当中遭受到不可名状的孤独的袭击，在大都市的无数酒吧之间逡巡游荡，活似艾伦·坡笔下的“人群中的人”，成为波德莱尔一般的“城市拾荒者”。他“最痛恨、最厌恶的首先正是这些：市民的满足，健康、舒适、精心培养的乐观态度，悉心培育的、平庸不堪的芸芸众生的活动”，然而他本身正过着这样的生活。在他身上，物质（市民社会的生存基础）与精神（浪漫主义者的崇高和深邃）之间的矛盾被有意识地突出。他认为心中存在着另外一个自我，这个自我是异质性的，是让自己麻木、颓废的根源，而这个异质的自我——“狼”的灵魂——同样来自于人类古老蛮荒经验的原始意志。
在基督教象征体系中，来自荒野的狼“代表野性或撒旦的威力”，“大灰狼”是童话中永远的反面角色。而在许多欧洲人心里，“狼”这一象征所投射的，不仅仅是对于自然的恐惧，还是一种自己内心的野性冲动。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人性和狼性的对立，可以被视为是人类内心中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对立，是秩序和自由的对立，是认同感和怀疑感的对立，这促使“荒原狼”开始怀疑自身存在的意义，进而开始思索死亡：“哈里得到了他的自由，但是他突然发现，他的自由就是死亡，他现在非常孤独，外界谁也不来打扰他，这使他觉得非常可怕，各式人等都和他毫不相干，连他自己也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他在越来越稀薄的与人无关的空气中慢慢窒息而死。”
在小说中，歌德、莫扎特两位德意志浪漫主义的“不朽者”以幽灵的身份出场，以传授艺术审美经验的方式传达了“浪漫化”的真谛：不断地运动和思考，不断地在反思中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学会达观、仁爱地对待一切，把一切不和谐的形式融入更宏大光辉的和弦之中，这道无所不包的和弦就是所谓的“幽默”。幽默的原意是超越一切“我执”，摆脱必然性和因果律形式上的掌控，还归主体自由。
《荒原狼》讲述了一个“英雄屠狼”的历程，一个浪漫化、幽默化的历程，一个逐渐习惯孤独、走向极乐净土的历程。“荒原狼”所代表的这类浪漫主义人格思想深邃、情感丰富，有“唯我独清”的情结，而在生活中又时刻被理性和秩序束缚，犹豫不决，只能在心灵深处挖掘救赎的契机，在“克西马尼花园式”的孤独心境中成为圣徒。这种圣徒式的孤独感被黑塞表述为一种具有否定辩证法含义的“自杀”：自省者把自己置于“悬崖边上”，感受最大限度的恐惧和痛苦，进而磨砺意志，向死而生。“荒原狼”虽然是现代社会中最为痛苦的人，但也最有可能在痛苦之中彻底发现并超越自我，成为“永恒者”。
这样的方案是否有效，尚无法给予回答。至少我们还看到，与黑塞同时代也同样为巨蟹座的本雅明，其诉求则更加深邃。这位给“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立法的卓越批评家将城市视为供他四处拾荒的原野，巴黎成为他安置巨蟹座乡愁的巨大坟茔。在“命随土星”、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人间的“荒原狼”本雅明笔下，已经不复存在一个卢梭式的自然荒野乌托邦。他的记忆与乡愁唯有通过对人类文明的总体性追悼才能够得到铭记。本雅明所期待的弥赛亚时刻的到来也就必然和整个西方传统中对于“救赎”的期待挂上关系。在这一维度，理性也就失去了活力，唯一值得依赖的只有梦想、希望与信念。
半个世纪后，到了同为巨蟹座也同样具有毁灭性力量的文学理论家德里达笔下，这种对不可触及的未来的“乡愁”则化为他童年在热带非洲领悟到的无穷的解构空间。那是绝对的自由与力量，但也是绝对的漂泊与隔绝。我们无法逃出文明的城市经验的魅力空间，但我们又有着自由不羁的荒野灵魂。在罗大佑的《鹿港小镇》里，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在我们每一个遗失了童年记忆的当代人这里，这种弥散的、解构的孤独散步将不断延续，无穷的文学经验也将像天空中的巨蟹星团，笼罩在我们忧郁的脸孔之上。
文 冯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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