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面前，张焕枝没有放弃。她相信自己的儿子聂树斌。
家变
张焕枝说，她已经接待过三代记者，我算是最小的。对于她的报道已是铺天盖地，这些报道她自己则很少看到。下聂庄村支书仵风书告诉记者：“聂树斌妈今年72岁了，扫了两年马路。这段时间为儿子的事情也挺闹腾，扫马路的事就停了。现在有人替她。她最近太忙了。”
她几乎一生都在忙于儿子聂树斌的事。1995年之前，是生养；1995年之后，是为亡人奔波。2005年王书金出现之后，她就更忙了。
聂树斌因强奸杀人而被执行枪决21年了，作为母亲的张焕枝始终不相信是他所为，她为了证明这个“信念”，而一直“奔奔波波”。
记者：在王书金出现之前，你们家是不是像有些村民说的，也默默接受了这个事实，并没做什么事？
张焕枝：做了，我可以说，只要有时间，我就到公检法去跑，但都是进不了门。
记者：跑去干什么？
张焕枝：当时跑不为什么，就问为什么枪毙我儿子，他犯了什么法了？当时他不告我犯了什么法枪毙他。你总得说他犯了什么法，才应该枪毙他。
记者：主要是去河北省高院？
张焕枝：不是。检察院、公安，哪个法院都去，当时能找到的都找，哪个单位也进不了门。
记者：当时是不是已觉得不应该是聂树斌做的？
张焕枝：我压根儿就相信不应该是我儿子干的。我认为他这个案子，他不会去做的。我就不相信。一直都不相信。当时就怀疑。
张焕枝的名字，一直和聂树斌案捆绑在一起。聂树斌案一日悬而未决，她的名字就会被不断提起。对于张焕枝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好受的事。
她也想过一种平淡生活。她告诉记者：“其实老百姓都愿意要平淡生活，不愿意要那种大起大落的生活。起来了，你会高兴；但是落下来，你绝对不高兴。你受到好的事情了，你觉得上去了……就像我吧，从前也就是个中等，算中等户吧，倒也挺平淡，可是没了我儿子，我们的幸福……可以说，天塌地陷，连一点幸福感都没有。”
记者：其实你的幸福感主要还是来源于孩子？
张焕枝：对，对。还是得说，欢欢喜喜一家（人），怎么都好，根本不是说什么吃好穿好、吃赖穿赖，根本不是那个……可以这样来说，现在生活比以前好得多得多，现在怎么都能过得去（但现在家里却没有了聂树斌）。
命运从她儿子那一夜未归宿和第二天公安局的人找上门来发生了改变。
记者：当时警察为什么怀疑是聂树斌？
张焕枝：不知道。他当时不是在家里被抓的。
记者：在哪里？
张焕枝：在马路上被抓的。他骑着车子去玩。
记者：没有给你们一个解释？
张焕枝：没有。
记者：你们什么时候知道被抓的？
张焕枝：第二天。
记者：他晚上没有回来？
张焕枝：没有。
记者：那你们当天晚上着急吗？
张焕枝：不着急。
记者：为什么不着急？因为他有时候也会住在厂里？
张焕枝：不是，不是。我认为他到同学家里去了。根本就没往犯法那块儿想，根本就没想。
记者：第二天是公安局通知你的？
张焕枝：第二天下午，公安局说，你儿子没有回来。他们说这个事情，我才知道，他们是公安局的。他们没有穿公安局的衣服。他们到家里来，说我儿子没回来，说是他们把我儿子逮了。我问：你们为什么逮他。他们说，有些个事情，仅仅就是怀疑他，我们问问他。就这样。“仅仅是怀疑他，我们问问他。”
记者：你没有问他们怀疑他什么，为什么怀疑他？
张焕枝：我没有往这块儿考虑，我可以实在实地跟你说，我没有想到，我儿子能犯法，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法院的判决？
张焕枝：（之前）不知道。那是律师告给我的。法院和公安根本没告给我。
记者：什么时候律师告诉你的？
张焕枝：枪毙以后。
聂树斌之死，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也成了张焕枝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以后，这个家庭不再平静，家里的小院也经常是人来人往。2005年之后，王书金以老百姓口中“真凶”的面貌出现之后，剧情发生惊人反转，这个家庭变化更大。邻居聂庆海说：“记者来得跟赶庙一样，来了一个又一个。”
坚信
张焕枝是一个很硬气的人，说话底气十足，做事果决，不拖泥带水。她的个性和能力是很多事情“逼”出来的。她好像海明威笔下那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桑地亚哥，与大海搏斗，与大马林鱼搏斗，与巨鲨搏斗，但我们不知道，大海、大鱼对她来说象征着什么，是当下的社会环境，还是中国的司法制度本身，或者像外界传说的一张细密的权力关系网。
张焕枝告诉记者，农村的事情并不复杂，她本人更加不复杂。“我们没文化的人，纯粹是想什么说什么。官场的话不会说。老百姓说不了你们这些文言话。”她没有别的想法，只是想要把自己家的事情解决了，一门心思。
如同桑地亚哥一心只是想要出海打鱼，并没有考虑在这过程中的艰辛。张焕枝也是一样，她只有一个目标，却没想到这过程会如此波折。邻居聂庆海告诉记者：“他大哥说过翻了案以后，不如不翻，不翻的原因是啥，死人把活人折腾死了。”外人也许会有这样的见解，但她本人却从未想过放弃。
记者：2005年王书金出现之前，你就坚持为聂树斌伸冤，2005年之后，更是往来奔波，做各种尝试。这之前和之后，你的要求，你想要得到的结果，分别是什么？
张焕枝：总的是一样的。之前，我想着把我儿子的事情，让我搞明白，就是这么简单。2005年以后，我更相信不是他干的，所以总的还是这一个主题，相信不是我儿子干的，那你就给我儿子一个清白。就是这个，没有别的意思。
张焕枝的信念，就是“伸冤”的愿望，就是对“平反”的要求。她之所以一开始就怀疑，除了对儿子的信任和了解，还因为案子最初审理得仓促，以及对家人方面的不报。
张焕枝：刚开始，没有什么想法，就是说想闹清楚，我儿子到底是犯法没犯法，你总不能不吭声、不告诉我们，就把人枪毙了。枪毙了就应该通知我，最起码我应该收尸吧，总不能让他死就死在那地方吧，那是不可能的。那死个人，国家都不管？不可能吧！是不是？那时候只是想搞清楚，没有什么想法。
记者：现在老百姓似乎都还是比较相信法律，但他们觉得自己知道得很少，而公安法院专职干这个，必然掌握一些他们不知道的情况。
张焕枝：一样。我跟老百姓是一样的。那个时候，跟你说，我光从我脑袋瓜里坚决接受不了，说树斌干的，说是你儿子干的，我直到现在也接受不了。我觉得他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会干什么，不会干什么，我可以来说，我对他特别了解。但那时候，你不接受也得让你接受，就是这样的司法，老百姓确实没有法儿。
记者：王书金出现之前，有没有想到，警察可能真的掌握了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事实？
张焕枝：没有。我认为警察有些个事情……人命关天的事，你应该细之又细，但有些个公检法的人太渎职了。
记者：这可能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当时也许不会想到他们竟会那样。当时，你可能心里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相信，但因为公检法说了，你心里也会有一些动摇，是吗？
张焕枝：当时（停顿）……我（停顿）……法院这一块儿，没有在我的范围之内，我管不了，检察院我也管不了。但公安这一块儿，我当时就感觉他们在浮皮潦草做一些事情。当时，我就感觉到了，并不是感觉不到。有些个事情，我都感觉到了，（公安局的人）来了，就很敷衍了事地去问一问，没有说很细致地去做一些事情，我当时就能感觉到，尤其公安这一块儿。
对于当时公安办案情况，上了岁数的村民仵正贵同记者谈起过——
仵正贵：公安来调查几次，老百姓们都去作证，说这个孩子不是那样的孩子，对吧？腼腆得不行不行的，发生这个事，劫人家女的……他跟女的说个话，还脸红，他去劫人家女的？老百姓都有这个想法，这个孩子太腼腆，太脸皮薄……
记者：公安局是什么时候来调查的？是在枪决前还是枪决后？
仵正贵：之前吧。那个时候，咱们不在家。也都是听人说的，现在没了这个人了（注：指当时为聂树斌作证的人），离得不远，有两个上岁数的，90多岁了，死了。可会说了。（他）说公安来了，我给作证，说这孩子不是这样的人，不是那个性格，脸皮薄，见了人都不爱说话……
记者：公安还是认为是他？
仵正贵：公安也不听，那时候也不听。
由于这些种种张焕枝口称的“浮皮潦草”的办事方式和不合情理的程序，遂使张焕枝更相信儿子的清白，并为之奔走不息。
记者：你觉得你的性格是怎样的？
张焕枝：算是比较坚强。我也是受了很多苦。
记者：你说受了很多苦，在聂树斌案之前，在成长过程中，受过什么苦吗？
张焕枝：成长过程中，倒是顺风顺水，没有什么……就是为我儿子的事，奔奔波波，我确实不容易。
记者：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哭过吗？
张焕枝：哭过。没有流泪，那都是瞎胡说的。我也是个平平常常的农村妇女，也知道难，也知道自己办不成，也遇到好眼，也遇到冷眼，也遇到好话，也遇到不好的话。
记者：流泪是因为什么？
张焕枝：难呗，走投无路。
记者：会哭很久吗？
张焕枝：流泪之后就好了。
自立
所有东西中，苦难是最能考验磨砺人的。对张焕枝来说，真应了那句“祸不单行”的话。儿子的事情是一个打击，丈夫的事又是一个打击。
记者：你丈夫的身体状况（注：聂学生偏瘫，以前不能走路，现在勉强可以拄着拐杖走），是自杀之前落下的，还是之后？
张焕枝：自杀之后。
记者：吃的什么药？
张焕枝：安眠药。这么高一瓶子他都吃了。
记者：他从哪里买的？
张焕枝：不知道。
记者：他的性格怎样？
张焕枝：也算可以。但没有我坚强。
记者：他当时为什么要自杀？
张焕枝：主要是不想活了。失去儿子了。
记者：这个事，对你有什么影响？
张焕枝：对我打击比较大，促使我更坚强了。事情往前走不动，促使我更坚强了。无非是这个，别的也没有。
可以想象，聂学生自杀的当时对张焕枝不可能没有影响，但长远看来，或许确实如她所说，促使她更多依靠自己去解决问题。在采访中，她多次提及这一点。
记者：你受了这么多苦，和亲戚朋友说吗？
张焕枝：没有。可能从心里，跟你说实话，觉得自己天塌地陷的日子不好过，老的（那样）——你见过我那个病老头，儿子没了，这怎么办，确实没有法儿。起码人家家里，男人是健康的，儿子、女儿也都可以帮一下。我也没有儿子了。可以说，我就一个信念，自强自立。
记者：老聂家有没有人帮什么忙？
张焕枝：没有。他们都在外面住（注：聂学生有三个兄弟，老大在太原，老二在石家庄，老三是个鳏夫，他留在了村里。这三位老人目前都已去世）。都是老百姓，能帮什么忙？不是我不找人家，也不是说人家不帮忙，实际上人家没有那个能力去帮忙。那些个事情，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么复杂……我跟你说，这个事情，21年，我都没有撒手。
记者：你娘家的人有什么帮助？
张焕枝：娘家也没有。娘家离这儿也挺远，我不用他们。我的事情不用他们。你说，净是老百姓，他（们）没权没势。你想，那个政府部门，老百姓都进不去，有事情也进不去。不是说像咱们想的那么简单，有事就进去了，可以说连门岗都进不去。拿着身份证？拿着身份证也进不去！那个工作单位，那个办公室，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这个能进，那个能进……
记者：那他姐姐呢？
张焕枝：她也不跑（动）。我也不让她跑。这样告给你吧，为什么，因为她有工作。巴不得给你找事嘞！我不让她跑。
记者：在这件事上，她有什么精神上的鼓励，物质上的帮助？
张焕枝：我不让她参与。我实话告给你说，我就不让他们参与。你不参与，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一些个政策我也懂，但是，你要叫我说你们的话，我确实说不了。政策基本上懂，我都是在框框之内。可以说，我都走着嘞。法律之外的事，我都不走。
村书记仵风书告诉记者：（张焕枝）这个人是真不错。这个“一案两凶”出来之后，搁一般老百姓，要跟政府去闹，去折腾。这个出来之后，好多英国记者、美国记者来了，她都不见。她说我是中国人，这是我们国家的事，你们外国人帮不了我什么忙，只会炒作我的国家，你们没有必要为我这个事来。再就是，不上访。要是别人，早就跑到政府里了。她找就是找（河北省）高检、高院，除了这两个地方，别的她都不去。这两个都是对口单位。政府里，一次都没去。挺懂事的，挺好的一个人。
村干部边振山也说：村民都感觉到张焕枝头脑比较清醒，也没有给国家、给政府找什么大的麻烦。人家自己都说，我不去政府闹，我就依照法律手段，去寻求我儿子的案子的清白和翻案，最终是相信国家法律。像2005年，不是有好多美国记者要来采访，人家态度就很明确，你是外国记者，我对你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对吧，我是中国人，我相信中国的法律。
张焕枝：可以这样说，我不跟他们（注：指那些上访者）一样。我的性格也不跟他们一样。我做事也不跟他们一样。我今天来你不给我办，我明天找，明天不给我办，我后天找，我绝对不闹事。跟你说，你到河北高院去问问，他们也佩服我。
记者：你就是跟他们讲理？
张焕枝：是。我从来说不像那个样。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觉得没有用，确实没有用。你去那儿发火啊，干啥啊，咱的事情还是没有人办。发了火，有时候人发火说话都能出了圈，一出了圈，说实在话，那就不理性了。
也许她也曾有过不理性的时候，或许也用过不理性的方法，但现在她很明白，那根本无济于事。可即便是采取张焕枝这种方式，也未必能够立即解决问题。她说：“这么多年，可以说，从2005到2014年，都没有效果。不是我不找你，是‘他’不作为，没有效果。就是那个判决书，也是我的律师找过来的。”
“不作为”是张焕枝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的较多的词。一个普通人，在面对国家机器的时候，尽其所能提出最起码的合理要求，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却得不到任何回应，这就好像是弗朗茨·卡夫卡笔下的那个土地测量员K，一直想进入城堡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记者：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苦，什么印象比较深刻？
张焕枝：有什么深刻的？就是进不了门。进了门，人家（也）不理你，不给你办，你有什么法儿？那老百姓就找（他）吧，今天找，明天找。
记者：你觉得这中间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进不了门，为什么进了门也办不了？
张焕枝：我认为是不作为。
记者：他们为什么不作为？
张焕枝：说不好，真说不好他们为什么不作为。那个事情，得去问他们。
张焕枝：我那时候（注：指2005年王书金出现之后），我跟你说，当时我相信河北高院会很快给个结果，不会拖延这么长时间，结果他7年都没有给个结果。我当时对政府，对河北这一块政法委啊，我抱的希望挺大，结果他们就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我，我就是不管你，我就是不理你，我就是拖着你。最后2014年的12月12日，最高院把树斌的案子放到山东了。
记者：其实你还是比较失望的，也比较生气？
张焕枝：是啊（失望）。当然生气，你想想我能不生气吗？你调查，调查什么结果，你就应该告给我，结果他们7年没结果，这一点我作为老百姓，我确实接受不了。
记者：其实你对法律之前还是比较相信的，但是聂树斌案，有些执法的人，并没有按照法律要求办？
张焕枝：我只能说，他们不作为。这山东一年半的时间就能查出结果来，同样是用的一个法律，河北为什么没有结果。我只能说，他们不作为，那怎么说呢？
记者：确实有些执法人员，不把老百姓的事当事。
张焕枝：可以这样说。
记者：我们自己觉得是头等大事，他们……
张焕枝：是，我可以这样跟你说，在司法这块，有些个事情需要他们解决的时候，好多时候，他们就这样的态度（注：指不给解决），我能看到。因为21年了，我看到的社会现象，实实在在就是那样的现象。好多年，解决不了一个事情。
尽管“有关部门”一直不作为，一般普通人也只能坚持以合法的形式要求他们有所作为，尽管很难起到什么作用，却仍不能越轨；这个过程，诚如马丁·路德·金所说的，抗争可以，但要有“纪律”，那样他们也就无话可说。
张焕枝告诉记者，老百姓不能做什么，记者的帮助却很大。这个社会，话语权确实不掌握在单个人手里。但若没有个体的坚持不懈，则后续的一切都丧失了基础。在早前的报道中，律师李树亭则说，聂树斌案若不是张焕枝的坚持，也许走不到今天。
公平
西绪弗斯要将一块大石头推上山，每当快推到山顶的时候，石头又滚到了地上，他只好从头再来。张焕枝就好像那西绪弗斯，努力、坚持，一次又一次看见了光明，而光明也一次又一次从眼前消失。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些折磨人心的故事，好像一个个现代隐喻，同样在表述着现世的荒谬。
但现在好了，大石头要被推上山顶。
张焕枝和聂学生的生活也要进入平静之中。当记者问聂学生事情的最新进展时，他说：“等着最高法的意见呗，全国人民都在等着呢。”而对于最终结果，他说我们不能左右，但全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知道了，这是冤案。
是的，从2005年开始，一直到今天，聂树斌案牵动全国各地知道此事者的心，人们都等待着真正的公正判决。但对于何谓公正，张焕枝有自己的看法。
记者：你们家都围绕着这个案子？
张焕枝：我的老伴和我，现在心里没有别的问题，就是想着给儿子还个清白，没有别的想法，还回来清白就可以了。
记者：这件案子，因为年代久远，还有证据问题，可能最终也弄不清楚是谁干的，也许没法还谁清白。
张焕枝：要是按公平公正说，既然你不知道是谁，不敢肯定是谁，那你不管是谁，都给他清白就对了。你给树斌一个清白，王书金这块，也给他一个清白。剩下别的案子，是他（注：指王书金）负责的事情，他不是三起四起嘛，一个说一个，这三起一个一个说就对了，不能和到一块说，哪起案子是哪起。
记者：这么多年来，你是不是感觉到我们国家的法律进步了？
张焕枝：假如说，树斌得到清白了，别的案子还是做不好，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炒得热，但是好多人他是有事情才让你解决事情，而这大部分人得不到重视，光树斌这个案子解决了，我觉得也证明不了什么法律的进步。大家伙都得到温暖了，这才叫温暖嘞，对吧？你一个人得到温暖了，不等于温暖。我认为是这样。这样就公正了，你觉得呢？
记者：对。我们觉得，这件事不仅仅是聂树斌一个人的事情，是关系到整个国家法律公平公正的问题。这个事情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别的事情也理应如此。
张焕枝：那当然是，这就公平了。仅仅说这个事情得到关注了、解决了，树斌的案子得到温暖了，那大多数人都没有得到温暖，这怎么解释，怎么说啊？大家伙都得到温暖了，这才是公平。
记者：其实你为自己的时候，也是在为大家。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你的坚持，整体来说会发生一些改变？
张焕枝：说不好。确实说不好。我没有那么伟大，我光为我家里的事情，别人的事情我帮不了忙，确实帮不了。第一我没有能力，第二即便我关注，我也帮不上忙。至于说国家法律改不改，确实不是谁说了算的，不是我说了算的。
记者：能感觉到你也是比较同情有类似遭遇的人，想要帮助他们。
张焕枝：没有，没有，确实也没有去帮别人。我能理解他们，因为我遭遇过。我也有跑不动的时候，也有人不理会我的时候，也有人不管我的时候。
命运
在村落中采访，记者发现，尽管聂树斌案最终结果还没出来，但这个老人因其人格和行事已得到足够的尊重，这种尊重是普遍的，乃至全国性的。对于她所生活的村庄来说，相处才是最实在的，表现在人们的一个眼神、一次举手投足之间。
记者与下聂庄村的老人仵正贵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你觉得张焕枝这个人怎样？
仵正贵：俺们村里，谁家过事，红白喜事，人家都要去的，都要找人帮忙。
记者：这是真凶出现之后才这样？
仵正贵：打她孩子出事之后，就不出去了；人家觉得自己的孩子，也没了，觉得有点臊。过几年，真凶出现之后，又去给别人做饭，给过世的做饭。人家孩子有了事，也没人去找人家了。人家不好受，你去找人家帮忙？……想到人家家里有这个事了，人家心里挺难受的，所以说，别的户就不去找人家，不想麻烦人家。后来人家又主动去找，去帮忙。
聂文秀曾经教过聂树斌小学一两年，她印象中的聂树斌是个胆小的孩子，一直坚信他不可能做出杀人的事。她告诉记者，以前张焕枝见人不说话，可以感觉到她心里的沉重，现在好了，见着人，高高兴兴地扬着头走路。
记者跟仵正贵提起，说张焕枝现在开朗些了。他笑着说：“不开朗，也就活不长了。”
命运，那正扼住我们喉咙的命运！在《老人与海》的结尾，桑地亚哥拖着大马林鱼的骨架上岸了，尽管他还是一无所获，但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未被命运打倒的人。
张焕枝，也是这样一位不屈的老人。命运最终给她什么结局，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她孤身一人出海，已然拖着那大马林鱼的骨架上岸，人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鱼，而对这位老人，也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敬意——尽管她只是如她所说做自己的事罢了。
文 徐文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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