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你是如何想到邀邓丽君到日本发展的呢？
舟木稔：我们赶上了好时代。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日本音乐产业的飞跃发展期，唱片销量年年递增。当时，乐坛刮起少女偶像风。像陈美玲和欧阳菲菲这样的外来面孔，很招人喜欢。我供职的宝丽多公司，定下方针，要从亚洲发掘新人。我是制作部长，任务落在我头上。完全出于偶然，我读到一本介绍台湾的书，说有个天才少女邓丽君，是“台湾的美空云雀”，她的甜美歌喉风靡东南亚。那时邓丽君在香港。我托人传话，希望见一面，却迟迟得不到回音。隔了好长时间，对方说可以一见。我立即飞到香港。初次见面，是在香港一家酒店地下餐厅，只有邓妈妈、邓丽君、翻译和我四人。那是1973年二三月间的事了。
三联生活周刊：第一次见邓丽君，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舟木稔：她举止文静，气质不俗，给人一种温柔娴静的感觉。那天，她穿得很普通，像街上随处可见的寻常女孩。在饭桌上，也不太言语，自始至终只听我们说。见完面后，看了她的演出。舞台上的泰丽莎（邓丽君的英文名字），和饭桌上判若两人，又唱又跳，活泼极了，有种光芒四射的感觉。她的嗓音很好，天生的好嗓子，是一种珍珠般的，有光泽的嗓音。唱功也很出众。她那时年龄还小，说唱功也许有些早。不管怎么说，她的技巧很不错。而且，她人长得美，很可爱。这点很重要。做偶像歌手，只是歌唱得好，可不行，一定要长得好看。我下定决心，要把她带到日本，把她捧红。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怎么说服邓家的？
舟木稔：这里有段曲折。我告诉邓家母女，日本是全球第二大音乐市场。你在东南亚走红还不够，如果去日本发展，就能走向世界了。邓妈妈的态度是，只要邓丽君点头，她没意见。经我这么一说，邓丽君也心动了。我在香港停留了一周。邓丽君表示愿意来日本。我们就这么说好了。谁料，回到日本后，过了一个星期，香港那边来电话，说邓爸爸发话，邓丽君不去日本了，请舟木先生忘了这件事吧。我们那时还没正式签约。我有些急了，赶忙飞往台湾，见到邓爸爸。邓爸爸基本意思是，邓丽君已经够红了，不必去日本，再从新人做起。我向邓爸爸保证，一定在第一年，就让邓丽君在日本走红。后来，我和邓爸爸吃了几次饭，边吃饭，边做说服工作，最后邓爸爸说，好，那我就把邓丽君交给你了。这样我们才正式签了约。
三联生活周刊：宝丽多公司是怎样把邓丽君推向日本歌坛的？
舟木稔：1973年10到11月，我们专门把邓丽君请到日本来，带她见识见识各大音乐奖的颁奖典礼。有TBS、富士电视台、日本唱片大赏的颁奖礼等等，参加了很多这样的活动。看到新人被叫到名字，激动地上台领奖的场面，邓丽君说，明年站在台上领奖的将是自己。她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感觉她外表柔顺，内心却有一股子志在必得的职业精神。
1974年2月，邓丽君在日本推出第一张唱片，反响平平。我们分析了失败原因，问题出在定位上。我们让邓丽君走少女偶像路线，穿上迷你裙，上台边唱边舞。但是，这一定位没有得到歌迷的积极响应。虽说万事开头难，不做不知道，但既然做了，肯定是希望一炮打响的。结果不如人意，也没办法。这是公司的失败。但邓丽君向大家道歉说，是自己唱得不好，态度非常谦虚。这和别的歌手不同。一般歌手会抱怨说，曲子不好啦，歌词不好啦，或者宣传不用心。邓丽君能这么谦虚，十分难得，和日本歌手不大一样。当然，出师不利，也让她有些沮丧。我们下定决心，要让她拿到当年的新人赏。为了入选，我们要在7月前推出第二张单曲。制作时间很紧，只有三个月。第一张唱片失败，我的压力也很大，对邓爸爸无法交代。我是制作人，具体工作由底下的创作部门完成。创作人员对邓丽君重新做了分析，很快转换方向，改变路线，打造出第二张单曲《空港》，一下子走红了。年底，《空港》获得日本唱片大赏新人赏。邓丽君如愿以偿，站在了领奖台上，上台献演时，几度哽咽。邓爸爸也很满意，专程来日本，和我们一起看了颁奖礼。
三联生活周刊：从1974年在日本出道，到1979年因护照风波而离开日本，邓丽君的生活与工作重心都在日本。这段时间，她过得怎么样？
舟木稔：《空港》之后，邓丽君也出了不少好歌，但销量都不如《空港》。这些歌走的都是成年情歌路线。直到她逝世，这个定位，一直没变。在日本演艺圈，她属于“外タレ（Gaitare）”，就是外国艺人这一门类。她常穿旗袍演唱，在日本很少见，很受人们喜爱。她的歌迷年龄层偏高，主要在40岁以上。这段时间，邓丽君也经历了不少苦恼。日本演艺圈的制度和行事方式，和台湾、香港地区不同，很长时间，邓丽君都没能适应，常为此而苦恼。只靠唱片销售，赚不了什么钱。一开始，她的唱片版税是2%，即使《空港》大卖，也不会有太多钱落入自己腰包。而且合约规定，她必须参加各种商演。
她在日本成了知名歌手，各种工作邀约纷至沓来。依照合约，她必须听从公司安排，有时还要到地方上的夜总会唱歌。你知道，有些日本人喝了酒，便忘乎所以。日本夜总会的习惯，歌手要下舞台和客人互动。有些客人喝了酒，会举止轻浮，虽不到性骚扰的程度，但言行很粗鲁。好多次，邓丽君为此受委屈，一个人在后台休息室哭泣，有时也向我哭诉。但这是工作，在日本人看来，艺人低声下气是理所当然的。邓丽君在台湾东南亚已是大明星，到日本却要忍受这样的屈辱。她想不通，会冲我发脾气，说自己来日本不是为了当歌女。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带着她和邓妈妈出门美餐一顿，边吃饭，边极力安抚她。这是常有的事。要知道，唱片公司和歌手的关系很微妙。如果什么都听歌手的，业务无法开展；而完全由公司掌控，歌手会感觉失去自由。我总努力从中掌握平衡。
邓丽君曾很明确地对我说，她不喜欢日本人。我问为什么，她说日本人太傲慢无礼了。她在日本5年，和公司员工相处融洽，但与其他日本人很少交往，在演艺圈也没什么朋友，只和少数懂英语的歌手有交往。我想，那些商演给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吧。她不喜欢日本人，但很享受在日本的生活。这里随处有美食，购物也方便。
有了这段经历，邓丽君80年代重返日本乐坛时，合约很简单，只要求她录歌和参加短期的宣传活动。她加入我们设立的金牛宫唱片公司后，从未和公司发生摩擦。事实上，在金牛宫唱片筹办时，邓丽君就承诺加入进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邓丽君复出后，黄金三部曲使她成为日本歌谣史永远的传奇，你能介绍一些幕后情况吗？
舟木稔：邓丽君的经纪人是西田裕司，对邓丽君很用心。复出头两三年，我们只卖专辑，没有出新单曲，邓丽君也很少来日本。西田和作词家荒木丰久是同乡，都是九州人。而荒木和作曲家三木刚是盟友。那时，荒木和三木都并不太出名。荒木和三木成为黄金搭档，为邓丽君量身打造了黄金三部曲：《偿还》、《爱人》和《任时光流逝》，连续三年拿下日本有线大赏，这个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我们公司有个叫三坂的制作人，很有名。他制作过海援队的《赠言》，拥有超过百万销量的业绩。我让三坂为邓丽君制作单曲。但三坂不愿意，一是因为和外国歌手合作，沟通上比较麻烦；二是怕失败，有损自己的声望。于是，他让一个叫福住哲弥的音乐制作人，负责邓丽君的录音。福住也很有名，《知床旅情》就是由他制作的。福住很会跟歌手沟通，顺其自然，不会把自己对歌曲的阐释强加给歌手。邓丽君成功的背后，福住的功劳很大。
邓丽君的歌，都是女性的歌，主题或是离别，或是外遇。邓丽君的演绎和词曲所包含的戏剧性，非常吻合，给人以真实感，在30岁以上的歌迷心中产生共鸣。日本有“歌曲是三分钟戏剧”的说法，就是说，要在三分钟里，像“私小说”一样，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个人情感纳入歌中。从这个角度而言，邓丽君的歌和人生是分不开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她的歌与私生活也有某种关联吗？
舟木稔：我常和邓妈妈谈邓丽君的事。邓妈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这孩子要是二十三四岁时结婚了，就好了。我也这么想。可是，邓丽君的演唱事业太成功了，难免会和个人情感发生冲突。因为唱歌太成功，失去了和男人恋爱的机会。唱歌这件事，和邓丽君人生的戏剧性，应该是有关系的。就我所知，她在日本完全没有和异性谈恋爱。但是，她作为女人，孤独和寂寞自然是有的。后来，她在法国，好像是乐队成员介绍的吧，认识了一个叫保罗的法国男孩。有了这个恋人之后，她的寂寞得到抚慰。我想，这是事实。保罗是个帅小伙子，身材高，长得很俊俏。邓丽君没有和他结婚的想法。周围的人，也觉得他们俩难在一起。即便如此，有了保罗，邓丽君的精神得到抚慰，也让周围人放心。保罗就像是邓丽君的精神安定剂。两个人经常吵架，吵完了，很快又言归于好。有这样的事，邓丽君激动起来，会穿着高跟鞋踢保罗，高跟鞋顺势飞了出去。保罗不但不生气，反而去把高跟鞋捡起来，亲自穿在邓丽君脚上。从这方面讲，他们也算是一对欢喜冤家吧。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眼里，邓丽君性格如何呢？
舟木稔：在我眼里，邓丽君是个心地善良而纯粹的女孩。邓丽君有传统中国女性的一面，孝敬父母，照顾家人。她和母亲关系非常好。因为自从她当上歌手，母亲就一直跟着她，好像把母亲独占了。但因为出名，总离不开纷扰。她为人处事，往往出于单纯的目的，不太考虑个人得失。总的来说，对于弱小者，她怀有自然而然的同情心。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拿邓丽君和美空云雀比，评论谁才是真正的歌后。你怎么看？
舟木稔：美空云雀和邓丽君，不能相提并论。只能说，两个人都是天才，无法比较高低。邓丽君是百年难遇的歌唱天才，她的人气覆盖中国、日本、东南亚，她的歌声倾倒十几亿华人，处于华人歌坛的金字塔顶端。这一点无人能比。无庸置疑，她是名留青史的天才歌手。
特约记者/胡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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