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始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西柏林还深陷“冷战”泥沼。乌尔里希·豪斯曼（Ulrich Hausman）当时是一名留长发的年轻学生，他正在攻读建筑学位，为赚取学费并维持生计，他与友人经营了一间小型的工作室。从英国购入古董家具与工艺陈设品，修复后在德国售出。一次前往伦敦选购工艺品的时候，偶于古董店内瞥见一青铜小瓶，曲线流丽，灵巧精雅，环饰凸棱，触感熟滑，包浆温润。当时心中甚为疑惑：金属本为冰冷之物，何以制成瓶器，气韵还能如此生动灵秀？随即乌尔里希将这件铜瓶购入，这正是后来“未了情园”的首件藏品。
乌尔里希对中国古铜器的魅力感到震撼，对青铜小瓶爱不释手，常会在瓶中插上一枝小花，相伴于案头。然而初步了解之下，他发现博物馆人士对此器物并没兴趣，指其既无历史价值，也不属艺术精品，更非年代久远之物。面对这种情况，乌尔里希并没有受挫，反而暗自高兴。他说：“当时作为学生，资金紧张，这样反而有利于我以微薄资本，购入珍贵艺术精品。”于是，乌尔里希开始研究中国晚期铜器（唐以后铜器），他会特别寻找中国艺术方面的文章、书籍仔细阅读，并通过柏林古董界，广结志同道合的收藏家。乌尔里希发现博物馆内所藏的铜器，全部为800年或以前之物，晚期铜器杳无影踪。“我当时就想，难道宋、元、明、清历朝以来，所有铜器皆乏善可陈？如此说法，似乎又与主流中国艺术书籍观点相符。”
乌尔里希试图找寻这个答案。他发现伦敦是了解中国古董的重镇。当时常到英国搜购家具，总特意前往伦敦各大古董店及博物馆寻觅珍品，常常是一早就赶至闻名业界的伯蒙德（Bermondsey）市场。那时资金有限，能购入的藏品实在不多，不过幸运的是能与多位拍卖官及古董商学习，每次谈话都获益良多。迈克尔·默顿（Michael Merton）是一位古董商，他目光锐利，擅于辨别雅器精品，更乐于慷慨分享鉴赏心得。当时伦敦收藏界收藏的学术氛围极好，不以对方家财衡量盘算。
当时业界多视晚期铜器为陪衬装饰，仅为桌面或饰架之物，与高古青铜雅器比较，更形劣拙，粗制滥造，不值一提，更不要提及分析鉴赏。在当时，中国晚期铜器，饱受鄙夷。曾有英国知名教授认为晚期铜器为“生搬硬套之粗滥俗物。铜胎单薄，铸工粗糙，甚至认为年款亦属假造”。由于此类种种，业界对晚期铜器需求极低，因此鲜有藏品现身古董市场。
学习古董鉴辨路途艰巨，当中一重要分水岭在1975年。乌尔里希应邀随同首批访华的德国建筑师前往北京，他担任这次行程的摄影师，记录探访经过。访问行程虽然异常紧密，但每逢清晨，乌尔里希便会悄悄离开酒店，拿着相机，来到故宫。乌尔里希说：“故宫气派恢宏，庭院静谧深邃，壮丽瞩目。建筑依地势而建，肃穆森严之余教人心驰神往。我父亲是植物学家，有传授不少园艺知识，故宫所见，竟成为我日后设计庭园工作的灵感来源。”
对于乌尔里希来说，此行另一重大收获，则是有幸认识了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初见吴教授便觉得一见如故，乌尔里希向教授透露对中式家具的浓厚兴趣，并请教何处可寻得明代家具，以作观摩，吴先生欣然答应。乌尔里希说：“没想到教授只带我走至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内座椅竟是明代古物，馆中学生们正坐在椅上静心阅读。”自此乌尔里希与吴先生成为挚友，相交多年至今，吴先生后来更是给乌尔里希的个人珍藏命名为“未了情园”。
1976年，乌尔里希的建筑学位将近完成，他的研究重心与中国文化越趋接近：因对中国艺术热爱日浓，因此积极探索中国艺术的各种潜质。乌尔里希毕业论文答辩的日子逐渐逼近，寻思适当题目之际，乌尔里希经常忆起当日清华所见明式椅，又想起德国包豪斯风格，以钢条构成简约座椅。细心思考，发现两者实质大同小异。论文答辩当天，乌尔里希带同一张明代古椅进场，辩证中德两套理念异曲同工的论据。“结果不但赢得一级学位，并且获颁德国研究学院奖学金，还得以应李约瑟博士邀请，于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中国建筑。其间不仅与李博士并肩研究，后来更获得设计李约瑟研究所庭园的工作。”乌尔里希说。
于学术，于收藏，乌尔里希都希望能够读文献的原著，于是决意学习中文，在丹尼斯（Dennis Twitchett）教授和理查德·王（Richard Wang）的指导下，乌尔里希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密集课程。这对他日后研究晚期中国铜器实有莫大帮助。随着研究的深入，乌尔里希发现，欧洲现存不少晚期铜器，但是并无证据显示，此类设计曾经流行于欧洲。再者，欧洲本身拥有铜器制作技术，加之中国铜器以礼器居多，这些铜器在欧洲当地仅可作装饰，并无他用。
在乌尔里希看来，背后原因或为当时东印度公司与华商务频繁，以帆船运送香料、茶叶及织品前往欧洲，由于货品重量过轻，需借助大批压舱物稳定船身，于是大量的金属器随船运到欧洲，之后被作为古玩、装饰品出售。乌尔里希在诸多博物馆库房内所见，此类铜器质量极其参差不齐，或为随意大量购入，售价以重量而非质量计算，如果其中发现珍品，应当属意外购入的例外情况。
在乌尔里希的铜器收藏中，涵盖了从宋代至清代之间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铜器，花瓶、水滴、香炉、香熏等等。经过多年收藏、研究，乌尔里希逐渐掌握了断代鉴赏之道。他说：“由于外界对晚期铜器缺乏兴趣，此类铜器的断代鉴定异常草率，几近胡闹。一些学者简单地认为粗糙者，通常断代为较早期，较精细者，则当作较后期制，一般认为是清乾隆时期。事实上，精细者也多有两宋、元、明的珍品。”
乌尔里希认为艺术史学者多有不知模铸难度，因此才会有此说法。范铸轻薄铜器，实则难度极大，厚身铜器反而较为容易。轻薄铜器制作精巧，器身轻薄如纸，厚度不过0.05厘米。这类铜器铸造完成后一般保留原状，无论车床碹磨圆形铜器（此法多用于厚身铸器），或是修平磨光，均会造成损坏。如果铜器带有浮雕纹饰，更不可以如此加工。因为细小的沙粒都会在陶范上造成漏洞，而且无法填堵。相比之下，厚身铜器则常以此法填补陶范漏洞。
轻薄铜器铸造过程中，浇注铜液必须非常均匀。铜液处于高热状态，假若稍微降温，便会造成堵塞，破坏铸品。因此铸造时不仅需精确制模，牢固外范内模，加热陶范时也需谨小慎微，确保铜液均匀分布。
中国工匠铸造轻薄铜器，从始至终未受重视。乌尔里希一直断代此类铜器为13至15世纪，传统则认为制于17至19世纪。直至韩国新安沉船的文物出水，发掘相似铜器为例证，断代在13世纪，由此论证上述推断无误，证明乌尔里希推断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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