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金镑号”（Four Quid’s）这个船名乍听起来颇有几分复古色彩，它使人想起海盗的宝藏、加勒比海上的冒险或者画有骷髅头的“快乐罗杰”（Jolly Roger）旗。可惜的是，这条班卡型渔船（Banca）最拉风的地方也只有这个名字——它的全长只有10米左右，宽1.5米，由一台柴油机驱动，最高时速不超过10节（18.52公里）。菲律宾渔民在船舷两侧加装上向外伸出的稳定支架，两只救生艇就随意地固定在支架上方。当地人将这种正面外形张牙舞爪的渔船称为“螃蟹船”，搭乘它在近岸水域游逛一番是许多来到菲律宾巴拉望岛的游客都会选择的消遣。但我在心里默默地想：班卡船的吃水太浅，遇到大风浪恐怕会被掀翻。
这是南海仲裁结果公布后的第13天，我和同事黄宇在巴拉望岛西岸的奎松市辗转找到的唯一一条出海船舶，便是这艘外形可疑的“四金镑号”。两个星期前，《纽约时报》记者赫海威（Javier C.Hernandez）从苏比克湾雇用高速游艇“伊斯拉号”，完成了一次进入黄岩岛海域的航行；但以中国人的身份在菲律宾从事如此冒险的行动绝无实现的可能。最终，在当地华侨的热心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四金镑号”胆大妄为的船主和轮机长，并在他们的配合下躲过了菲律宾海警的盘问，这才在7月25日正午驶离了马拉努特湾的阿方索十三世码头。只不过，租船服务并不包含床位费——我和黄宇必须裹紧救生衣，匍匐在露天驾驶台后方窄小的平台上，依靠头顶张起的塑料布天棚来遮挡雨水。平台下方胡乱地摆放着淡水桶和燃气罐，船员就在燃气罐旁抽烟。
这并不是一段舒适的旅程，但足以令我对南海问题产生足够新鲜的观感。从马拉努特湾到南沙群岛南端的舰长暗沙（Royal Captain Shoal）航行时间约需10小时，其间并无任何奇遇，只有单调的深蓝色海水、从未停歇的海浪和时断时续的阵雨。地图上笔直的领海线、专属经济区（EEZ）范围乃至九段线在这片深蓝之中不会有任何标识，远没有那么泾渭分明。我想起了“海权论之父”马汉在他那大部头著作开篇的描述：海洋就像“一片广阔的公有地，人们可以在其上自由穿行”，但不能在此居住、耕种或建房，也不能确实地占有它。海洋只是一种交通介质，使人们得以从一片陆地抵达另一片陆地，并完成商业和军事力量的远距离投送。
“四金镑号”上配备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但船员们并不依赖它来完成整个航行。他们凭借经验在午夜中下锚，亮起露天甲板上的电灯吸引鱼群，并灵巧地躲过黑暗中的珊瑚礁和水下沙排。对那些中菲两国各自标出不同官方称谓的岛礁，他们有独特的塔加洛语命名，并且极为熟悉。南海局势的紧张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像“四金镑号”这样不起眼的小船，轮机长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我描述他在最近几年停靠中业岛码头的经历，并表示曾不止一次与中国海监船在近距离交谈致意。剑拔弩张的国际关系在他口中显得如此风轻云淡，几乎使我忘记了我正航行在海军分析家眼中“世界最危险的海域”，并且不会游泳。
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笔直的航道、毫厘不差的界限和形同锁链的岛群，但在海上实际航行时，所见的只有模糊一片的水面、满天星斗和偶露峥嵘的地标。实地感受到的海洋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使我们这些从大陆而来的观察者不免怀疑先前固化的观念——地理攻势（Geographical Offensive）真的是一剂万能灵药吗？假使我们在南沙群岛建立起足够多的岛礁机场和码头，抑或真正收回了被菲律宾、越南等国窃据的岛屿，甚至将整个南海变作了“中国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假使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依旧被包裹在由地图上那些岛群、海峡和分界线组成的壁垒之中，我们还能延续1978年以来以融入全球秩序为前提的长期繁荣吗？
在马汉的时代，海上贸易本身构成了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到了经历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的今天，不是贸易直接创造财富，而是基于生产的国家经济生活的活力（Vitality）决定了一国航运事业的兴旺程度和海洋能力的上限。即使是中国这样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凭借大洲际规模的疆域、人口和生产能力，也可以拥有发达的海洋贸易和装备航空母舰、核潜艇的强大海军。这都使我们不必过度迷信或夸大某片海域的战略价值。
南海是转型中的中国进入开阔大洋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进口战略性原材料，尤其是中东油气资源的关键地理通道。拓展在西太平洋的防御纵深，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东部地区的安全；保卫对国家战略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从而使中国经济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都要求我们维护和伸张在南海的合法权益。但南海绝不是终点，更不是目的。中国海洋转型的终极前途何在，中国需要怎样一支与自身战略利益和资源上限相称的海上力量，乃至中国在南海博弈中可以获得的经验，才是更加重大的问题。
中国海洋转型的主要压力，不仅来自主导性全球强国的忌惮，同样与周边国家的反应有关；这种全球与地区层面的双重压力，在南海问题上已经有了清晰的呈现。要应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挑战，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为了有效消除来自南海周边国家的猜疑和压力，中国不仅必须努力建立起一系列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区域性国际制度，而且在某些时候不得不容忍区域外强国的参与。而在全球层面，为了预防国际性遏制同盟的出现，还有必要维持对开放性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信心，贯通地区与全球两个层面的逻辑。
同样必须慎重对待的，还有中国着力发展的海洋能力的类型。一支强大而有分寸感的传统制海型舰队不仅符合5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发展海权的一般规律，在全球层面也易于和其他国家形成互动。相反，执着于建立封闭的“海上长城”“要塞舰队”，不仅无助于保护扩散范围越来越广的中国海外利益，反而会加剧地区和全球两个层面的持续紧张，甚至引发军备竞赛。倘若“四金镑号”正在穿越的这片海域真的变成了耸人听闻的危险海域，被属于不同国家的潜艇、水雷、导弹等反介入武器所覆盖，将是何等糟糕的局面——想想两伊战争期间的“袭船战”吧！中国所需维护的不仅是区域海洋安全，也在为西太平洋海上公域的治理贡献力量。
午夜来临前，“四金镑号”抵达了此次航行的最西点：北纬9度03分、东经116度66分附近，南沙群岛舰长暗沙与半月暗沙之间。盘桓一个多小时后，小船在两处地标之间环行一周，随后向东返航。黎明时分，我在海面上那条并无标识的九段线附近看到了喷薄而出的朝阳，但愿那也是南海局势的最终预兆。
文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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