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修行在神与佛的谷地
加德满都的一天，从熙熙攘攘的敬神活动开始。清晨6点半，天刚擦亮，我所居住的泰美尔（Thamel）游客区各色旅馆和店铺还在睡梦之中，而顺着弯弯曲曲的小巷，走进普通人的社区，已经是另外一番景象：身披艳丽牦牛毯的小贩端坐在路边，面前是带着水滴的蔬菜瓜果。小贩最为集中的地带，是一个具有四座神庙的小型广场。经过的人们要把几座神庙转遍，并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式敬神：供奉酥油灯、一串金盏花的花环，或者一壶净水，也有的人简单用头点一下神龛便离开。由广场放射出五条街道，随便走上一条，沿路都要不断经过一些小型神庙。那些走出广场的人边走边拜，还伴有铃声——厚重的铜铃挂在神龛门口，摇铃才能将神灵唤醒。如果选择那条较宽阔的街道，就会路过一个在尼泊尔鼎鼎有名的寺庙，白麦群卓那神寺庙。它在印度教里是湿婆神的化身，佛教里则是观音菩萨。到这里来的拜神者更多，方式也会稍微复杂。人们在神龛面前排起了长队，手里是由稻米、酸奶、水果、面点等丰富贡品组成的托盘。到了神像面前，他们把贡品交给祭司后，相应地他们会把祭司倒过手心里的甜酒喝掉，把递过来的花瓣撒在头上，再用神龛上面摆放的米面和捣碎的红色花瓣混成的糊，在额头上点上“提卡”，那象征带来一天的好运。
街道上寺庙的数量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需要。这是因为成功人士将修建寺庙当作功德的积累，而政府在这方面又没有限制，于是寺庙便遍布整个城市，大的寺庙是一进完整的院落，小的只是一个带有遮风挡雨顶篷的神龛。白天走在加德满都的街上，看到不少男女老少额头都有“提卡”的印迹，就可知他们早上都经过这番短小的敬神仪式。在加德满都谷地，一共有三座中世纪以来开始繁荣的城邦，分别是加德满都、帕坦和巴克塔普尔。在古老建筑和传统民俗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巴克塔普尔，那里的居民告诉我，每家门前的石板地上都有一块凸起的石头，如果早上敬过神，主人就会将石头用红色的矿物颜料涂上颜色，假如石头长久没有染红，难免邻居会议论纷纷。
对于宗教的虔诚在节日期间更为明显。我虽然没有赶上重要的节日，但是在BBC记者迈克尔·帕林所著的《喜马拉雅壮丽之旅》一书中，读到了他在一个尼泊尔上流家庭所经历的达萨拉节（庆祝罗摩打败恶魔罗婆那的节日）情景，和他作为一个外来者的惊诧：“仪式按照长幼有序的顺序来进行，家里的五个儿子以及他们各自的孩子都需要亲吻家中老人的脚面，接着大麦芽会撒向他们的头顶，意味着多子和长寿。几个儿子的职业有医生、银行家和军人，他们穿着尼泊尔传统服饰——一件及膝长袍搭配一条紧腿裤，而他们的外套则是西式运动服。他们中好几个都在美国和英国接受教育，孩子都上的是私立学校并且能说流利的英语。其中一个儿子告诉我，作为信仰印度教的尼泊尔人，他们为自己在宗教仪式的一丝不苟感到自豪。在尼泊尔，一个完整的婚礼需要三天，但是在印度，他们已经将婚礼缩短到一天完成。”
尼泊尔的国教为印度教，信众占到人口的80%，还有10%左右的人信仰佛教，剩下的10%则为伊斯兰教、克拉特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的信仰者。为什么在尼泊尔能够看到完整的印度教仪式？这其实得益于尼泊尔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尼泊尔北面是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面则是特莱平原茂密的原始森林。隔绝的环境使得尼泊尔在不同年代没有受到席卷印度平原并造成该地区政治、文化动乱的剧烈变革的波及。距今2000年前，来自印度的移民为尼泊尔带来了印度教的种性观念、宗教仪式和社会习俗。它们一旦进入，便长期存在了下去，并不易发生变化。佛教也是同样。传佛祖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65年在尼泊尔境内的蓝毗尼出生，后在印度的菩提迦耶得道。公元前520年左右，释迦牟尼亲自带弟子回到尼泊尔传播佛法，佛教就在那时候传入。13世纪穆斯林入侵印度，印度的佛教学者纷纷跑到尼泊尔避难，这里成为佛教徒的天堂。法国学者西尔万·列维就在《尼泊尔的艺术》一书中惊喜地说道：“人们可在尼泊尔看到真正印度的形象。”
印度教和佛教在尼泊尔和谐共存，融合发展。这其中一个原因还是和尼泊尔的地理环境相关。某种意义上来说，以首都加德满都为中心，东西长33公里、南北宽25公里的加德满都谷地就代表了尼泊尔。这里四周为马哈帕蜡特的群山所围绕，土地肥沃、植被茂盛，因而不断吸引移民迁入，产生了悠久灿烂的谷地文化。尼泊尔研究者王宏纬有这样的观点：“在谷地这样狭窄有限的疆域内，一些与世隔绝的居民拥有相互对立的信仰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宗教信仰，诸如印度教和佛教，人们自然也会期望他们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和平共处。”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印度教和佛教在教义上的相似。尼泊尔宗教学者、特里布文大学教授葛文德·坦丹告诉我，由于释迦牟尼出生于印度教的家庭，他的思想体系很多都来源于印度教传统。印度教相信生命轮回，死亡和重生中都是为了从这样的轮回中获得解脱（moksha）。轮回的决定因素是因果报应（karma），在此生中做坏事就会受到惩罚，从而导致来生投胎等级降低，一生行善就会得到善果，来世投胎等级就越高，从而也就越来越接近解脱的状态，那是一种自我和造物之神梵天（brahman）的结合，即意识到“我就是神”。而佛教徒最终追求的解脱状态（nirvana）与印度教一样，都是要摆脱生命轮回之苦。“不同的是在佛教轮回中不存在印度教种姓那样的等级制度，而且佛教不认为有神的存在，任何解脱、开悟之人都可以成为佛。”
在这样一个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人们在精神方面的追求就显得突出。在藏传佛教的著名佛寺“白色寺庙”，我看到了那里的仁波切（即活佛）正在为两个5岁左右的孩子举行剪发的皈依仪式。喇嘛告诉我，他们来自喜马拉雅山区的笃信藏传佛教的村庄。按照能积累福报的说法，他们会将家里排行中间的孩子送去寺庙。像加德满都名气较大的佛寺，都不愁没有人出家。印度教的教义则把人生分成了四个阶段：净行期、居家期、修行期和苦行期。它不鼓励从小就去出家，而是提倡人在50岁之前都享受世俗生活，等到子女都长大成人之后，再斩断世俗联系，进行苦修。在印度教的神庙附近，很容易看到这样的老年苦行僧。他们半裸身体、头发蓬乱、满身尘土，其中有乞丐冒充的，但大多数都是真正在修行。
选择出家和苦行的人必定是少数，大多数人只是在日常生活里实践着宗教信仰。“随着国家世俗化的演变，人们难免会逐渐忘却宗教的真谛，只记得宗教的皮囊。”在当地媒体My Republica上长期开设灵修（meditation）专栏的作家尼特拉·阿卡亚对我说，“很多人每天敬神，可能只是为了一个短浅的目标，希望生意上的成功或者工作的顺利。你看到年轻人也参与到敬神活动或者节日庆典中，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也许会回答因为家里人和周围人都这样啊，不这么做会被认为不虔诚。宗教变成了一种泛泛存在的文化。”阿卡亚在一个婆罗门家庭里出生和长大，婆罗门是印度教里最高的种姓，传统的社会分工是担任宗教职务或者成为学者。阿卡亚的祖父经常在印度教的寺庙里宣讲教义，阿卡亚也受到熏陶，从小学习梵文，接触了大量印度教经典。“其实，无论印度教和佛教，都将经常性的灵修放在了最重要位置。这是因为我们的头脑控制着行为，很多行为都是条件反射般自然发生。如果不对自己的头脑有所了解和改善，它就会被诸如憎恶、恐惧、嫉妒等偏见的情绪所遮蔽，我们就无法做出正确的行为，最终就无法达成善果。那些外在的仪式、祈祷、唱诵某种意义上都是为了净化头脑服务的，它们让头脑清静、注意力集中，从而可以进行更深的、向内的思索。能够大彻大悟，是最终解脱的前提。”
“精神资源是尼泊尔人的财富，是我们可以与其他国家竞争的优势。”阿卡亚说。谈这番话的时候，我们正在加德满都王宫大道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这条王宫大道因为路面宽阔且经过硬化，道路两侧有像耐克、李维斯、施华洛世奇这样的品牌店，而成为加德满都的“奢侈品一条街”。它看上去只是普通一条商业街，但如果对照城市里大多数挤满小卖部般店铺的土路小巷，它的确是一条繁华的街道。“我们在物质上处于落后状态，可是精神上却有祖先留下的丰厚遗产。”阿卡亚说，“大概近15年的样子，我观察到普通尼泊尔人重新重视起精神生活了。早晚的敬神仪式外，他们会花时间在各种形式的灵修上，除了传统的印度教相关的瑜伽以及佛教相关的禅修外，他们也会尝试其他起源于宗教但又有所创新的修行方法，比如超脱禅定法（Transcendental Mediation）、奥修冥想法（Osho Meditation）等等。你随便和一个尼泊尔人聊天，多半他会有参与这样或那样的修行活动的经历。”按照阿卡亚的观点，虽然一度尼泊尔人忽略了宗教生活的内涵，但是传统就在那里，一旦意识到它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传统很容易被继续发扬光大。而15年前，正是尼泊尔大众传媒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刻，在号召人们重拾精神传统上媒体起到了关键作用。
对东方宗教与哲学表现出浓厚兴趣、源源不断来到这里的西方人也让尼泊尔人不断认识和肯定了祖先精神遗产的价值。一开始是嬉皮士，后来是旅行者。阿卡亚曾经在一家本地的高级度假村担任瑜伽和冥想课程的老师。“每晚的房费高达500美元，光临这里的都是欧美国家的富人。让他们盘腿静坐一小时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需要许多垫子塞在身体的不同位置来做辅助，否则全身酸痛。他们也告诉我，一旦闭上眼睛后就变得烦躁而难以平静。我丝毫不羡慕他们丰厚的物质生活，那是以身体和心灵疾病为代价的。”
在今天的尼泊尔，“灵修旅行”正在成为当地旅游业中一个热门的板块。这种灵修体验可以是几小时、一星期、十天、一个月或者更长。在泰美尔区一家旅馆的顶层，我就在一家叫“喜马拉雅冥想中心”的地方上了时长一小时的免费冥想课程。摆了20张坐垫的房间里挤满了旅行者，基本以白人为主。一位志愿者教授我们最简单的进入冥想的方法——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件想起来愉悦的事物上。因为是游客区的缘故，泰美尔是整个加德满都唯一有夜生活的地方。楼下是嘈杂的酒吧音乐，楼上的我们就在“佛音碗”木柄与碗边碰撞出的深沉悠远的嗡嗡声中试图与各种想法与杂念作斗争，获得那仅有几秒的平静。如果要对灵修有所感悟，时间的投入是必需的，一小时的课程仅仅是一个开始。
无论对于本地人还是外来者，加德满都谷地都是一个灵修的天堂。这里保存有三处重要的佛教朝圣地——亚洲最大的博得纳佛塔、尼泊尔最古老的斯瓦扬布寺、佛陀前世舍身饲虎的南摩菩提佛塔。还有一处印度教的朝圣地——供奉湿婆神的帕斯帕提那神庙。相传在远古时代湿婆神曾经化为一只长有金角的鹿在那一带活动，他太钟情于那里的河水与森林。在这几处圣迹周边，建造有许多寺院，它们都被认为是具有灵性的修行之所。除此之外，在围绕加德满都谷地的群山上隐藏有不少寺庙、静修处或者禅修中心。加德满都城市是个灰尘漫天、空气污染严重的地方。然而这些乌烟瘴气全部沉积在谷地，随便走到附近的山上，便顿时觉得视野开阔、空气清新。这些灵修地点俯瞰着尘世并有着远离尘世的味道，这使得灵修者免受干扰，更重要的是迫使他们树立起在孤独中直面内心困境的勇气。
内观中心的困惑和领悟
加德满都的内观禅修中心（Vipas-sana Center）就位于山谷周边一个风景宜人的山顶，紧临一片国家森林公园。沿着山体顺势建造的院落里随处可见缀满果实的柚子树、橘子树与芒果树，还能看到三三两两的猴子在小径上穿过。听人说，这里因为灵修者的会聚而形成了独特的气场，植物生长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叶子更绿、更有光泽，也更肥厚，果实则更加饱满。猴子是这里最常见的动物，如果运气好，也能碰到体态优美的鹿。
10天的内观课程几乎是现在尼泊尔最流行的一种灵修方式。报名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中心每个月有两期课程，每期人数大概在200人左右，包括大约三分之二的本地人和三分之一的外国人。尼泊尔一共有8个这样的内观中心。加德满都内观中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成立于1984年，是尼泊尔最早的内观中心。内观禅修法的推广者葛印卡曾经多次来到中心亲自教学，这里保存有他和妻子居住过的淡绿色木屋，里面无论客厅、卧室、书房还是餐厅，陈设都没有丝毫改变。能在课程学习中获准进到故居里打坐，别有一番意义。1984年内观中心第一次开课，学员只有12位，也仅有一间禅修室，现在整个中心的面积已经扩展到原来的13倍大。随着学员逐年增长，中心刚刚购买了一块新的土地。
内观的意思是如实地观察事物的真正面目，这是一个通过审视自身来净化身心的过程。2500多年前，佛陀释迦牟尼教导了内观法，此后经由弟子一代代传习下来。葛印卡出生在佛教国家缅甸的一个商贾之家。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他从十几岁开始就忙于工作赚钱，并在得到财富后不断渴望社会地位和名望，这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偏头痛。抱着解决心理压力的初衷，他向缅甸的乌巴庆祝老师学习了内观。内观不仅治愈了他的病痛，还让他体验到了真正的安详，于是葛印卡的后半生都致力于内观法的传播。从1969年在印度第一次讲授内观课程开始，一直到2013年去世之前，葛印卡在全世界建立了158个内观中心。
内观禅修法的流行和葛印卡成体系的教学方法有关。葛印卡将10天的课程分成两个部分：前4天是观察呼吸，也就是如实地观察呼吸的进入和呼出，这样狂躁的心绪就逐渐平静下来，不再被激烈的负面情绪所主宰；等到注意力变得集中、心思也变得警觉和敏锐的时候，第5天开始就可进入真正内观的阶段——对于全身的各个感受，只是冷静地检视感受，不起好恶之心，不带贪爱、嗔恨或者执著。最终修行者对于每个感受，能够拥有智慧和洞见：“它们是无常的，会生起，也会灭去。”虽然内观法起源于佛陀的教导，但是葛印卡在教授它的时候不强调它的宗教属性：“就像你生气的时候，你会说分辨它是印度教的气，还是佛教的气吗？佛陀所教的是生活的艺术，他让每一种出身背景的人都能受益。”
10天包括食宿的内观课程完全免费。在课程结束时，参加者根据意愿来自由捐款。与此相对的是，整个课程从头到尾都有极端严格的规定：在网上填写报名表的时候需要说明你为什么会对这样的课程感兴趣；收到报名表后，办公室会发来一封长长的邮件，上面写着各种要求，包括课程当中不能携带手机相机、书本纸张；在课程开始两周前就要戒烟戒酒；身上不能有任何饰物，如果有文身图案也要遮蔽；最为严格的是整个10天的过程中除了向教师提问的时间都不能讲话，眼神交流也要尽量避免。如果表示能够做到所有一切，需要再给办公室发去回执。“这些都是佛陀所说‘持戒’的部分，这样可以将分心减少到最少，大家生活在一起不至于互相干扰。”内观中心的一位教师告诉我。与这些清规戒律相似，会吓退一部分报名者的是10天里看似日日重复的安排：凌晨4点钟打起床铃，然后打坐，早饭之后继续打坐，答疑，中午吃饭，下午几乎是上午安排的翻版，这样一直持续到晚上21点半。“看上去相似，实际学员每天的感受是变化的，每天伴随禅修，所讲授的内容也不一样。”内观中心的教师只负责答疑解惑，具体方法的教授都是通过播放葛印卡的录音或录像。当遇到有学员想要中途退出时，老师会和学员进行一场长长的谈话，尽量帮助他们能坚持到底。
我到的这一天正是内观课程的最后一天。学员们在禅房里听完葛印卡关于“慈悲观”的讲解后，“禁语”就会解除，大家可以自由说话，然后再吃一顿相比平时要丰盛许多的素餐来庆祝。这一期的课程有三位中国学员，中心专门开辟一间禅房，用来播放有中文翻译的录音。“我感觉身体的疼痛在禅修的过程中慢慢减轻。”在被允许说话后，中国女孩徐琳（化名）兴奋地和我分享她的体悟。徐琳说她是一位懵懵懂懂的佛教徒，在英国读书期间，被台湾佛光山在当地道场的活动吸引，觉得他们“人间佛教”的做法有趣，就皈依了佛教。这次她从英国来尼泊尔，就是想更多地了解佛教思想，于是去了佛陀的故乡蓝毗尼，还报名参加了这个内观课程。“第一天的时候，我除了打瞌睡就是浑身痛，因为保持打坐姿势太久。颈椎、后背、膝盖都在痛，我第一天问老师的问题就是身体总是不舒服应该怎么解决。后来渐渐没那么痛了，我不确定是身体适应了坐姿，还是运用了内观法，不再执著于‘这是我的痛，是我觉得痛’的错觉。就像医生一样检查病人的疼痛一样，客观检查这种感受，就可以感到它是多变的，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另外一个中国女生毛娟是一个经常往返西藏和尼泊尔之间的旅行者。她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仰，只是当地朋友推荐她这个课程不错，她想借此获得一段不被打扰的时光。“大约第七八天的时候，有一刻，我感到身体整个都没有了，身体各处仿佛是一团轻微的震动。”她对我说。毛娟很兴奋地问老师说那是不是佛陀所描述的“消融”状态——佛陀认为人的血肉之躯是由许多亚原粒子组成，一个亚原粒子的存在时间比一兆分之一秒还要短暂，这些粒子不断生起灭去，就像一股振动之流。当细微的觉知培养起来后，就能感受到这些微小粒子的明灭，所有的疼痛消失，没有感受的部位也消失，只有安详和喜乐。“那种感觉只有几秒钟，却很美好，怎样能够长久留住？老师说，要继续培养一种对任何感受都保持中立的平等心，否则就会厌恶没有感受的时刻，而过分追求那种喜乐感。它其实只是修行过程中的一个中途站。”
如果要搞清楚一些无法言说的体验，多上几次10日课程是必要的。“第一次课程之后发觉有所收获，但很多地方还都似懂非懂，所以又来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一位叫卡拉地·乌帕迪雅的尼泊尔女生对我说。她不是这期学员，而是这次课程中服务学员的义工。按照规定，至少参加过一次10天课程的人才可以担任义工。义工在这里协助厨房每天做三餐的准备，也帮学员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同时他们每天还会陪学员一起完成大部分的打坐。乌帕迪雅是一位虔诚的内观法的实践者，有近10次的义工经历，同时参加过一次30天的内观课程。能参加30天课程的前提是需要完成至少6次10日课程、一次20日课程，并且不间断地早晚练习内观法两年。
乌帕迪雅在来参加内观课程前状态很糟。“我从一个偏远小村来到加德满都上学，和同学租了间公寓。因为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村子里，混杂着思乡的情绪，我每天的心情都很差，经常和室友吵架，我的内心缺少平静。我一直在寻找能够带来平静的良方，直到哥哥的朋友推荐了我这个课程。”乌帕迪雅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对进入头脑中的信息产生习性反应，每重复一次就更加强烈，最后积累出贪爱和嗔恨。只要嗔恨的习性在，每当遇到不愉快的经历，潜意识里就会生起嗔恨的反应；只要贪爱的习性没有根除，任何愉快的情景都会再次产生贪爱。内观的过程里，一个一个旧习性会升到心识的表层，以各种感受呈现出来，而我们通过平等心客观面对，不盲目起反应，这种旧习性就会一个接一个被根除。”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否则乌帕迪雅也不会一次又一次来到内观中心。“你可能一开始是通过观察呼吸来平静心绪就要很长时间，那么随着练习的增加，这个时间就会缩短。而对那些旧习性，在回顾它们时，你心中不可能不起波澜。这都需要不间断的实践。”让乌帕迪雅能够有动力的是，她和周边人的关系在逐渐变好。乌帕迪雅还把这个课程介绍给了63岁的父亲。“从前他经常为小事发怒，现在则温和许多。更多的变化旁观者可能发现不了，只有本人才能体会到。”
嬉皮余音：从老外街到柯番寺
在泰美尔游客区的映衬下，曾经大名鼎鼎的“老外街”如今看上去甚为冷清。快到中午时间，旁边著名的游客景点杜巴广场上已经人声鼎沸，这里的纪念品商店却只有几家开门。那些小旅馆的接待处都是空的，好像根本无人入住一样。我甚至怀疑这是不是我要找的“老外街”，直到在一个屋门紧闭的门口发现了一块画着佛眼的小牌子，上面写着英文“Freak Street”。也许唯一能让人想起昔日光景的是那家叫作“雪人”的咖啡馆——里面正循环播放着英国民谣摇滚歌手凯特·斯蒂文斯的一首老歌《加德满都》：“加德满都我将很快见到你/你那奇怪的令人迷乱的时光/将让我屏住呼吸。”老板推荐我品尝一款巧克力蛋糕。“从1965年我们开业起，这就是最受欢迎的。”他这样说。
凯特·斯蒂文斯是众多60年代来到尼泊尔的嬉皮青年之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欧美世界来说是个变革的年代。政治上有美国的民权运动风潮、法国的“五月风暴”，经济上有世界性的石油危机，越战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一群对社会失望透顶的年轻人希望逃离主流价值观的束缚，寻找另外的精神滋养。神秘的东方吸引着他们。赫尔曼·黑塞那本《通向东方的旅程》成为他们的指南。被后人称作“嬉皮之路”的路线横穿欧亚大陆，终点就是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或者印度的果加。年轻人一路以公社的方式生活，靠搭顺风车或者公共交通的方式来行进，最后聚集在加德满都的Jochne Street。因为他们个个看上去装束怪异，不修边幅，这条街从此有了外号“Freak Street”（奇异街，老外街）。
在《嬉皮法则》（Hippie Dharma）一书中，当年与嬉皮士整日混在一起的记者克拉拉巴瓦拉描写了加德满都在嬉皮士眼里的迷人之处：“在‘环球餐馆’要一大碟咖喱米饭，再配茶，仅仅需要1卢比；睡在餐馆的员工宿舍里每天1.5卢比；而如果在餐馆打烊后睡在里面只要0.5卢比……在那些神庙里，或者给朝圣者搭建的休息亭里过夜根本不要钱……大麻是合法且公开售卖的，两三卢比就能买到12克。”杜巴广场的导游告诉我，广场上有一座17世纪国王为自己母亲修建的9层寺庙，曾经许多嬉皮士喜欢从“老外街”的落脚处踱步到这里，一边坐在台阶上吸食大麻一边晒太阳，因为那里视野开阔的缘故。一些嬉皮士认为通过毒品产生的幻觉能够达到内心的静养，还有人觉得吸食大麻就摆出了藐视社会主流规则的姿态。
“也许严格地说，我不算个嬉皮，因为我对大麻不感兴趣。”凯茵·万汉姆告诉我，她爽朗的笑声回荡在禅房里。她是柯番寺（Kopan Monastery）的女尼，大家都称呼她“阿尼”凯茵，“阿尼”在藏语里就是尼姑的意思。在柯番寺的食堂里，我几次碰见过她，虽然好奇过她西方人的面孔，但都没有把她和当年的嬉皮士联系到一起。她个子瘦小，大约60多岁的样子，戴着一副茶色的圆眼镜，总是一副很平静的神态。1974年，她到达加德满都后意外参加了柯番寺为期一个月的禅修课，之后就留了下来。现在，她是这个禅修课程的负责人。
“如果说我和嬉皮士有什么相似之处，就是我和那些年轻人一样，性格随和，喜欢到处交朋友，并对东方充满了好奇心，想要去那里寻找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1973年，凯茵和男友从祖国瑞士出发，计划用半年时间在东南亚地区游历。“我当时23岁，但还没有上大学。之前我就花了很长时间在欧洲旅行，我的父母好像已经习惯我用这样的方式学习和思考未来。我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帮助别人，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所以我将专业方向设定在社会工作或者政治学上，但又不确定这样选择是否正确。”凯茵和男友去了斯里兰卡、印度、孟加拉、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然后是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的兰巴若海滩，她碰到了另外一群嬉皮士，他们建议她一定不能漏掉尼泊尔。“我们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要去。尽管那时候已经在外面一年半的时间，大大超过我的计划。我想着尼泊尔会是我们旅途的最后一站，然后从那里返回瑞士。”
到达加德满都后，凯茵和男友就住在“老外街”。“那天，我去寄明信片的路上，经过了一家照片冲洗店。店铺的墙上挂了一大幅黑白照片，照的是一幅关于释迦牟尼的唐卡，我完全被吸引住了。之前刚到斯里兰卡，我看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尊佛像心里就很喜悦。在印尼爪哇岛的时候，我在婆罗浮屠的佛塔群中留连忘返，仅仅就是喜欢去看佛的形象，还有石雕里表现的通往解脱的道路，尽管我不懂的其中的奥义。”店主告诉凯茵，这幅照片是在柯番寺拍摄的，如果她对这些佛教的东西感兴趣，为什么不参加他们即将开始的禅修课程呢？那是凯茵第一次听说柯番寺的名字。
此时，柯番寺的课程已经开始3年，与柯番寺建造的历史一样长。建立柯番寺一个很重要的初衷，就是为了给渴望了解佛法的西方人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1959年，柯番寺的两位创始人喇嘛耶喜和喇嘛索巴仁波切在印度相识。随后在1965年，他们接触了第一个来自西方的拜访者，一个有俄国皇族血统的美国女性冼娜·娜柴夫斯基。娜柴夫斯基之前是好莱坞明星，多次因吸毒、奢华的生活、传奇性的家族背景登上报纸头条。60年代，受到嬉皮士文化影响，娜柴夫斯基先去了希腊的一个小岛，住在一群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人中间，后来又去了印度，继续她自认为的和毒品以及男女关系分不开的“灵性之旅”。娜柴夫斯基经过两位喇嘛的教导，逐渐走上了正确的修行的道路，从狂妄纵欲的刁蛮公主，变成了一个开始为众生着想的人。随着嬉皮士潮流来到印度的西方人越来越多，找两位喇嘛求教的人也变得数量庞大。在娜柴夫斯基的资助下，两位喇嘛来到尼泊尔，在离佛教圣地博德纳大佛不远的柯番山顶上，买下了一块土地建立寺庙，既能收留喜马拉雅山区信仰藏传佛教的男女僧尼，也能为西方人提供系统的学习课程。这样允许外人过夜居住又能让他们修行的寺院，在当时的尼泊尔还是第一家。
“我和男友打算去上课，但我心里还是举棋不定。公共交通只能到博德纳大佛塔，我们需要步行上山。我一边爬山一边和他商量，能不能再找一个短一点的课程，我想早点回家。可是他却对禅修课程充满了热情，拉着我往前走。”凯茵对我回忆说。在禅修室里，凯茵定睛看了四周，发现很多人都在“老外街”的咖啡馆或者餐厅里面见过。那时山上的条件艰苦，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洗澡的设施，僧侣们集中到一起，腾出了一半的床铺来给学生们住，而说是床铺，其实就是铺在木板上的草席再加上一床薄被，夜里他们时常被冻得睡不着觉。凯茵几乎是在有点气愤的心情下开始学习禅修的。
随着课程的进行，凯茵被彻底吸引住了。“两位喇嘛的讲授非常个人化，他们就是在描述我个人的境况，告诉我怎样来通过禅修来解决问题。我以往接触的各种理论，都是实验层面提出一个假设，而不是经验层面的，这种讲授方式让我非常有认同感。”凯茵说，“为什么要禅修？我之前想当然地认为痛苦来自外界，我得不到一个东西，所以不快乐。但是为什么后来你得到也不能长久快乐，并且这样东西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快乐呢？其实你痛苦不是因为这个或者那个具体的事情，你痛苦是因为你自己，你需要改变你头脑的认识，否则对世界就有无穷无尽的不满意。”凯茵还记得耶喜喇嘛所打的比喻：为了保护我们的双脚不至于走在石头上疼痛，我们选择了穿鞋。可是穿鞋之后，我们的脚也会磨破皮，还会起水泡，我们又把原因归结到制鞋者没有生产出一双舒适的鞋。其实，如果我们的脚没有过长或者过宽，没有那么娇弱和敏感，怎么会找不到合适的鞋子呢？
凯茵觉得她正在接触一个可以帮助到世界其他人的根本方法，这比投身政治或者社会工作要有效得多。当课程结束之际，她做了一个决定，要继续参加一个月的闭关禅修。“我的男朋友不喜欢这个主意，他已经觉得要走了，继续生活。可我才感到一个新的旅程刚刚开始。”耶喜喇嘛分别了解了两个人的想法，然后把他们叫到了房间里。“‘我爱你们两个。’他这样说。然后他把一条白色的哈达戴在了我男友的脖子上说：‘你的女朋友在这里不是为了寻找别的男人的，我们会照顾好她。’我男友好像瞬间就释然了。之后我和他保持联系，接着第二年，他来看我，参加了我成为僧尼的受戒仪式。”
凯茵一直在这里目睹柯番寺的成长。如今的柯番寺已经发展壮大，成为尼泊尔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大的寺院之一，有380位男僧和360位女僧在里面修行，它在全球还有155个分支机构。也许让柯番寺更为出名的是那部意大利导演贝纳多·贝鲁托奇执导的电影《小活佛》——耶喜喇嘛圆寂于1984年，寺院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他的转世灵童，最终确定为耶喜喇嘛两位弟子的儿子、西班牙男孩奥瑟·托雷斯，他在西方世界继续普及佛法。柯番寺今天的物质条件也比当年进步太多。事实上，由于这里很早就开始接待西方人，柯番寺庙的食宿条件大大优于其他后来逐渐向公众开放学习的寺庙。“我们的早餐有一种自制的花生酱呢，很多学员都很上瘾它的味道。”而尽管现在有不同标准的宿舍可以选择，让凯茵最为怀念的还是早年席地而睡的日子，好像物质的贫乏更能反衬出每日精神体验的丰富。“还有一阵宿舍不够，大家就自带帐篷睡在寺庙里的草地上。”凯茵作为学员，上过5遍禅修课程，她说：“学习佛陀的教导是一辈子的事情。”
禅修课程到今天已经有45年的历史，固定在11月举行，一共招收250名世界各地学员，这成为每年寺院的一项盛事。“你不必是佛教徒，在课程结束的时候也不必皈依佛教，只要是对佛陀的教导有兴趣了解，又有一颗包容之心就可以参加。”凯茵说。和内观课程不一样，它并不是一种高强度的、关于集中注意力来冥想的训练，更加像是一个学习项目。“全部课程的设计是基于藏传佛教格鲁派创立者宗喀巴大师的著作《菩提道次递广论》，那是一本教导人如何一步步走向开悟的书。上下午最主要的时间都是关于其中一些重要概念的讲解。早晨、下午和晚上各有一次冥想。首先早晨仍然是训练观察呼吸以达到注意力集中的‘镇定式冥想’；下午的‘分析式冥想’最为重要，也就是将无常、因果报应、虚空、爱等之前涉及的概念选取一个在脑海里一边思辨，一边回味；晚上‘观想式冥想’则是让脑海里出现一幅画面，来配合前两种冥想方式。比如想象一幅佛陀的画面能帮助注意力更加集中，而当思考‘爱’的时候，脑海里展现你所牵挂的人，会让冥想更有温度和深度。”凯茵介绍说。
平常没有课程的时候，寺庙里的房间都对外开放。对于来到加德满都后饱受空气污染和噪声干扰的旅者，柯番山顶空气之纯净、景色之秀丽、环境之静谧都让它美好得好像世外桃源一样。即使居住几天，每天早上听僧人们祈祷，看学校里的孩子们辩经，午后在花园里读书，晚上围绕着圣物散步，饮食上再辅以山泉水和素食调理肠胃，也能让整个人清静不少。对于修行者来说，这是他们最好的自修时间。我住处的两个邻居——来自奥地利的弗蕾德里卡和来自法国的辛迪——都是2014年11月课程的参加者。她们在课程结束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留下来继续自修一段。她们每天都会去听上午10点到11点半针对公众的佛法开示，剩下的时间去寺庙里的小图书馆看书。弗蕾德里卡今年61岁，她在维也纳是一名临终关怀院的员工。“曾经有几位德国来的僧人，教我们用佛教的观点来引导那里的病人，慢慢那里的气氛就变得很好。你走进关怀院，会感觉那里像一座宁静的庙宇。”退休之后，弗蕾德里卡报名了柯番寺的课程，她说，“因为不可避免，我也要面临衰老和死亡的问题，我想要自己更有准备。”辛迪则是个29岁的姑娘，她的母亲突然去世，让她痛苦不堪，一度开始寻找生命的意义。“你对别人满怀慈悲心时，你就能够治愈你自己的痛苦，这是我学习佛法的经验。当你自己很痛苦的时候，你就好像是困在囚室里，你需要打开那扇门。”她说。弗蕾德里卡一直像看待女儿一样，看待辛迪。“我们来了以后就住在一个房间。我观察到她变得开朗、友善，也更喜欢交谈了。”在阳光下，辛迪冲我微笑，她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候的凯茵。
山中瑜伽士的修行哲学
如果说内观法和禅修冥想都是与佛教相关的灵修方式，那么瑜伽则是印度教中格外强调的修行方法。“Yoga源于梵语的两个字根，‘yuj’和‘gham’。两个字根连起来，本意是‘用轭连起来’，引申义则为‘和谐、统一’。印度教的教义认为通过练习瑜伽，能够达到最终‘梵我合一’的境界。”尼泊尔梵文大学瑜伽和自然疗法教授哈利普拉斯德·博卡尔告诉我。虽然瑜伽起源于印度，但博卡尔教授给出了我几个要来尼泊尔学习瑜伽的原因：“首先，像是哈他瑜伽、曼陀罗瑜伽和密宗瑜伽几种瑜伽类型传说中是湿婆神和雪山女神帕尔瓦蒂在喜马拉雅山上讨论产生的，加德满都有印度教徒一定要朝圣的帕斯帕提那湿婆神庙。再有，历史上最早有记录的瑜伽体式讲解者戈拉克纳特就是在尼泊尔出生，并在这里练习瑜伽。尼泊尔有森林、湖泊、高山、瀑布等自然景观，全年最高温度也不会超过34摄氏度，许多瑜伽士都认为与自然融入，能帮助他们更好地修行。总体上说，在文化上印度和尼泊尔很多地方相通，只是国界划定在那里，但没有必要分别来看。”
许多人把瑜伽仅仅当成一种强身健体的运动，这在瑜伽传统深厚的尼泊尔也不例外。根据当地人的指引，我在一天凌晨5点钟来到斯瓦扬布寺所在山上的一片林间空地。最前方的高台上，一位老师正在一边说话一边做着瑜伽示范，下面众人跟着一起，有时模仿动物动作，有时还会爆发出大笑和吼叫。在高台上面仅有的一盏灯光的映照下，可以看到树林中缠绕着的五色经幡，这更加让眼前的景象有种原始部落集会的神秘感。一位参与者告诉我，他们都是上班族，每天在这里晨练一个半小时瑜伽，然后各自散去。现在是冬天，基本都是年轻人，夏天还有不少老人参加。一个半小时的练习主要是各种体式再加上呼吸训练，对于防止感冒十分有效。
而在西方世界，经过100年的演变，对瑜伽的理解非常褊狭。1893年，印度近代瑜伽大师辨喜在美国游历时做了数十场关于瑜伽的演讲，这是瑜伽和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接触。上世纪20年代，另一位印度瑜伽大师尤加南达再次去到美国进行瑜伽知识普及。在这个时期瑜伽还保持原汁原味的样貌，是指引人们通过身体的训练达到精神和心灵的融合。瑜伽的变异之始来自紧接着的美国商人皮埃尔·伯纳德的瑜伽推广。他将瑜伽和印度的《爱经》结合起来宣传，这让保守主义者觉得瑜伽能让人身体足够灵活柔软，是一种房中健身术的锻炼。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瑜伽的看法又和嬉皮士有关，认为那是和迷幻剂一样会让人感到飘飘欲仙。等到80年代后嬉皮热潮渐渐退去，瑜伽成为一种单纯的健身运动。并且这种印象被不断加深——高温瑜伽被发明出来了，发明者将它表述成能够燃烧卡路里、排出毒素的减肥方式。同时科学试验又不断以瑜伽冥想作为研究对象，告诉人们它是有益大脑的“心灵体操”。
“所以，我当时创办这个瑜伽静修中心（Nepal Yoga Retreat）的目的就是要让来这里的人认识到瑜伽本来的样子。”金特梅尼·高塔姆这样对我说。他有15年的瑜伽练习经验，是尼泊尔第一个获得瑜伽学博士学位的人。他的瑜伽静修中心提供两种不同的选择：一个是针对瑜伽体验者3～9天的体验项目；一个是瑜伽教师的培训项目。中心距离加德满都市区有将近两个小时的车程。一段非常颠簸的盘山公路过后，我看到藏于山坳里的一排木头房屋。这里紧挨着一片原始森林，近处是流淌的溪水，极目远眺则是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夏天的时候，高塔姆都是带着学员们在室外练习瑜伽的。“瑜伽发源于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一侧的圣母山。那里的修行者通过观察动物习性，找到了一套有益身心的锻炼系统，最后发展出了瑜伽哲学。回到自然中练习瑜伽，会有更深的领悟。”
什么是瑜伽的本来面貌？高塔姆告诉我，就是要回到帕坦伽利所写的《瑜伽经》中的练习方式，这本书的出现是公元前200年瑜伽经典时期形成的标志。《瑜伽经》将瑜伽的学习道路分成了八个阶段：道德戒律、自律净化、体位姿势、呼吸控制、感官内敛、专注、冥想、梵我合一。“练体位姿势只是其中一部分，它可以使得你身体灵活而不至于为心神为疼痛分心。须知由呼吸控制、感官内敛、到专注、再进入冥想，才能达到个体与宇宙合一的境界。《瑜伽经》写作年代久远，文字短小精炼得好像公式一样，就给瑜伽老师留出了无穷解释的空间。比如，我会告诉学生，呼吸是和专注相联系的。当你达到冥想状态的时候，你的呼吸会非常缓慢，所以你要训练自己的呼吸，最开始可以用数数的方式，帮助自己达到一个合适的节奏。”
在高塔姆的瑜伽课堂上，他每一天都会刻意把静坐的时间加长。“从10分钟、15分钟，到你今天感受到的半个小时。因为冥想才是瑜伽里最关键的部分。”他说。而半个小时的冥想时间，对于来这里学习瑜伽教学的加拿大女生玛特海尔德·菲林来说已经太长了。“我在加拿大有一家瑜伽教学室。那些工作了一天的白领们来到这里，就期望着能够活动、流汗。再让他们静坐半小时是不可能的，我带课的时候只给冥想5分钟。我打算回去后在课堂开头来讲一下冥想的重要性，看看有没有可能将它逐步延长。”菲林还打算为瑜伽教室增添一个瑜伽哲学的图书室，“这样他们能有机会了解真正的瑜伽”。
加德满都山谷一共有不超过5家这种类型的瑜伽静修中心，基本是针对外国人服务的。更具有本地特色的瑜伽教学点叫静修所（ashram）。在印度教的传统里，静修所都建立在远离人烟的地方，那里居住着僧侣智者，为尘世中的人提供精神指引。“在印度或者尼泊尔的民间故事中，一位厌世的国王去静修所寻找智者给予的宁静和安慰，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母题。”博卡尔教授告诉我，“在现代教育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很长时间孩子们都是被送到静修所里面向僧侣智者学习知识。现在的静修所则会提供一些印度教文化方面的教学，像是梵语、瑜伽、宗教教义等等。”
汉萨达瑜伽静修所（Hansada Yoga Ashram）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的建立者是传奇人物僧侣拉玛（Swami Rama）。拉玛出生在印度喜马拉雅山一个婆罗门家庭，年少时经常云游于喜马拉雅山。拜访完100多位在山中修行的隐士后，他将经历写成了著名的《大师在喜马拉雅山》一书。1952年他从印度一家寺庙返回喜马拉雅山修行的途中，经过加德满都市郊的一座小山，在上面建造了汉萨达瑜伽静修所，继而又将它交给了僧侣维苏达·德夫。德夫在2001年去世后，这里由他的徒弟、僧侣热谢·潘查士尔负责。潘查士尔和另外一位僧侣把院子收拾得井井有条：经过修剪的三角梅怒放在阳光下，从自家田地里拔下来的萝卜和菠菜放在水龙头边，老师德夫的等身塑像前摆放着净水和鲜花。静修所马上就要迎来几个来学瑜伽的客人、四个尼泊尔本地人，还有一位中国游客。
潘查士尔告诉我，当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对一些终极问题感兴趣，比如“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会成为人”、“人生一世有很多痛苦，为什么会有痛苦，怎样解脱”……潘查士尔像平常人家的孩子一样，去常规的学校接受教育，就是遍寻不到他的答案，直到后来他来加德满都上学，朋友介绍他来这个静修所认识了老师德夫。“现代学校教育能够教给学生科学和文化，但唯独少了一个精神层面，就是认识自己。德夫老师有一套人格构成理论，不断帮助我来反省做一件事情的动机、心灵是否饱含有爱的慈悲等等，让我能够看到自己的弱点，不断去净化内心。在此基础上练习瑜伽动作，才是正道。掌握了这种方法之后，我想把它传播下去。我想告诉我的学生，瑜伽不是上来就开始那些体式姿势的，我们需要保持一颗正确的心，才会有好的结果。”
潘查士尔今年48岁，已经来静修所16年。“印度教的教义里，不是鼓励人们先过世俗生活，等到年龄大了再出家吗？”我不解地问他。“就像一句本地俗话说的，明明知道最后要洗手，为什么还要将手弄脏呢？”他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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