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仍有人仰望星空(3)

时间:2016-12-05 16: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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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女女女》,韩少功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翻译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合作者韩刚是他姐姐。我记得,1986年文学圈就开始传米兰·昆德拉之重要了。第一次听到昆德拉,是在李陀家里,由孟湄开始聊起的。那时谈昆德拉,还带着神秘感:他的隐喻与嘲讽,他描写的性。后来听说韩少功正在译他的一本代表作,书是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洛德的夫人包柏漪给少功的,包柏漪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春月》,当时与很多人有来往。

昆德拉是用捷克文写作,韩少功与他姐姐翻译的是包柏漪给的英文本,南京大学的许钧10多年后是从法文版翻译的。韩少功的译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许钧的译名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从文学的语感而言,我还是喜欢前者。网上有太多两个译本对比,贬韩版。从句法认真斟酌的角度,我也同意许版也许要好于韩版(前提当然是没阅读过原文)。问题是,少功是译于大家都饥渴要一窥昆德拉真貌的前提下,1985年开译,1986年就迅速出版了。1986年,昆德拉是极敏感的,据少功说,此书译完有三家出版社退稿不敢出版,最后是作家出版社竭力推出,出版时删掉了1000多字,还是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当时《世界文学》与《外国文艺》都没敢推荐昆德拉。作家出版社在80年代还做了一件好事,也是用“内部发行”方式推出了三岛由纪夫,我记得推出他的第一本书是《爱的饥渴》。

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于1987年的我们的影响,是那种对存在的思考方式——有关轻重、灵与肉,人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便是重,挣脱便是轻,但人又必须证明自己。所以昆德拉说:“重与轻的对立是所有对立中最神秘、最模糊的。”这对立非指简单的两端。灵与肉的关系也这样,肉体是牢笼,这牢笼牵制着灵,灵魂就不堪其重。这小说虽以苏军占领捷克为背景,核心篇幅却是对性爱关系的思考,这是自我与他者最本质的关系。我读它,刚开始吸引我的是男主人公托马斯制定的“性友谊”原则——要性爱,其性欲是辨别、体察、鉴别每一个女人独特性之兴趣,辨识发掘是其本真,对女人独特性辨识的痴迷决定了他的不满足,而辨识一旦完成,就希望回归独处。也就是说,上床的目的是为了下床,因为留在床上就意味着“非此不可”,而他的目的是不断辨识。昆德拉在小说中说,“非此不可”是贝多芬最后一首弦乐四重奏的动机,其实它是贝多芬这首四重奏最后一个乐章的主题,意味着生命即将终止。生命将终止才“非此不可”,之前都是“别样亦可”。

有意思的是,昆德拉将构成这小说的四个人物称为弦乐四重奏结构:托马斯是第一小提琴,他的两个女人,特丽莎是第二小提琴,萨宾娜是中提琴(按照韩少功的译名),萨宾娜后来离开托马斯,到另一个男人弗兰茨身上寻找自己,弗兰茨提供了比托马斯浑厚的音色,是大提琴。昆德拉的深刻在于,小说的政治背景是苏军占领捷克,捷克在被强暴中的态度,是征服与被征服关系。它对应男人女人,特丽莎与萨宾娜都需要通过男人来辨识自己的身体,从这身体里感知到自我。也就是说,自我是依靠他者才能获得独立。小说中描写,特丽莎必须依靠男人托马斯来证明自己身体之独一无二,因此,当托马斯再与其他女人做爱,就等于抹杀了这身体之独特,她就与其他裸体等同,淹没在肉体集中营里,成为在泳池边列队的裸体,没有自身符号了。小说中因此有特丽莎与萨宾娜交换拍对方裸体的情节,她们都要通过相机,在注射对方时体现自己之存在。情人萨宾娜后来离开托马斯,到另一个男人弗兰茨身上去寻找自己。有意思的是,她找到的是被托马斯发现的自己,这发现甚至可追溯到她的父亲,她的背叛是如此无力。弗兰茨是大提琴,她是中提琴,在弦乐四重奏关系中,昆德拉让她通过弗兰茨体会到,没有暴力,性爱是不可想象的,而爱是放弃力量,所以,她还是不能通过弗兰茨证明自己。而成为妻子的特丽莎与丈夫托马斯的关系则是:“我被活埋了,你每个星期来看我一次,敲一敲墓穴,我就出来,我满眼是土,你就擦去我眼中的土。”结果,她在一次放浪中完成了“灵魂对身体的观看”。昆德拉描写这种身体的绽放是,“她的身体第一次在迷醉中不再平庸”,“因为没有爱情,她的灵魂终于又有了视力”。

昆德拉的两性思考,是将男权对应苏军强加的极权,这么对应,女性辨识、辩证自己的态度便成了“媚俗”,因为媚俗是极权的基础。这大约是女性读者都无法容忍的。但昆德拉其实是在强调悖论,他是以一种悲悯戏谑的态度来写这样一种生存的悖论,就如他描写苏军压迫下的杜布切克与捷克,自身已脱离之外。由此,所谓的轻与重、灵与肉,因是因非。

这部小说翻译,对韩少功创作的启发,应该首先是哲理与故事的关系。他自己的创作就一直在处理这种关系,因为昆德拉,他意识到对理性的寻觅本就是困境,比如轻和重,彼此累赘,构成人生剧喜怒哀乐,所以,作家要表达的是思考这二者关系中的茫然与困境,这才是文学的丰富性。因此他就有了这样的说法:“我想把小说做成一个公园,有很多出口与入口,读者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口进来,也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口出去,你经历与感受了这个公园,就够了。”

另一角度,故事也可在思考中,可用随笔的方式,随意切割表达。《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每一节都短小,切割了冗长的表述。韩少功由此意识到了表达形式必须革命:“小说有点像日常性的中景摄影,机位已经固定,看人总是不远也不近。散文呢,没有固定机位,镜头可以忽远忽近,叙事单元可以忽大忽小。”他意识到了,其实完全可以用随笔、散文的方式来写小说。

1987年他其实已有强烈要突破自己的欲望,但一个时机搁置了这种革命实践。这一年海南建省,春天里《钟山》杂志社组织一批作家上岛办笔会,那时范小天在《钟山》,大有要开出一片新天地的架势。谭甫成参加了笔会,回来与我说起种种八卦,他们如何在沙滩上享受月光等等。海南那时像世外桃源。少功参加了这次笔会,没想到这竟成为他真的率一帮好友移居海南的一个契机。“去营建一个精神之岛”,这想法不仅使他自己激动,也确实感染了一批人。首先响应的是他的老同学张新奇与蒋子丹夫妇,然后他又鼓动了叶蔚林,张新奇又鼓动了株洲的叶之蓁、南京的徐乃建。按照蒋子丹的记载,韩少功是在这年大年三十举家搬迁的,他注销了长沙的户口,口袋里带着太太的工作关系、女儿的转学证明及全部存款,毅然决然,就像要去开拓一个新大陆。姐姐韩刚与他一起,同行的还有张新奇。他们大年初三到的海口。(待续)

文 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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