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丹现在的状态，就好像在刀尖上走路一样，很困难，需要小心翼翼。不丹的精英有责任，探讨实际问题，揭示那些并不美好的一面。”
在加德满都雪谦寺的一间大殿里，我等待着宗萨钦哲仁波切的出现。不时有法器发出“叮叮”的声响，他正在里屋主持一场宗教仪式。这里也是安放着宗萨钦哲仁波切的上师顶果钦哲仁波切舍利塔的地方。
几周之前，当我接到要去不丹的任务时，我想到了是否能和宗萨钦哲仁波切进行一次采访。退回10年前，当不丹尚未被贴上“幸福”“纯净”“神圣”等标签时，我看了那部他做导演的电影《旅行者与魔法师》。岩壁上巨大的壁画、吊在空中的木刻阳具、色彩艳丽的织锦长袍、一杯能让人产生幻觉的药汤……那些奇异的光影碎片存在我的脑海，形成我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我还记住了那部电影的男主角——一个一心想去美国的年轻公务员，哪怕去摘苹果也没有关系。那是那部梦境一场的电影里，触及现实的地方。
1961年，宗萨钦哲仁波切出生在不丹一个传统的佛教家族。7岁时被认证为19世纪藏传佛教最伟大的上师之一、“利美”（不分教派）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宗萨钦哲旺波的第三世转世。他兼上师和导演于一身，是当今公认的最具创造力的年轻一代藏传佛教导师之一。于他来讲，电影是现代“唐卡”，以虚拟情境比喻人们身处的幻象世界。它也成为一幅记录不丹当代生活的风俗画卷。据说不丹人的观影乐趣之一，就是在电影中寻找亲朋好友以及熟悉的地点。
宗萨钦哲仁波切在不丹影响力非常大。《旅行者与魔法师》的男主角、那位饰演公务员的演员财旺回忆，有一次在街上拍戏，他无意中回头，看到背后聚集了差不多200人在围观。他以为他们是来看自己的，顿时有种明星的感觉，非常得意。后来才明白，他们都是来找宗萨钦哲仁波切祈福的。
穿梭于东西方之间，又经常回到祖国，宗萨钦哲仁波切无疑是谈论今日不丹的极好人选。于是，我们便有了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这次会面。随后他去了印度，我们从这里转机飞往不丹。
三联生活周刊：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GNH）概念很有名，人们都觉得不丹是世界上非常幸福的国家。这种幸福的形象是政府一种宣传的需要，还是一个真实不丹的形象？
宗萨钦哲仁波切：可能有些人会对我以下的言论感到不满。我想说，这是一种混杂的、幸福和不幸福兼有的情况。不丹很长时间以来都宁静美好。首先因为它有好的领导者；第二是人们信仰佛教的缘故，佛教和谐、非暴力、不贪婪的观念深入人心；另外不丹是个不重要的国家。它是个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小国。没有国防力量，没有石油，没有铀浓缩。没有人在意它的存在。当你被遗忘了，你就自然处于一种和平状态。
但不丹无法一直停留在20年代的状态。现在有互联网，有社交媒体，有电视，有所有的一切。因此，不丹需要变化，才能适应这个新环境。而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种种问题就出现了。例如，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忧郁症、滥用毒品、自杀率上升等等。年轻人上学的时候被告知，你学个什么专业，就能找到一个怎样的职业。于是他们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拿了各种学历。但其实不丹没有提供这样丰富的就业机会。他们又很骄傲，一个博士怎么能去当服务员呢？城里人找不到工作，乡下人又在往城里跑。所以我对“幸福国度”这种描述有所保留，但这对于旅行社来说倒是个不错的广告。
不丹现在的状态，就好像在刀尖上走路一样，很困难，需要小心翼翼。不丹的精英有责任探讨实际问题，揭示那些并不美好的一面。欧洲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美国人也不差。我们亚洲人好脸面，里面可能都已经腐坏掉了，外面还要涂上很多化妆品来美化。
三联生活周刊：对不丹这样缺乏资源的小国，它未来的发展道路是怎样呢？
宗萨钦哲仁波切：如果不丹人能够拥有自信，不丢掉它的传统特性，同时搞好教育，不断进步，那么不丹是可以发展强大的。你看足球吗？英国是足球强国，但欧洲杯里英国却被冰岛打败了，可冰岛的人口只是不丹的一半。
不丹处于一种过渡时期。不能说没有自信，而是说自信每天都被挑战。不丹人穿牛仔裤，嚼口香糖，不丹是被其他文化影响的对象，而不丹文化影响其他文化的部分却是微乎其微。你看我们所处的博德纳大佛塔（加德满都的一处佛教圣地）这里，能找到一众中国餐馆，可是却没有一家不丹餐馆。我们的自信来自对历史荣耀的沉迷，但我希望它能够来自对未来发展的准备。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不丹文化中最核心也是不应改变的元素是什么？
宗萨钦哲仁波切：有这样的东西吗？我认为文化总是一直在变化，而且会快速地变化。然而我们人类总是执着于这些，把文化当成是一种古老且珍贵的东西。最近在不丹，他们弄了一个建筑规范，要采用“镀锌瓦楞铁皮屋顶”（Corrugated Galvanised Iron，简称CGI）。我不得不说，这是不丹建筑中我唯一最讨厌的东西。但是现在如果你不建造那个屋顶，就会被罚款。文化部长会告诉你，你的建筑不符合文化规范。但是实际上，这种屋顶只不过是50年前才出现的东西。所以，这可以证明，文化总是在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不丹出生，之后在印度学习佛法，又去西方国家游历。有着这样国际化的经历，你依然会对一个不丹人的身份非常认同吗？
宗萨钦哲仁波切：我这代人虽然有机会到处跑，但对祖国却总有一种眷恋。当我闻到不丹食物气味的时候，就会兴奋。只要有网络，我的电脑也打开的时候，我就会点击进不丹报纸Kuensel的网站，就算它并没有太多内容可以看；然后我会再去看BBC，主要是看足球新闻。（笑）
但是你要明白，尽管我在不丹出生，但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认证为一位藏传佛教上师的转世，我被带离不丹，在印度的佛学院长大。如果你要问我觉得哪种文化最富浪漫色彩、我最为之着迷，那应该是印度文化。我喜欢那些梵文诗歌，印度音乐和歌曲也很美妙。每当听到印度的古典音乐，我的思绪就好像回到了2000年前。相比之下，我认为不丹音乐就很单调重复，只要你学会一首不丹歌曲，基本上所有不丹歌曲也差不多都会了。关于中国传统音乐，请恕我直言，我很喜欢古琴，二胡也不错，其他的我就不敢恭维了，笛子听起来一点也不悦耳。但我很关注中国的情况。奥运会的时候，我看到中国孩子们赢了，我会替他们高兴。为什么我这样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呢？因为我是一名佛教徒，中国佛教徒人数比其他全部国家加起来的总数还多。我对中国有这样的情感联系。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导演的电影《旅行者和魔法师》中，出现许多传统文化里的事物，比如射箭、生殖器崇拜、热石浴等等，你是有意使用这些文化符号吗？
宗萨钦哲仁波切：是为了让电影更加有意思，所以什么好玩的都会放进去。这是一种拍电影的手法。
三联生活周刊：你过去有很多时间会在国外传播佛法，但我注意到你近来在不丹的时间越来越多了。作为精英中的一员，你认为你对这个国家的责任在什么地方？
宗萨钦哲仁波切：一个国家能发生的积极改变，取决于其精英阶层的作为。遗憾的是不丹精英阶层总是做得不够。他们总考虑自己能获得什么，而忘掉了贡献的一面。
我当然可以主持祈福法会，也能建设寺院、坐在法座上对信众宣扬佛法。我却不想仅仅停留于此，虽然有时候我确实是为了宗教仪式而来。这些活动有它的功能，不过我觉得已经有足够多的喇嘛在做这些了。
2010年，在故乡桑珠迥卡的德瓦塘，我发起了一个叫作“桑迥社运”（Samdrup Jongkhar Inititiative，简称SJI）的项目。这个地方位于不丹东南部，我小时候和姥爷索南桑波喇嘛住在那里，他在那儿有座小小的寺庙。成年之后我时不时回去为乡民做祈福仪式。我发现一天活动结束之后，地上都是白色塑料垃圾。我不希望我们的活动给当地造成环境污染——这成为发起SJI的一个动机。SJI有个让当地实现零垃圾（Zero Waste）的目标，我们鼓励人们减少塑料包装制品的购买，一周至少有三天在家吃饭，生产者也应该尽量使用环保包装。
另外这个项目也培训农民种植有机蔬菜的技术。玉米一度是当地的主要农作物，蔬菜则都是从印度进口。种植有机蔬菜不但能让人们减少因为依赖进口而造成的不安全感，长久来看，也是有益当地土壤、水质和身体健康的事情。目前当地人太过依赖外界，无论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国外慈善团体的援助。我们要教会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
SJI项目是我创立的社会团体“南方协会”（Lhomon Society）的一部分，它的另一部分是“南方人教育计划”（Lhomon Education），目的在于开发出一套健全的课程和教育方法，让不丹的孩子们在现有教育体制外能有其他选择。孩子们在学校里获得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历史等各种知识都很好，但他们同时也应该有机会了解到什么是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比如我们会把课堂搬到农民家里，在那里学习关于动植物的知识，了解雨水怎么形成、庄稼如何生长。万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有因有果的思想也在这个过程里获得传达。某种程度上可说，学习西红柿种植比学习商科赚钱更加重要。到现在为止，这些项目都还局限在东部，希望能够做得成功，在不丹全国推广。
三联生活周刊：佛法实践在不丹的发展现状如何？
宗萨钦哲仁波切：不丹是个佛教国家，大多数人生下来就跟着家人信佛，他们信佛是因为文化传统和氛围，也有的是盲目信仰，为了平安、好运、事业有成之类的愿望。但在这些佛教徒中，也需要有一部分人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信仰佛教。我在不丹看到西方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因为他们无意中接触了佛教典籍，认为佛陀说的很有道理，所以前来寻找精神启示。他们的国家可能连一座寺庙、一个禅修洞穴都没有。我们不丹有这样多的佛教遗迹，中国也是，应当有人思考、提问它们为什么存在，为什么有人要去遁世修行，这很重要。
不丹人强调礼仪和规矩，大家相处起来都温文谦和，彬彬有礼。这固然是属于不丹文化传统的优点，但这和发问与挑战并不相悖。为什么在现代社会我们仍需信仰佛教？你需要去问这样的问题，然后才能接受佛法。佛教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欢迎挑战和争论，并能对现实问题给出答案。一些外国学生告诉我，这正是佛教吸引他们的地方，因为佛教鼓励哲学思辨。但每次我在不丹讲法，台下的年轻人都不敢随便发问，他们在畏惧中聆听。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你在不丹的身份影响了你和人们讨论佛法？
宗萨钦哲仁波切：在这里，人们对我的期望很高。我稍微有点离经叛道的行为——尽管我经常那样做——人们就会觉得我有损佛教的形象。我只不过是一个个体。佛说，依法不依人，要依靠佛法、真理，而不是依赖某个人。但人们还是免不了因为你的个人行为而去评价佛教，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幸。
我期望能和人们平等交谈，尤其是年轻人。上师和弟子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如果双方不能自由交谈，医生怎么能够了解病情？我和外国学生聊天的时候，斜坐着、半卧着都可以。而在不丹我通常要正襟危坐在法座之上；每场活动，我有一大半时间都是在行礼和回礼，用手抚摸他们的头顶给他们加持之类的。这样一来，很难有深入的对话。有一次我受到纽约的不丹佛教徒邀请，以为会有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但是那里的陈设布置让我好像回到了不丹的彭措林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说过想在不丹首都廷布建一个活动中心，让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可以在那里自由交流艺术，也能研习佛法。这个想法有去操作吗？
宗萨钦哲仁波切：还没有实现，这要看政府的政策，因为涉及邀请外国人来不丹。不丹以难以入境而闻名世界，作为游客的人应该都能体会到这一点。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政策不坏，因为这是一个小国，政府想要保护本国文化和身份认同。如果游客多了，一大堆人都会以当导游为生，那个来钱容易。而如果你是一个导游，你的生活就变了，因为这是一种服务业，依赖小费和工资维生。这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能理解政府限制外来人数的这个政策。相信未来政府也会更明确，究竟谁能够来到不丹。
（感谢梁辰，以及宗萨钦哲仁波切助手Tashi Colman和谢军对本文给予的帮助；采访整理亦参考www.sji.bt即桑迥社运网站以及钦哲基金会出版图书《旅行者与魔法师》中访谈）
记者 丘濂 摄影 蔡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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