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看天下 14年第23期
从受精卵移植后确定怀孕到最后生产，每一年，24岁的吴明静都会陪同十多名孕妇出入医院产科将近两百次，记下她们每次注射黄体酮孕激素的时间，在婴儿降生后委托DNA亲子鉴定。然后，她会在出生证明上登记另一名妇女的名字，再将婴儿送到真正与其有血缘关系的夫妇手上。
吴明静是宝贝计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的一名后勤专员，是这家提供代孕服务、年产约300名婴儿的“宝贝生产线”上的一名服务人员。这条以大城市富裕家庭求子渴望作为支撑的生产线上，有来自各地农村、经济困难的代孕母亲，为了学费或零花钱提供精卵子的在校大学生，也有像吴明静这样确保代孕服务进行的服务人员。
如今，这个地下市场正在迅速膨胀。
据估计，中国约有1000家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像宝贝计划这样成规模的约有20余家。对于每年通过代孕诞生的婴儿数量，业内人士估计在5000到1万人以上。
1986年，中国诞生第一名试管婴儿不久之后，利用这种技术的商业代孕就开始出现，至今已经诞生的婴儿数量在10万名以上。
在中国，经过批准的医疗机构可以合法开展试管婴儿手术。但2001年，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开展只能用于确实证明无法自然受孕的夫妇，有需要的夫妇可以通过捐献获得卵子和精子”，但“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
然而，正规途径的捐精捐卵存在诸多限制、需要排队等候，也并不允许对捐献者进行挑选。
中国卫生部门还会定期联合其他执法部门打击代孕。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卫生部门可以吊销参与代孕的医生和医疗机构的行医资格和执照，并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但法律界以及代孕公司表示，作为部门法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并无法对医生和医疗机构以外的个人和公司进行长效监督。
于是，一些代孕机构借助暗地里开展试管婴儿手术的私立医院进行移植，另一些代孕机构则开设了自己的地下诊所与有资质的医生合作。还有一些为了规避国内的法律风险、追求更高的利益，也开始向海外拓展–安排客户进行海外代孕之旅。宝贝计划公司在2008年成立以后在国内开展代孕，但他们介绍说，正在逐渐向海外转移业务。
该公司负责营销的经理和股东黄金来说，客户只需在国内与宝贝计划签订一份医疗咨询的合同，支付1万元人民币的定金。之后客户和代孕母亲飞去泰国，在签订正式合同之后开始手术，并在等到代孕母亲初步确定怀孕后飞回国内。
若在国内代孕，代孕母亲通常会用客户的名字在私立医院挂号，方便在婴儿的出生证明上直接登记客户的名字，便于日后报户口。
如果代孕一次成功，公司可从中赚取约15万元的利润，代孕母亲可以赚到15万元的佣金，其余则由这条生产线上的泰国诊所、照顾代孕母亲的保姆、医院等各方参与者分享。对许多来自社会底层的代孕母亲来说，如果不是代孕，“她们一辈子都不会知道15万是什么样的”。
又因为代孕的隐私性，网络成了许多人投石问路的地方。此外，客户比身份不合法的代孕中介更加低调。黄金来说，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很多客户在合同完成之后失去联系，电话不再能打通。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请人代孕，大多数女性客户会买假肚子装怀孕，还会随着月份增长购买相应大小的假肚子，“甚至会假装孕吐”。
多数代孕机构表示，他们所雇用的代孕母亲多数生活在社会底层、受教育程度不高、离异、已生育。
然而，与此同时，代孕母亲们也在承担相应的健康风险。北京北医三院妇产科的黄鑫医生指出，短时间内大剂量注射黄体酮可能会引发血栓等健康问题。此外，黄金来坦言，在能够筛查性别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出现之前，由于一些客户想要男孩，怀了女孩的代孕母亲不得不打胎。
Ian Johnson Caoli/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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