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戈特利布曾担任《经济学人》总编辑、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访问学者。2002年，他出版了《理性的梦想：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的哲学史》。14年后，他出版了该书的续篇《启蒙的梦想：近代哲学的兴起》。
启蒙运动的功与过
西方哲学已经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它曾经有过两个各持续大约150年的黄金时代。一个是从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公元前4世纪晚期，古希腊时的思想大爆炸，第二个是17、18世纪在北欧兴起的启蒙运动，在这一阶段，笛卡儿、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休谟、卢梭和伏尔泰等人探索了科学和宗教革命的意义。戈特利布写道：“科学的进步对我们理解自身和上帝观念有何种影响？政府应该如何处理宗教的多样性？政府是干什么的？这些问题仍是我们在问的问题，所以笛卡儿、霍布斯等人在今天仍会被提及。”
戈特利布依次写了九位哲学家。第一位是笛卡儿，他好像对笛卡儿没什么好感。他说：“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出生于一个上层资产阶级家庭。他一直是一个遮遮掩掩的人，他的座右铭是藏得好的人过得好，所以他活着的时候不透露他的出生日期，以免有人用占星术给他算命。”1649年，笛卡儿受瑞典女王的邀请，前往斯德哥尔摩给她上哲学课。笛卡儿是一个习惯于晚起的人，但是在瑞典，他每天早上5点就要在女王的书房里给她上课，因为她太忙了。结果笛卡儿患了肺炎，于1650年2月去世，享年53岁。他被葬在瑞典，只有一个木头墓碑。17年后，他的遗体被挖出，运回法国，但他右手的食指被法国驻瑞典大使留了下来，头被瑞典一位军官割走了。“这位伟大的二元论者的头至今仍下落不明。”
笛卡儿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叫“我思故我在”，他说之所以“我思”是毫无疑问的，是因为上帝不会欺骗我们。因此笛卡儿的知识体系依赖的不是他自己的存在，而是上帝的存在。笛卡儿说上帝不会骗人，“因为自然之光说明，一切欺骗都依赖于某种缺陷（而上帝是完美的）”。但笛卡儿的一位朋友指出，根据《圣经》，上帝过去曾经骗过人，比如法老。
笛卡儿最后一部著作叫《灵魂的激情》，他在该书的结尾为古代斯多葛派的学说做了辩护，认为智慧主要的用途是教我们做自己的激情的主人，用技巧控制激情，使激情导致的不幸变得可以忍受，甚至变成快乐之源。斯多葛派的道德观念一直都对笛卡儿很有吸引力。他的第一本书《谈谈方法》中就说他的准则之一就是永远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不求改变世间的秩序。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以外，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完全由我们做主。但戈特利布认为，笛卡儿在控制他的激情方面做得很差。他的书信中充满着无节制的怒火，比如他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校长“愚蠢、恶毒、无能”。
以赛亚·伯林在一封信中说，启蒙哲人们“有效地攻击了迷信和无知、残忍、黑暗、教条、传统，以及各种专制”。但在20世纪，启蒙运动获得了许多恶名。从1891到2010年，《牛津英语词典》这样解释启蒙运动：“启蒙的行为，或被启蒙的状态，有时表示18世纪法国哲学家的精神和目标，或者肤浅、做作的理智主义，对传统和权威不合理的蔑视。”有时我们不够人性，也被认为是启蒙运动冰冷的理性主义的错。在不同的时代，启蒙运动被发现它要为“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法西斯主义、精神病的治疗失当、经济上的剥削、性别歧视、物种的灭绝、狂妄的乌托邦计划、环境恶化”等问题负责。除了指责启蒙运动提出了一些会被滥用的观念，提出了一些会被带得太远的计划，它还被指责设定了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推广乐观主义。
戈特利布认为，启蒙运动削弱了宗教权威的力量，促进了对宗教异议的宽容，促进了科学的进步，逐渐拆除了那些过于接近封建制度、过于远离民主的政治机构。启蒙哲人使世界变得在理智上更加大胆，使世界变得不像以前那么愚昧。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
一般的哲学史教科书说，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发生了一次认识论的转向，在知识的来源和真理标准等问题上，哲学家分成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个派别。戈特利布认为这种传统观点是错误的。笛卡儿是数学天才，他的知识观受到了数学的影响。洛克则提倡用经验方法解决哲学问题。这是笛卡儿和洛克之间非常重要的差异。1781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比较了两个对立的哲学学派，一个是经验主义者，一个是理性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和洛克，他们强调经验在知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后一派的代表是柏拉图和莱布尼茨，他们强调理性的作用。从笛卡儿到康德的哲学史都被视为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之间的斗争。
康德的一位崇拜者于19世纪中期在一部哲学史著作中确立了这一神话的当今形式。这本书传播了两个很有影响的思想：第一，它说笛卡儿使知识问题成为哲学最基本的问题。第二，它说两派三人小队致力于解决知识问题：经验主义者包括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理性主义者有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和笛卡儿。戈特利布说，这种分类方法会让当事人也感到困惑。比如贝克莱，他认为自己是洛克的对手，而不是队友。
至于知识理论在笛卡儿的时代成为核心问题这一看法，到20世纪这一论点变得尤其流行，这时许多哲学家希望把自己树立为“语言学转向”的先驱。20世纪下半叶的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说，笛卡儿使“我知道什么、什么为我的知识主张提供辩护”成为哲学的初始问题，此后200多年间它一直被视为哲学的起点。但现在一切都变了，因为维特根斯坦和弗雷格发起了一场新的革命。他们把语言哲学或意义理论确立为哲学的基础。我们知道什么的问题被丢在一边，再次被降到次要地位。
在近代哲学史上，知识问题真的是哲学的核心吗？那时的哲学家大部分人都不会这么看。霍布斯的著作现在被人记住的主要是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情况并不支持这一说法。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著作也是如此。洛克和休谟比较符合这一描述，但他们最杰出的著作并不特别跟知识有关。至于笛卡儿，他下了许多工夫来质疑和证实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但他认为由此他已经解决了知识问题，所以哲学家们可以继续去讨论更重要的问题了，比如如何延展人生。
经验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这一区分模糊又混乱。17世纪被称为理性主义者的哲学家中，有几个人对经验科学的兴趣要超过经验主义者。莱布尼茨和笛卡儿对这些科学的了解要远超洛克和休谟。笛卡儿热衷于做实验，住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他每天会去肉铺买屠宰好的家畜做解剖。斯宾诺莎不仅会磨镜片，也做流体力学和冶金实验。
霍布斯一般被归为经验主义者，实际上他跟莱布尼茨站在一边，反对休谟，降低经验在科学知识中的作用。培根也被归到经验主义者的阵营，但他嘲笑经验主义者得出的是比理性主义者更加畸形、古怪的教条，因为它是建立在狭隘的、没有启发性的实验的基础之上的。培根说，世界上有三种哲学家：蚂蚁、蜘蛛和蜜蜂。经验主义者就像蚂蚁。他们只是简单地积累和使用；理性主义者就像蜘蛛，用自己体内的东西织网；蜜蜂的方式介于二者之间，它从花园和田野的鲜花里获取材料，但又具有转化和消化材料的能力。他倡导蜜蜂的方式：要把经验和理性功能最好的地方结合起来。笛卡儿、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休谟都渴望像蜜蜂那样。
主笔 薛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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