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副中心的定位，让通州终于从“睡城”中苏醒。
抢房
9月3日，早晨8点半，这处位于通州的楼盘售楼处门前已经聚满了人。这个大体量项目，包含住宅、公寓、商业中心等形态，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即将出售的是最后两栋的其中两个单元，一共250套房。2008年，通州政府为了解决“睡城”问题，就已经不再批准纯粹住宅项目了。一家地产中介的销售经理告诉本刊，通州现在还能提供新房的楼盘不超过4个，以大户型为主。所以这次出售的两个单元，包括一居到三居的户型选择，是个难得的机会。写着“收官钜作”“清盘爆抢中”的几排红旗簇拥着售楼处，分外显眼，维持秩序的保安也在那里职守。
等待的人手里都有号。5天之前开始排卡，一共放出500个号。为了能够到时选房占得先机，有的人前一天中午就到了，在售楼处门口熬了一宿。
林莉坐在人群之外的休息椅上，她是300多号，是否能选上还不一定。她在北京市政府下属的事业单位工作，随着北京市四套班子在2017年底前迁往通州，她也需要去通州工作。“公务员可能会有一些住房安排，但事业单位就不一定了。”两星期之前听说同事要在通州买房，她和家里商量了一下，觉得自己也应该考虑买了。她大学毕业已经4年，在市里租房从1000多元涨到将近4000元，如果要来通州工作，肯定也要来通州居住的。这处楼盘的售价已经达到均价5.3万元/平方米，林莉的打算是买个朝向好的一居。她知道排卡的消息时，一天已经过去了，只能排在较后的位置。
赵凡在和母亲抱怨着之前在通州错过了买房机会。她今年24岁，北京人，刚参加工作不久。本来在银行工作的她满一年之后有个“行员贷款”的福利，但是“房价涨得太快了，等不了”。她现在还和父母一起住，每天坐地铁从北三环去复兴门的金融街上班，从来没有想过要搬到通州住，想的是赶紧买一套，过一阵再转手卖掉。4月份有买房计划时，中介就带她看过这处楼盘。当时开盘的是小区里的“楼王”。“售楼处说，我们到的那天是最后一天排号，千万别错过。我们心想，一来就赶上这个，哪儿那么寸啊，觉得对方在忽悠我们。结果4个月过去，均价已经涨了1万元。据说最后剩下的两个单元还要再涨，估计能突破6万元。”
选房的速度很快——用赵凡母亲的话说，买套四五百万元的房子不亚于买白菜。销售人员拿着喇叭分批叫号放人，一个号只能有两个人进去。进去后先花半个小时填表，然后上楼对着销控表来选房，已经销售掉的房子贴上了封标，也就5分钟不到的时间选择。买完房子的人被引导走另外一个出口。每当一个人出来，就呼啦围上来一群等候者，打听“还剩下什么户型？”“估计今天能够选上吗？”然后各自不断调整心中的备选方案。
站在几乎贴满封标的销控表前，在销售人员不断的催促声中，张晓丹还是有点发蒙。按说她在买房上是老资历了。她在2000年就先后在通州买了两套房子——最初是出于刚需，因为结婚之后一直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她那时上班的地方在国贸。尽管身边的人都不看好她在“大农村”买房，但宽敞的三居和不算久的交通时间改善了她的生活。2004年她卖掉了其中一套房子，从每平方米2000多元涨到快5000元，对方付了她全款60多万元，那成为她房产投资赚到的第一桶金。紧接着她又在什刹海和五道口两个黄金地段贷款买了房子。“我先生一点都不支持，说每天睁眼就要还债，后来还不是佩服我的眼光？”此时此刻，张晓丹纠结是选一个楼层高、朝向好的两居，还是选一个可能被挡光的二层三居室。最后还是决定要了三居室，每平方米能少1500元。选完房后，她特意跑到新楼前看了看。那里有一小块不属于开发商的空地，“只要别盖楼房就行”，接着她安慰自己“如果种上树就很不错”。她选择这处楼盘还有一个原因——它离自己另外一处通州住宅较近，不排除将来他们全家都来通州生活的可能。这处楼盘距离正在建设的环球影城只有1.5公里，她有理由相信这里将是一片繁华成熟的社区。
下午两点左右，250套房就已经全部售罄。从每平方米1万元涨到5.3万元，这处一度定位为“价格亲民的刚需大盘”经历了7年时间，它也是通州房地产发展的缩影。它最早的项目负责人告诉本刊，2009年他们拿地后第一次销售，估算要卖到每平方米9000元才能盈利。可他开车在周边转了转，荒凉一片，而且3公里之内的房价超不过每平方米7000元，这让他伤透了脑筋。结果他们在圣诞节开盘，就已经是每平方米1万元，第二年3月尾房价格涨到每平方米2.3万元。2009年，中共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聚焦通州，借助国际国内资源，尽快形成与首都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现代化国际新城”。2009到2010年，该处楼盘正好赶上了“现代化国际新城”的概念给通州楼市带来的第一次升温。
2015年7月11日，北京市委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纲要〉的意见》，提出未来将聚焦通州，加快推进市行政副中心建设，争取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通州作为行政副中心的定位正式提出。在今年5月27日，习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州的定位更准确地表述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尽管北京市政府及时推出了严厉的限购政策——一次是2015年8月针对商品房的限购，第二次是今年5月针对商住项目的限购，除了名下没有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外，其他没有通州户口或者没有在通州缴纳社保和纳税的人，基本没有资格在通州买房，住房交易量大幅减少，但房价依然涨幅很大。根据中原房地产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截至2016年8月的统计，通州普通住宅成交均价比去年同期增长52%，商务公寓增长34%。“北京城市副中心”已经成为地产项目宣传上一定要用到的词。
成为城市副中心
过去30多年来，北京一直在为摆脱“单中心”格局对城市承载力、运行效率的牵制进行摸索，通州从卫星城到副中心的定位变化就是这种摸索的体现。
早在1958年，北京就提出了在周边发展卫星城的想法，之后由于政治运动干扰，直到80年代才付诸实践。《通县志》记载，1986年，北京大学通州卫星城调研组、通县人民政府运河旅游区调研组曾召开“通州卫星城及运河旅游区调查研究汇报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及专家200余人参加会议。一年后，北京市确定通州镇为北京市卫星城。1993年国务院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提出建设10个边缘集团和包括通州在内的14个卫星城。
但通州作为卫星城来建设并不成功。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多次参与北京城市规划讨论的专家赵弘将失败原因归结为几点：首先是卫星城和主城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要在30公里到70公里之间。如果太近，功能和空间没办法区隔；如果太远，交通又没法安排。另外，主城和卫星城之间一定要有时速150公里左右的市郊铁路，让卫星城的人可以在20多分钟内进入城市主城区。第三，主城区需要严格控制规模，不能摊得过大。这三点北京主城区和通州在发展中都没做到。
考虑到北京承办2008年奥运会，2002年5月，北京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修编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工作任务。2005年1月，国务院通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这一版规划提出了构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新城市空间格局，在卫星城的基础上，建设8个功能性中心和11个新城，其中顺义、通州和亦庄为3个重点建设新城。
“东京是一个时期只搞三个副中心，我们一下子搞了11个新城，加上8个功能性中心，一共有19个。点很多，非常分散，目标又不突出，也没有通过有意识的引导，把人口、产业、资源引导到一个特定空间去。而且‘新城’和‘老城’之间是一个时间关系，表明不了层级关系。因此这个阶段的新城建设也没搞起来。”赵弘说。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还在往市中心集聚，规划只好被一再修改，突破绿化隔离带不断摊大饼。
从2005年开始，每隔一段时间通州的各大论坛上便会传播关于通州定位要提升的帖子，这被当地人戏称为“月经贴”。除了各个楼盘以此为卖点，通州并未有实质的变化出现。
赵弘是将通州发展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积极推动者。通州区政府的一位公务员对本刊回忆，他第一次听说将通州定位为城市副中心的观点就是在赵弘的发言中。那是在2010年8月，由北京市发改委和通州区政府联合主办的“世界城市建设中的通州国际新城发展”论坛上。赵弘建议通州的定位要高，要成为副中心，并且整体来讲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数量不能超过三个。“北京副中心，现代新通州”这是当时赵弘为通州的品牌形象想出的一句口号。
通州区一直在努力争取“副中心”的名号最后能“花落通州”。区长岳鹏在发言中表示，那次论坛的一个更深层次意义就是想通过专家论证，确定通州的新城定位，要给市委市政府起草一个新城规划。“如果像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包括重庆两江新区上升到国家战略概念，会建设得更快更好，得到的支持和优惠会更多。”
2012年6月，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落实聚焦通州战略，分类推进重点新城建设，打造功能完备的城市副中心，尽快发挥新城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政府的那位公务员说，在这句话的理解上并没有将通州和城市副中心完全画等号，但是通州区的领导马上重视起来。赵弘记得，党代会结束第二天，时任通州区委书记王云峰就主持召开研讨会，邀请他和另外三位专家就“副中心”问题进行座谈。“他们感觉多年的愿望要实现了。过去招商引资很困难，现在变成了招商选资，由被动招商变成主动选择。”
通州区委党校的副教授林学达告诉本刊，2012年通州区上上下下都很关注副中心的话题，为了在干部培训中解释通州作为副中心的含义，他开始从事相关研究。通州区委党校对项目给予了很大支持，林学达去外地调研时的资金、交通便利和单位疏通等方面的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他还参加过通州相关部门组织的调研活动，前往天津、上海实地调研副中心建设。林学达最终写了一本《北京城市副中心探索与实践——基于北京通州区的个案研究》的著作，“有很多人来要书”，最终发行了1万本。林学达也强调，随着2015年北京市政府整体搬迁的确定，现在所说的“城市副中心”内涵已经不一样了。
通州能被定为城市副中心，有它独特的区位优势。它距离天安门广场20公里，距离国贸桥13公里。如果拿圆规，以国贸为圆心，画一个圆，东边是通州城区，西边就是西三环。在远郊区县中，通州的位置离中心城区最近。另外它紧挨着天津的宝坻和武清，以及河北的“北三县”，就像是一个缩小版的京津冀。未来除了发挥对中心城区人口的吸引能力、疏解非首都功能外，通州还会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曾经副中心的备选区域也有丰台、石景山和门头沟的西南一带，但因为再往西就是山地，辐射度不够，因而被舍弃。
发展的困局
一位通州区政府的退休官员告诉本刊，仅凭通州自身力量，已经到了发展的瓶颈。“通州人自己瞎折腾没用，要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通州的建制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设置的“路县”。它后来因为运河而兴旺，元明清三代是通州在古代史上的黄金年代。曾任通州文物管理所所长的周良向本刊这样描述：“应该说是先有通州才有北京，因为北京是漂来的北京。”元朝始至元二十六年（1289），京杭大运河形成，北端就在通州。从此京城中兴建宫殿楼阁所需要的木材、石材和砖都通过大运河运到通州存放，需要时再送往京城。不仅是建筑材料，还有粮食和物资。《元史·食货志》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氓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通州成为南北物资的集散地，城中有供给京师的四大粮仓。1901年京津铁路修成，国家的粮草运输不再依靠运河兴船；太平天国期间，某些河段被起义军控制，民间商船的运输也中止，通州作为漕运码头而形成的市井繁华渐渐褪去。“元明清三代，通州为拱卫、建设和安定北京做出了重要贡献。”周良说。
通州境内有河流13条，在北京的远郊区县中河流最多。它又处于永定河与潮白河的冲积平原上，一马平川，土质肥沃。1949年之后直到70年代末期，当时还称作通县的通州都以发展农业为重心，成为首都粮食、蔬菜和副食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
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肯定了它的价值，并将这种在南方率先发展起来的企业形式向全国农村推广。在1983到1993年担任通县县委书记的卢松华向本刊回忆，自从他上任之后就在稳定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到了1985年，通州乡镇企业的数量达到一个高峰，全县有1636家。卢松华说，通州在发展乡镇企业上有它的人才优势。“它离城区最近，非农业人口就最多。许多农民在城里当工人，退休的也多。”他们还向苏南地区学习，设立了“星期日工程师”职位，周末高薪请来北京城区的工程师来企业指导攻克难关。“1986至1990年，县委县政府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乡镇企业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方针。那时乡镇企业是‘五行八作’‘东边不亮西边亮’，形成了机电、轻纺、化工、建材、印刷、工艺品六个主要行业。”谈起那个乡镇企业蓬勃兴旺的八九十年代，卢松华形容各个区县的领导为了搞活经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时候通州的竞争对手是顺义，无论是倚重农业还是发展乡镇企业为重点的工业阶段，两个区县的产值都不相上下。
90年代中后期，全国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开始放慢。这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大背景上中国告别短缺经济，企业平均利润下降；并且政企不分的问题日益在束缚企业的生命力。从《通县志》记录的数字来看，从1990到1996年，乡镇企业的数量和吸纳的就业人数都有下降。2000年乡镇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是14.93亿元，比1996年的15.7亿元要少。进入2000年后，各个远郊区县都在为当地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
2002年韩国现代汽车城的落户和2004年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落户为顺义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依托机场，顺义发展起来航空总部、航空服务、航空维修和航空培训等航空产业，形成临空经济航空产业集群；也依靠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培育了保税服务、现代物流、国际会展、特色金融等临空型现代服务业。如今顺义区80%的GDP都来自机场周边不到60平方公里的地区，顺义今年仅上半年从包括现代汽车、北京汽车等制造企业获得的税收就已经超过百亿元，顺义和其他区县的经济收入差异一下子就加大了。
“这是北京市从整体功能布局的角度考虑产业分布安排，和之前单纯交给各区县自己发挥来干不一样了。”卢松华说。而对于通州来讲，它也迎来了发展机遇——2003年地铁八通线全线贯通，通州成为第一个通地铁的郊区。
通州的选择是将重心放在房地产业。今天坐在八通线上就能看到那个阶段的建设成果：密密麻麻、连绵不断的住宅楼，几乎没有商务写字楼，也缺乏大型商业配套设施。根据媒体报道，2003年通州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增速达到北京全市平均增速的6.8倍，而同期商业办公楼的新开工面积是零。
通州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幅。根据通州区政府每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表，2003年当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就比去年增长了60.7%；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增长率是个低点只有14%，但转而在通州提出要建设“现代化国际新城”的2009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又达到111.9%，是过去10年中的最高值。“土地财政”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形成GDP，却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实体经济被边缘化的结果是通州人口急剧增长，但依旧没有形成新的产业吸纳人群就业。仅仅靠着相对便宜的房价，以及还算便利的交通，通州成为一座“有城无业”的“睡城”。赵弘告诉本刊，通州人口增长的速度和产业发展的速度相差9倍之多。
现在早晚高峰时的“潮汐”现象仍然明显。早上8点半，到达四惠站准备换乘一号线进京的人们被后面的人流推搡着往前走，而从四惠站开往通州的车厢里却空空荡荡，让人想起欧洲那些清爽安静的城际列车。疲于奔命的上班族调侃着这条让他们又爱又恨的八通线，他们称梨园站为“壮士站”，九棵树站为“烈士站”，换乘车站四惠站则是“恩怨解决站”。
通州也试图扭转这种局面，但由于基础薄弱也没有太大起色。2011年，北京奔驰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和物流配套项目曾考虑落户通州。了解此事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向本刊回忆，当时区政府非常努力争取项目落地，在马驹桥镇也拆迁、平整好了土地，尽管中间拆迁还有不小的阻力。当时的新闻记载，在与考察团队座谈中，通州区副区长崔志成表示：区里高度重视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2009年“北京汽车动力总成”项目选择通州就证明通州区有承载汽车零部件大项目的能力和空间；另外区委区政府也会以优于“动力总成项目”的服务水平，倾全区之行政资源，高度负责地抓好此事。最终很遗憾，项目仍然去了亦庄。“因为亦庄本来就有奔驰厂的一期。当时亦庄想争取让三星电子入驻园区，奔驰就计划找一个不远的地方建设二期。正好通州距离亦庄不到5公里，符合要求。后来三星去了西安，奔驰的项目也就自然回到亦庄。”
“通州一直以来都苦于没有支柱型的产业和企业。”这位工作人员说道。在2013年通州纳税大户前十名的排行榜上，除了第一名北京卷烟厂和第六名中国烟草公司北京分公司外，其他都是房地产企业；对比顺义，第一名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之外，首都机场、燕京啤酒、现代汽车全部榜上有名，房地产企业只占两家。
安居，以及乐业
通州缺少对产业和人才的吸引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也缺乏优质的公共资源。“中国的城市是由政治地位来决定资源配置的数量和资源的等级，北京的发展最为典型，借助于首都地位吸附全国资源，你看所有的公路、航路、铁路、物流、人流、资金流和现金流都向北京这个心脏汇聚。它犹如磁石一般，对资源的吸附能力是空前的。”北京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余钟夫对本刊说。“按理说大树下面好乘凉，通州也应有一些优质公共资源，但是，因首都地位而高度集聚的这些优质资源目前主要集中在主城区。拿北京和上海来说，都是大城市，但是上海周边的江南县市各具特色、各有所长，周边的人们未必都愿意去上海市区工作生活，对上海就会起一定分流作用。这固然和历史积淀有关，也是由于上海和北京不同，上海不具有直接政治性吸附的功能，更多的是依靠城市强大的金融贸易服务地位和港口优势。”
针对这块短板，成为城市副中心后的通州正在实行“内升外引”的战略，引入一批学校和医院，同时打造本区医疗教育品牌。今年，新建北京五中、景山学校通州校区，引进名校达到15所。首师大附属中学、人大附中、北京二中、北理工附中秋季就实现初高中招生。医疗卫生方面，三座三甲医院——安贞医院、友谊医院和首都儿科研究所即将落户通州，新华医院年内投入使用，东直门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两个医疗中心也将于年内竣工。
这种分院和分校建立的效果如何，还要一段时间才能评判。余钟夫讲到之前的一个案例：东直门医院在河北涿州开了分院。老百姓去到医院看病，才了解到涿州这个是分院，总院是在北京。于是好多人就干脆直接来东直门了，那边就成了一个窗口。“这是长期以来资源集中而造成的现象。基于目前的发展现状，分校和本校、分院与本院之间的配置和品质一段时间内做不到完全相同，所以难免在分散人口的目标上会打折扣。”
成为城市副中心后的通州既有的产业结构和类型也需要改变。“过去的工业园区，再搞制造业就不适合了，除非是高精尖科技制造；宋庄有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基础，再加上环球影城的落户，文化娱乐休闲产业是未来的方向；商务中心区则可以发展高端商务、总部经济。”赵弘说，“以往的存量很难迁到通州。但是在城六区已经饱和的情况下，通州的位势提升，适合承接高端资源的增量。”
在商住项目没有限购之前，商务楼宇的开发商面临资金和经营压力，一度将空间大量散售给投资者。通州投资促进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他们现在也在和开发商博弈，争取办公间能够卖给真正优质的企业。“一般的小型公司可以去中央商务中心的写字楼，大企业则可以去商务园或者专门为总部型企业打造的环渤海高端总部基地。”
通州境内现有工业园超过10个。赵弘评价：“园区数量过多，资源没有整合。园区之间存在着竞争，对产业落地的特色化没有政府引导。”现阶段通州也在对园区企业进行着调整。
去年落户通州光机电一体化基地的罗克佳华信息技术公司是一家代表未来通州产业趋向的企业。在来之前，罗克佳华先后与通州区合作了环保局综合信息化项目以及水质在线监测系统的建设。环保局综合信息化项目是在全区搭设大气环境监测站，每分钟上传数据，可以立刻确定污染源的种类以及出现的时间、地点，解决了雾霾的定位。通州区因此能够迅速对污染问题展开治理，2015年便摘下了PM2.5绝对值全市第一的帽子。另外的水质监测系统则可以让环保局的监控中心实现水质的实时连续监测和远程监控。通州区政府很希望罗克佳华这样和环保相关的技术企业来到通州，而董事长李玮也正考虑重新调整企业架构、组建集团，来做生态大数据、环保公共服务的平台，未来准备公开募股，因此也需要有地方作为总部。双方一拍即合。
董事长李玮告诉本刊，因为通州以前没有类似企业落户，所以政府非常重视，政策集成做得也很好。“为了使入驻园区的手续能够简便，投资促进局和其他部门联合在一起给我们开了好几次会。假如在海淀区，这样的企业还有不少，它对你不会在乎。”李玮认为，他的企业正是青春期的阶段，通州又刚刚定位为副中心，双方正好可以一起成长，比如关于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李玮说，由于北京市要求总部迁移两年之后才能解决户口，所以现在来通州工作的基本都是单身年轻人。“我们希望招聘到本地员工，可这回的本地招聘发现个痛点，计算机、信息化方面的高端人才本地没有，外地又暂时不愿意来。我们这样的企业扎根下来对人才的聚集有好处。”企业入驻的光机电一体化基地虽然已经有15年历史，但在李玮看来，园区里的企业类型比较杂，且良莠不齐。“我们期待在这边逐渐有个产业链的聚集。”罗克佳华所做的物联网前端需要设备供应商，后端是做环境评价与咨询的公司。随着它的入驻，对产业链上的企业也有吸引力。
而在另一位京通招聘网的负责人王志锐看来，这几年在通州有招聘需求的公司，对人才的要求和待遇已经有很大区别。京通招聘网2008年创立，当时因为奥运会的缘故，通州的人才交流市场关闭了几个月，人们急需有个平台寻找工作。他提到，2013年是个明显的变化节点。之前用人单位要么是工厂，要么是餐馆那样的10人之内的小型服务业，之后逐渐有了创新类、IT互联网类、金融理财类、培训教育类的机构；薪资水平则从过去的3000元左右，到现在大多数5000元起步，5000元到1万元之内的职位居多。“目前中高端人才向通州的流动，尽管还没能形成聚集效应，但趋势已经显现出来。”
关于未来：速度中的平衡
2017年底，北京市政府四套班子将完成搬迁通州，同时为通州带来约40万的新增人口。倒计时的这一年半时间里，通州承担着巨大的拆迁、疏解和调控的任务。去年年底通州区副区长崔志成表示，通州2014年底有135万人，以水资源承载能力测算人口上限，2020年要控制在160万人，包括随着行政事业单位搬迁而转移过来的人。控制人口、同时让通州更符合城市副中心的定位措施之一就是清退中低端产业、工厂大院等历史包袱，以及关停低端市场和批发市场，减少人口的同时能够为副中心建设留出足够空间。
李慧所在的召里村正在进行拆迁协议的签署。这片潞城镇下面的土地是将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行政办公用地，第一批涉及6个村子拆迁，召里村属于第二批的10个村之中。他们要在9月1日到10月4日完成搬迁，9月8日先要签署一份对自己田地的补偿协议，然后再进入民宅签约的程序。“我们如果有问题，也基本得不到解释和反馈。一些公示感觉只是走个形式而已。”李慧说，“比如签署的合同能不能一式两份，房屋测量面积有疑义怎么处置？”
对于第一批拆迁，政府表示“仅用100天时间。在前期准备不足两个月、没有现房安置、多村域大规模拆迁同时启动、建设地铁线路及城市干道多次拆迁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的情况下，仅用13天就完成了住宅100%的签约”。第二次的拆迁难度不亚于第一次。在速度与和谐之间如何保持平衡，仍然是个棘手的难题。
李慧说，通州变化之快，让“土著”们都感到措手不及。他们约会时仍会提那些老地名，比如“银地大厦”“果园环岛”，尽管外面的人会对这些已经消失的地标感到一头雾水。她赞叹这几年通州在环境治理上的提升，闲暇时喜欢去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这片2009年开放的公园具有2500亩水面和8200亩绿化面积，是城市中难得的一片“绿肺”。“过去讲通州是‘九河下潲’，它河网密布但同时水污染问题严重。现在政府花大力气治理后，水环境的城市格局成为通州最别致的景观。”按照政府预想，到2020年，通州的森林覆盖率将达到33%，绿化覆盖率达到5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8平方米，都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
在通州成为城市副中心的这一年，李慧还发现早晚高峰这座城市也开始堵车了，停车费也涨价了。在这个要为北京解决“城市病”的地方，很难说它自身不会被“城市病”所困扰。新的规划正在酝酿当中，这些问题都需要在规划阶段就有所预见和控制。李慧对故乡有所期待的同时，也怀着一丝忧虑。
（部分采访对象的名字为化名）
记者 丘濂 实习记者 赵钒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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