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采访时，大卫·瓦格纳（David Wagner）送给我一个手掌大小的德文小册子，翻开明艳的黄色封面，里面全部都是他收集的死亡事件：“她想接他五岁孩子的时候/一个男人在彼德拉赫朝儿子母亲身上浇/汽油并点燃她/警察称孩子父母双方/没什么关系了。”“文森特·史（22岁）/新泽西，卡姆登一个糖果厂的助工/星期五滑倒了/连同肩上的可可麻袋/从他的工作台上/掉进了三米深的/热巧克力池/死于/搅拌机的搅棒/击中头部/同事们/徒劳地试图/把机器/停下。”类似这样的片段至少有30则，却还不是他搜集的全部。他说自己更感兴趣的其实是文学的讲述而并非是关于所搜集的故事本身。
在大卫·瓦格纳有着浓重自传意味的小说《生命》（Leben）中，主人公同样拥有一个装满“死亡”的文件夹，在书中，它被一页页展开，整整占据了近20页的篇幅，在这本被译成中文后不到230页的书中，可以说占据了不小的比重。在这满满20页的死亡故事中，作者始终以同样的语调叙述着这些意外的事件，不论事件是否离奇，观者似乎始终保持着平静。同时，他所持有的断句的节奏，以及依照断句进行错行的排版，都让它们看起来很像是叙事诗，似乎在平静之外，记录者还希望赋予这些事件以额外的美感。
大卫说，他并不是刻意地将诗的形态引入到自己的文本中去表达诗意和死亡之间的关系，但他希望自己的文字拥有更大的信服力。他认为，文学语言本身就应该是一种有节奏的表达，优美的文字可以产生更大的信服力，让读者可以相信他，或说是主人公所经历的都是真实的。他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描述变得简洁、清晰，因为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制造出更强烈的美感。
虽然是相同的收集“死亡”，但大卫说起主人公之所以拥有这样的癖好时，与谈论自己不同。他说：“主人公对死亡事件的搜集，是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死了，才有可能有器官被捐献给他来做肝移植手术，他才能够活下来。”这很直接，也很实际。是的，《生命》这本书讲述的就是主人公等待器官捐赠，等待着或是肝脏移植或是死亡的故事，这也是作者自己的故事。
大卫·瓦格纳1971年出生在莱茵河畔的小镇安德纳赫，大学时代，他在波恩、巴黎和柏林攻读比较文学和艺术史。曾居住在罗马、巴塞罗那和墨西哥城并最终定居在柏林。2000年，他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长篇小说《我的夜蓝色的裤子》，此后又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四个苹果》、短篇小说集《都缺什么》，以及几本非虚构的作品，有关柏林的散文集《孩子说》、《柏林有什么颜色》、《墙公园》。这些相对早期的作品都与他的疾病无关，也都没有使他获得太多的知名度。
直到他的第七部作品《生命》，这部因自己接受肝移植手术而书写的自传体小说，在2013年获得了莱比锡书展大奖。它因此受到瞩目，被译为中文，并获得了2014年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外国文学学会联合举办并评选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在一并获得该奖的6部作品中，这部小说还通过评审再次优中选优而获得了由韬奋基金会自今年起增设的“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
大卫告诉我，其实他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以疾病为主题来写一部作品，因为他觉得没有人会愿意去看。他倒是一直想写一个以医院为中心的小说。他认为，对于旁观者而言医院的特别之处就在于，那里汇集了很多人的故事，而对于生病的人，住院则将意味着被剥离于原有的生活，不论是家庭还是工作，在病床上的人所要面对的就只有他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本身。等待肝移植刚好给了他一个书写医院的入口。
最先关注这本小说，并将它推荐到国内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韩瑞祥说，之所以被这本书感动，是因为它在内容上选择了一个全新的感知视角，作为一个肝病患者，主人公在等待移植手术、生命处于垂危的状态时，心中极度的绝望与恐惧交织着期待重生的渴望，而他的描述始终保持着冷静。
此外，这部小说是将虚构和自传进行了很好融合的文本，韩瑞祥教授说：“它绝不是一个人生存现实的直接的写照，而是将这种生活经历进行加工提炼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上，由此去影响一群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大卫自己也认为，将故事从个人推至普遍并不简单，这需要他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与之拉开一点距离，就比如说，尽管他在住院的时候做了一些记录，但后来发现这些记录并没有给自己特别多的帮助，很多章节还是要依靠想象。“毕竟文学作品还是以虚构为主，有其文学美学的原则，对我而言，那已经不是自己经历的过程了。”他说，“我不希望写出一些自我怜悯的东西，而是想超越个人的经历，展现更多的经历和不一样的故事，不要让读者因为怜悯而看你的故事。”
他选择用“Leben”作为书名，并且认为在这个单词后面应该加上一个逗号，让它既有名词的性质，又可以成为一个动词不定式。“它代表的是不确定性，我希望它是一个开放的标题。同时，我接受了别人的器官，身体里包含了别人的生命，因此这个词还是一个复数。”
疾病和死亡本来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因此，这本名为《生命》的书中，实在有不少关于它们的内容，好在这部德语小说并不是典型的德语文学作品，否则，我们很容易想象出它读起来将是怎样的沉重。
所以，它读起来是轻松的。首先是作者采用的碎片式的叙述方式，相比一般的传统长篇小说，它更像是散文的叙述模式。全书由277个标着数字的段落组成，每段长则1～2页，短则只有一句话而已。大卫说，开始时自己并不是有意选择这样的方式叙述，基本上每一次分段就是他在医院度过了一天，当天发生的事情多就写得长一点，反之则短。而这样的分割刚好制造出了一些留白。每一段之间的空是他留给读者的，交给读者来创作，使这本小说的叙述变得更加完整。于是，大约25万字的作品就这样被拆分，却又刚好迎合了读者当下的阅读习惯。正因为这样，出版社甚至不愿意在书的封面打上“长篇小说”的标签。
实际上，碎片化的叙述并不是简单的拆分段落，它所带来的改变不止于此。这样的结构方式还使得作者的叙述风格也有别于传统的德语文学作品而显得更加轻松。“德国的语言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这导致了文本在深沉的思维模式中演绎。但是这个作品在将整体化成小节之后，经常两三句话就是一个段落，因此语言结构上多是主句，很少用副句来表达，这种节奏很有音乐感，这样的现当代德国作品，就把德语简化到了一个读者更能理解的层面上来。”韩瑞祥教授解读说，“我发现，在德国当代文学里面，这种叙述方式是更容易吸引读者的，好像它正是在表达人们的一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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