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蕾无意宣扬自己时髦的独立女性生活方式,但她清楚,自己身上的符号是电影最大的卖点,而卖电影是无须扭捏的。
负面情绪
徐静蕾是我见过的第二个不用化妆就接受采访的女明星。上午11点多,她刚刚起床,懒得出门,就把记者招呼到家里。在北京,她的生活半径很有限。自己家、父母家和公司都在同一个小区里,三五百米内有她几乎全部的事业和生活。
经历了近半个月的采访和各种节目录制,睡意还未消散的徐静蕾显得有些颓废,她像小猫似的缩在一张沙发椅里,和各种访谈节目上大谈恋爱、不婚、冻卵的那个独立女性判若两人。
“嗨,这不都是为了宣传电影嘛。”徐静蕾常把“宣传电影”挂在嘴边,目的明确,也从不遮遮掩掩。
3月31日,徐静蕾的新电影《绑架者》上映。这是一部动作警匪片,白百何饰演的女警察林薇寻找被绑架的女儿,黄立行饰演的杨念要找回在车祸中丢失的记忆,两人联手,破获了一宗大案。很少有女导演触碰这一题材,徐静蕾也说,很多人看完电影后都惊讶——这太像一个男人拍的东西了。电影中打戏很多,几乎每十几分钟就要打上一场,追逐、对打、飙车,甚至是男朋友黄立行的裸体背影,电影中集齐了吸人眼球的所有元素,这符合商业片的规则。
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努力寻找属于女性导演的特质。不多,但还是有的。林薇和杨念在红色的电话亭里等消息,摄影机隔着朦胧的玻璃,红色的电话厅框住男女主角,渲染出焦灼又浪漫的情绪。码头中埋伏的那场戏也一样,很多镜头被她拍出了欧洲浪漫爱情电影的质感,冷色调的画面,摇摆不定的摄像机,男女主角背后有忽明忽暗的城市夜光。
徐静蕾显然不会认同我的偏见。“导演只有才华的区别,没有男女的区别。”聊到这一句,我才觉得,眼前的徐静蕾和访谈节目里的那个徐静蕾有点像了。但关于平权和女权的话题一闪而过,她不想聊,我也不想问,多天的关于婚姻和生育的讨论让她和观众、读者都疲惫了。
“这些天负面情绪太多了。做电影好的感觉都在刚开始筹备和整个拍摄的过程中,临近结尾都是烦心事儿。”徐静蕾很实在,她说,自己从来都不是个话痨,也没有表达观点、影响别人的欲望,在节目、采访中讲那么多人生感悟和特女权的大道理,都是配合宣传。
我的采访对象大抵分为两种:一种是喜欢讲故事的,声情并茂,写出来好看;一种是喜欢陈述观点的,写出来要么空洞,要么深刻。徐静蕾似乎偏向于后者。
但事实上,她也没兴趣解释自己。她常说,男朋友黄立行是个简单纯粹的人,有清晰的底线和做人标准,要或不要,做或不做,对或不对,任何事情在他看来都不需要思考。徐静蕾显然和男朋友越来越像。她的世界里,值得思考的东西也有限。婚或不婚,生孩子或不生孩子,这显然不在她需要思考的问题之列,答案早已清晰。但为了满足外界对女性主义者的想象,她不得不在媒体前一次次解释自己。一开始还是言之凿凿的,说多了她自己也纠结和不耐烦起来。
迟来的叛逆
在窦文涛的节目“圆桌派”上,她与另一位嘉宾蒋方舟的对话被各大公众号分析得头头是道。徐静蕾却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胜利”。毕竟两人之间差着十几岁,蒋方舟展现了自己二十几岁的状态,而徐静蕾有的是40岁的不委曲求全。没有对错,只是人生的两个阶段。
二十几岁时,徐静蕾也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那时,她常和比自己年龄大的人玩在一起。饭桌上经常只顾低头吃饭,很少插话。刚认识的朋友曾向人控诉:“老徐不喜欢我,她一晚上都不和我说话。”年轻的老徐听了一头雾水:“我只是觉得自己插不上嘴,大人说话小孩插不上嘴那种。我没想到,人家已经把我当大人了,但我还当自己是孩子呢。”
年少成名的徐静蕾其实是晚熟的。24岁凭《将爱情进行到底》成为国内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偶像明星,徐静蕾一度有些找不到北。直到27岁坐上了导演椅,她才开始逼自己成长。
“一下子,所有人都来找你问问题,抱怨没用,你得解决。职业是挺改变一个人的。”徐静蕾说。与很多导演一样,徐静蕾的处女作《我和爸爸》也与她自己的经历有关。被母亲带大的少女小鱼个性坚强、倔强,在她高中时,母亲因车祸去世。从未存在过的父亲突然闯入了她的生活。叶大鹰饰演的父亲是个北京混混,他用笨拙、生疏的方式爱着女儿。而女儿对父亲的感情更复杂,这个突然闯入的男人像她的父亲,又像是朋友,“想恨却恨不起来”。
“和我爸没有一点儿像的地方。”徐静蕾说,电影中的父亲是自己父亲的反面,这部电影可以视作她对父亲的反叛。现实生活中,徐爸爸去图书馆研究中外早教书籍,笔记抄了厚厚几大本。他让女儿学书法,背唐诗宋词,做大家闺秀,未来找个稳定的工作。而电影中的父亲,纵容孩子早恋,帮忙应付老师,鼓励女儿不要太努力,混一辈子也行。
早年父亲的强势,让徐静蕾心有余悸至今。18岁之后,她想方设法逃离了父亲的控制。“学抽烟,找男朋友,夜不归宿,什么坏的都要学一下。”徐静蕾说,自己的叛逆期特别长,可能到现在还叛逆呢,“不结婚啊,不生孩子这些,保不准都是因为叛逆”。
尽管18岁之后的人生一直在逃离父亲的掌控,但年龄越大,徐静蕾越感觉到,父亲的影响早已根深蒂固。
她无意成为一个恣意自我表达的导演,而是想成为一个“手艺人”,做在标准之上的电影,拍可以脱离自己经历的故事。对现在的徐静蕾来说,“导演”和《杜拉拉升职记》里的人力资源主管,《亲密敌人》里的金融女,《绑架者》里的警察一样,不过是一个职业,符合父亲要她学一门手艺,找份稳定工作的人生设定。
导演这个职业,徐静蕾觉得自己做得尽职尽责。生活中她能容忍一切懒散和个人主义,但每每开始筹备新电影,她都会进入紧张状态,整个人都变得较真儿和敏感起来。
采访前几天,徐静蕾终于绷不住发火了。她原本想在《绑架者》上映前为媒体和朋友做一场提前放映。准备好了影院,“5.1声道的”,但在现场试片时,声音怎么都不对。徐静蕾一度吓坏了,以为电影声音的合成出了问题。排除了一切可能的状况后,她才发现,影院的立体声喇叭装反了。“做电影的过程中,你会被很多事困扰,比如自己没本事,拍得不好,被各种突如其来的事困扰,这都很正常,但你还要被各种不专业困扰。”徐静蕾说,当天她就取消了电影放映,满心都是“没法干了”。
工作状态中的徐静蕾很挑剔,她无法容忍低级错误,别人的,自己的,都不行——“我是一个挺认真的人,不太会犯低级错误。我会纠结经常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可以更好,但怎么做都做不好,怎么想都想不出来,这是我会有的问题。”尽管过着看似非主流的生活,但在父亲强大的影响下,徐静蕾不会活得太出格。
专访徐静蕾
三联生活周刊:拍《杜拉拉升职记》时大家觉得你是很懂商业逻辑的导演,现在呢?
徐静蕾:大家都在说现在的市场不一样了,但谁要是真判断得那么准,那电影的票房就都不会差了。我是将信将疑的态度,这事儿挺复杂,我也不敢拿好几千万开玩笑。我经常问我的生活助理,“你喜欢看哪个电影?”她就说,我查网站,哪个便宜就看哪个。这才是最普通的观众的心理。
三联生活周刊:《绑架者》是个动作警匪片,很少有女导演拍这个类型的电影。
徐静蕾:导演只有才华的区别,没有男女的区别。这片子要是跟《谍影重重》比,那肯定是差,但我觉得这电影的动作戏是没问题的,情节上可以更好一点。这个片子我一开始是监制,后来变成导演了,进入得比较晚。之前我拍的电影,不管怎样,剧本都弄了一两年,但这次是在别人的剧本基础上再做调整,其实是有点晚了。而且这种有些悬疑剧情的片子和爱情片又不一样,一环扣一环,很多场景是不能变的,会影响剧情。后期剪辑剪了一年,这是我所有电影里剪辑时间最长的,各种可能性都试过了。
三联生活周刊:那现在看来,你个人的满意度有多少?
徐静蕾:我所有的片子都不满意,但每次宣传我又不能这样说,你要让观众去看电影啊。我的电影,人家说好,我也没觉得好,人家说不好,我自己也觉得不好。但我有一个自信,我拍的片子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自己有基本的审美、基本的趣味,不会低俗。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自信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徐静蕾:拍了《我和爸爸》《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梦想照进现实》之后就有了,前三部戏。
三联生活周刊:那三部都是文艺片,但从2010年《杜拉拉升职记》开始,你就没再拍文艺片了,是心态和诉求变了吗?
徐静蕾:我小时候受的教育,看的全是文艺片,我自己经历过这个过程,觉得商业片都是垃圾,简单肤浅。但后来慢慢转变了,商业片也没什么不好。大家辛苦一天,就想看点高兴的,我自己也是。
更重要的是,文艺片其实是自我表达。我也说,自己不能拍爱情片了,因为情节和情感不复杂就不是好电影,我现在每天都挺高兴的,没那么深刻。所以,我只能讲一个离自己远一点的故事,像《绑架者》这种,谁的孩子丢了,谁失忆了,编故事就好,比较技术性。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认真研究过类型片的,包括犯罪题材吗?
徐静蕾:算是研究过吧。也相信很多剧本书中讲的几分钟要有一个冲突,要给观众呈现哪些东西。虽然执行得没有那么严谨,但是有一个大致的标准。这个概念大概是从拍《杜拉拉升职记》开始清晰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希望自己是一个很职业的导演,而不是侧重自我表达的导演?
徐静蕾:对。其实我挺喜欢做一个职业的人,手艺人,这让我觉得特别安全,因为感性这东西靠不住。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不是一个任性的、随心所欲的人,做电影的各个流程都挺遵循商业规律的。
徐静蕾:我工作中一点不任性,会去综合衡量各个方面,包括投资人、演员等各种关系。生活中我可以任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工作不一样,你要为一个团队,200来人负责。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责任感是做导演后培养起来的吗?
徐静蕾:当导演确实让人成熟挺快的,要承担责任,解决问题。我从二十六七岁开始做导演,之前都觉得自己是小孩。一开始也不会鼓励人,不会夸合作伙伴,觉得人家都那么牛了,不需要。后来才知道,鼓励是必需的,因为这是一个团队,需要互相给劲。在这个过程中,情商算是锻炼出来了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绑架者》上映期间,找你谈女性主义的多于谈电影的,这很讽刺。
徐静蕾:我自己都听烦了。但是没办法,大家就喜欢听这个。如果不是为了宣传电影,我也不会聊个没完。我宣传自己,宣传我的思想干吗?我的想法只代表我个人,不代表别人,也不代表我要灌输给别人。但为了电影,只能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每部电影一完就要休息一两年的原因,有种对表达的厌恶感,现在觉得自己很病态。
记者宋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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