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寒
从绍兴来到北京，当时的周作人或许没有意识到，他正日渐卷入时代的漩涡。
左图：周作人（摄于1931年）
1917年2月，绍兴正是一年里初春的料峭刚要散去的时候，“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这个月20日，周作人接到大哥周树人（鲁迅）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要他去北京工作。彼时，周作人已从日本回国6年，在故乡绍兴教授中学英文，并在当地做了大量儿童文学的研究，写了他唯一的一篇创作小说《江村夜话》。钱理群在《周作人传》里评论，其实周作人客观上已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着准备，尽管他自己对此毫无自觉”。
1917年3月5日，周作人向当时所在中学辞去了教职。3月27日，他先乘船去宁波，经水路、陆路，于4月1日抵达北京。
当天，他住进了大哥落脚的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那绍兴会馆，“颇有些阴森之气”。出门就是菜市口，前清有名的斩首的地方。会馆内房屋都是旧式，窗门是和合式的，上下都是花格糊纸，没有玻璃。院子里有一株大槐树，夏秋之间有许多槐树虫，成虫从树上吐丝挂下时，在空中摆荡，也有人称之为“吊死鬼”。不过，也就是在这株槐树下，周氏兄弟和钱玄同、刘半农多次高谈阔论、慷慨激昂;新文化运动有多少思想的涌现，都是在这槐树下的讨论所迸发出来的。
落脚两天后，周作人去北大拜访校长蔡元培。可是去了两次，刚巧蔡元培都不在。4月5日，蔡元培亲去绍兴会馆回访了周作人。因学期中不便安排新课，蔡元培希望他先教国文。可是，周作人自认为擅长英文、希腊文，国文教学恰是他最不感兴趣的。于是，思考一番，他向蔡元培请辞。
事实上周作人很早就知蔡元培的名字。他们本是绍兴同乡，蔡元培家住城内笔飞弄;小时候，周作人在家曾偶然翻到蔡元培的一本朱卷，文章很是奇特，不守八股规矩。之前蔡元培从德国回乡省亲，还和周作人短短见过一面。钱理群在传记中写道：“双方都留下了好的印象。”
右图：1917年7月，张勋复辟后，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攻入北京
4月11日，蔡元培聘周作人为国史编纂处编纂员。周作人和大哥商量后，觉得不好再推辞，便答应了下来。事实上，这段工作经历给了周作人不少翻阅英文杂志的机会，有些文章他觉得好的，就翻译出来发在《新青年》上。来京之前，周作人就已很熟悉《新青年》。据《鲁迅日记》，他于1917年1月寄给当时尚在绍兴的周作人《新青年》一包共10册。
在正式当上教授之前，周作人还遇到一件事，张勋复辟。1917年7月1日，兄弟俩正准备去琉璃厂，就听外边传“挂龙旗了”。周作人在日记中记载当晚心情郁闷，“饮酒大醉，吃醉鱼干”。7月7日，他在日记中写：“上午由飞机掷弹于宫城。一时同大哥移居东城船板胡同新华饭店。”
这一出闹剧，虽只持续了十几天，但对周作人日后的思想发展，却是影响深远的。他后来多次谈到这次“复辟事件”对他的震动以及意识到中国改革的艰巨性。这件事启发他写出名篇《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中的力作。在这篇文章里，他写道：“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他们还讲三纲，却叫做‘三条索子……又或仍讲复辟，却叫做‘皇帝回任。”文章最后，周作人总结，中国的文学革命，第一步是文字改革，第二步是思想改革，且第二步比第一步更重要。
当时，两兄弟在东京时代的老同学钱玄同经常来访，常吃晚饭，并聊到11点多才回。他和周氏兄弟曾一起在东京听过章太炎的讲课，在杭州也先后和他们做过同事。周作人在1917年8月9日的日记里记载：“下午钱君又来，留饭剧谈，至晚十一时去。”同月27日：“晚玄同来谈，至十一点半去。”以后几个月，周作人日记中也都有这样的记载。
钱玄同走访绍兴会馆最勤的时期，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改革的时期。这三个人，聊天的话题十分广泛，但中心却也离不开“复辟事件”的思考。据周作人回忆，这正是钱玄同由复古往反古方向坚定前进的一个转折关口。钱玄同《致周作人书》中写道，他曾与周氏兄弟“在绍兴会馆的某院子中槐树底下”谈过许多“偏激话”。
1917年9月初，北大的新学期正式开始。学校聘请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国史编纂处的工作同时也兼着。于是，周作人终于得偿所愿，在中国文学系开设了罗马文学史和近世欧洲文学史两门课程。自此，32岁的周作人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北大生涯。
据说，周作人上课温文尔雅、旁征博引、学识渊博，颇受学生欢迎。进入北大后一段时间，周作人通过自己的学术与教学活动，终于为大学所承认，成为“卯字号”名人。所谓“卯字号”，指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蔡元培主持校政后，聘请一大批新、旧派名人任文科教员，“卯字号”是当时著名的群贤会集场所。
据钱理群《周作人传》记载，一名外来教员要在北大立足，其实也很不易。当时同为北大教员的刘半农、胡适等，最初就很看不起周作人，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当时似有“西洋留学”高于“东洋留学”之风。
不过，随着日渐交往，这些芥蒂都渐渐没有了。1929年的《周作人致胡适书》中说，他与胡适之间是“交浅”而不妨“言深”。后来周作人在日军侵华后选择留京，并出席日本人举办的文化座谈会，胡适还写信规劝。
1918年旧历除夕，刘半农和周氏兄弟一起欢聚守岁，并赋诗一首，以为纪念。当时，刘半农也是补树书屋的常客，与周作人日后成了终生的好友。
经过“复辟事件”的刺激，陈独秀决心把《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文化運动推进一步，由文体改革发展为思想革命，这与周氏兄弟的意见不谋而合。
1917年9月17日，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比《狂人日记》首发还早。接着，他又在第4卷第2期上发表了《古诗今译》。从此以后，他就“一发不可收”了，译文、随感录、论文、新诗，几乎每期《新青年》上都有他的文字。周作人很快就成了《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
在这一时期，周作人与李大钊也有交往。1918年11月，《新青年》同人商议创办《每周评论》，周作人参加了陈独秀、李大钊举办的活动。在周作人1919年的日记中，就有不少关于两人的交往。也因李大钊关系，周作人开始为《少年中国》写稿。
周作人（1885～1967）在五四运动后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等创办《语丝》。随着主义之争和时局险恶，他退入“苦雨斋”，自称“闭门造车”式文学创作。日军侵华后，他最初是受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委托担任“留平教授”，之后却一步步做出了令友朋痛心的选择，于1939年1月接下汪伪政府“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他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1947年被判10年有期徒刑，1949年获提前出狱。新中国成立后他以稿费维持生计。“文革”时期他受到红卫兵批斗。1967年5月6日去世。
（参考书目：《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周作人著;《周作人传》，钱理群著;《“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倪墨炎著;《周作人自编集：雨天的书》;《知堂回想录》，周作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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