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

时间:2017-05-23 09:30:16 

张星云

南开中学新剧团,是中国新式话剧的开端,更是张伯苓素质教育和育才救国办学思想的重要延伸。

1943年6月14日,庆祝联合国日游行活动在重庆举行。游行开始前的草地聚会上,张治中将军(左)与张伯苓交谈

1917年8月,天津南开中学学生已满千人,校长张伯苓不满足于中学教育,想创办高等学校,于是去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教育理念。那时的他已经41岁,很多人劝他:“你已经功成名就,干吗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读书?”

在美国,教育家杜威、克伯屈、桑代克等人指导他学习了教育学、教育哲学、心理学等课程。每每放学之后,他还会去找教育学家凯尔鲍德里教授探讨中美教育的差异。凯尔鲍德里认为中国学校应该让学生树立民主观念和公共群体意识。张伯苓认识到,“欧美之道德多高尚,公德与私德并重”。而从杜威那里,张伯苓意识到中国传统的“能者多劳”说法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非常不利,而重“思”轻“做”的传统思想导致中国人严重缺乏主动性。后来张伯苓提出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校训,及后来他一贯推崇的重“干”重“行”教育理念,都能看出这段留学经历对他的深刻影响。

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主张对张伯苓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张伯苓意识到,“吾国学生最大之缺点,即平日除获得书本上知识外,鲜谙社会真正情状。故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阂,诸事束手”。

在这趟去美国前,张伯苓让其胞弟张彭春代行校长之职。张彭春早在1910年即参加第二届游美学务处去美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和哲学,同时钻研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他1916年回国后,成为南开中学教授,同时兼任南开新剧团副团长。

作为教育家,张伯苓将戏剧视为他育才救国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南开历来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素质教育,而张伯苓力主发展的话剧、体育领域都是为了完善素质教育。

早在1908年,张伯苓第一次去欧美考察,便接触了半专业的爱美剧。考察结束回国后,1909年他自己带头编演话剧《用非所学》。那时还没有“话剧”一说,只相对“旧剧”称为“新剧”。1914年他在学校成立新剧团,建立了严格的导演统帅排演制度。

他很清楚学生们与中国社会是脱节的,所以他提出口号“练习演说,改良社会”,把最朴素的素质教育与最宏大的人生目标联结到了一起。他教导学生“不要念死书”,在学校念书“不单是从书本上得学问”。他认为从戏剧里可以得做人的经验,会演戏的人,将来在社会上必能做事。戏剧中有小丑、小生、老生等等,如果在戏剧中能扮什么像什么,将来在社会上也必能应付各种环境。

1916年,张伯苓在南开学校修身班的著名演讲中,曾引述莎士比亚喜剧《皆大欢喜》的独白开头——“全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他进而表示:“夫一校犹一剧场,师生即其角色actors。”小则学校,大则世界是一剧场,其竭力尽思,以求“导人之道及自励之方”,既然世界舞台之大,君子小人,庸蠢、英杰陈杂,那么“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场也”。这便是他对舞台、学校和世界三者之间关系的理解。

而张彭春的到来更彻底改变了南开的戏剧发展,也改变了中国戏剧的历史。他是中国最早到国外学习欧美现代戏剧理论的学者,又对中国传统戏剧艺术有着深入研究。自古中国戏剧没有导演的职位,张彭春不仅成为导演,并开始摸索剧本编创,按照严格的要求排练话剧。

1916年10月,张彭春导演了周恩来反串饰演女主角的《一念差》和他在美国创作的《醒》。也就是在那时,他开始构思新剧《新村正》。怎奈1917年天津遭受水灾,直到1918年校庆才编演了此剧。该剧刻画了一个反映时代精神的新知识青年形象,但打破了傳统戏剧大团圆或因果报应的套路,这位知识青年最终遭受悲剧结局。此剧推出后,京津一带剧团一时长演不衰。那时的南开中学礼堂,每周六演剧一次,观剧学生不花票价,还凭补助每人享有一份茶点,住校学生每周必观剧一次,彼时南开学生的新剧热可见一斑。1919年,胡适在《论译戏剧》中就曾评价,南开新剧团“算中国顶好的了”。

《新村正》成了南开新剧团的转折点,被视为“五四运动”的前奏之一,此后新剧团日益旺盛,形成20年代至30年代的话剧高潮。自张伯苓倡导新剧,南开新剧团培养出了张平群、曹禺、严仁颖、王守媛等一批艺术家。而鲁迅、梅兰芳、陈大悲、宋春舫等人也都像胡适一样看过南开新剧团的演出或读过他们的剧本,深受影响。

张伯苓(1876~1951)从美国学成归来后,在1919年创办了南开大学,1923年开办了南开女中,后再开南开小学。1936年抗日战争前后,又在重庆创办了南渝中学,后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至此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完成,张伯苓也因此被后人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在随西南联大转移至云南后,张伯苓加入国民党,曾出任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前夕,身在重庆的张伯苓受到曾经的学生周恩来的挽留,最终他拒绝了蒋介石让他前往台湾的邀请,后于1951年病逝。

(参考书目:《舞台》,张伯苓著;《中国话剧先行者,张伯苓、张彭春》,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编;《张伯苓与南开,天津历史名校个案研究》,王彦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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