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实
中国群星闪耀时
1920年3月14日，蒋梦麟、蔡元培、胡适与李大钊（从左至右）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合影
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到任北大校长。以此为起点，北大改制，陈独秀受邀北上，《新青年》移至北大办刊，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并回国任教等等，都在这一年发生。其时，中国的文教制度正在经历从“学堂”到“大学”的艰难转型，蔡元培力挽狂澜，改变京师大学堂遗留的官僚作风，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不拘一格吸纳人才，一时间，各种锐意革新的青年人才汇聚北大。在这个试图自外于政治的学术阵地，围绕新思想和白话文运动，展开了中国近代文化最活跃的争论、变革和复兴局面。
继20世纪之交的“戊戌变法”，至“五四”，中国的文化范式和话语发生了巨大转型，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变局中，新文化运动并非现代化的肇始。自甲午战败，主导传统秩序的儒家士大夫就开始激烈地改变中国的文化和政治。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曾国藩等士大夫就已经用“中学”“西学”等词汇描述其所处理的对象：中国、西方的知识、价值甚至制度，被涵括于“学”这个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晚清的激进思想也初露端倪，出现了严复、谭嗣同、梁启超这样批评传统伦理道德观的知识分子，作为文教和政教主体的士大夫阶层，也在政府和社会中，努力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推动立宪运动，变革广泛深刻。只是到袁世凯1914年复辟，文化保守主义氛围渐浓，这一“变局”遭遇了一次严重挫折。但在新文化运动到来之前，支撑着传统价值体系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已经崩塌：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1911年君主制崩溃，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宣布经学不再是必修课程，同年大清律例也被废除。
到1917年，代议制与独裁制度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都显现了内在缺陷，整个社会的变革潮流越来越趋于激进。袁世凯死后，民国政治进入封建军阀与传统士绅脆弱的政治联盟，“虽曾有过议会，但没有成立议会政治;虽曾有过内阁，但没有构成内阁制”，只是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学习了西方的技术，又采取了西方的制度，却仍未成为现代社会，那么，失败的原因只能是新知识运用的社会情势，即普通民众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即“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关注点，也从上层政治开始转移向底层国民，致力于改变国民的思想。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一九一六年》。他写道：“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这个时候，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家的眼光都还盯着中央或地方的各路实力派，不知“国民运动”为何物，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新文化运动走到1917这一年，与“士大夫”已经明显有别，反政治的态度非常明确，反对所有政治家，反对所有对政治的倚赖，回避所有现实政治的牵绊。甲午之后，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放弃走仕途的科举考试，成为自由流动的资源。这个群体从“中华帝国”的上升阶梯分离出来，失去了官方的职位，也不再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制约。这也是学术独立和“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情势。但那些新式知识分子，没有了仕途前程和确定收入，也无法过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生活，他们的学问求索，也是现代社会与国家命运里自我身份的探求。如果说是文字和儒学的正统地位造就了传统士绅，在社会深层次空间里，旧的秩序业已崩塌，新的尚未建立，“文字”和它的式以及它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成了首当其冲的核心命题。
北京一所语言学校的课堂场景（摄于1917年～1919年）
对文字变革的诉求，又与新型知识分子向普罗大众普及思想，寻求国家出路的诉求息息相关。1914年，以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为中心，出现了呼吁“调和立国论”的声音。留学英伦的章士钊欣赏英国的两党制，主张政治争论应该妥协和调和，且建立在不同政治派别对“国本”的共识基础上。而“国本”，就是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原则、义理和规范，“政治之精神，惟在使国民自由发展”。陈独秀所创办的《新青年》，也延续了《甲寅》杂志的主题，从伦理精神来重新奠定共和的基础。这种林毓生所说的“功利冲动”，也导致了学习西洋时“迫不及待的心情”。
为什么纪念这个100年？某种意义上，1917也可视为现代中国形成过程中的文化节点。相比于两年前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两年后即1919年五四运动所赋予新文化运动的更多的政治意义，1917至1918年，对于新文化运动具有文化意义上更实质的推动，成为实际上的中国现代教育和現代文化思想的发端。胡适曾从理论高度评价它，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是对于文化的新态度，即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1917这一年涌现出群星璀璨的文化人物，从本土饱学之士，到留学归来者，思想活跃，交相辉映，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章士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李大钊、蒋梦麟……这期封面，我们通过这些人物的时间截面，重新回到1917至1918年的历史现场，集中细致描摹人物在这一年间的活动和主张，尽可能还原人物所处的社会变革现场。这些名字照亮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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