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海深
内蒙古库伦旗的百姓在当地为易解放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的一段碑文是易解放夫妇写给儿子杨睿哲的，也是当地居民想要送给易解放的：
您，是一棵树，
无论活着，还是倒下，都是有用之材。
活着，为阻挡风沙而挺立;
倒下，点燃自己给他人以光明和温暖。
一
易解放的春天总与冷酷的冬天紧密相连，当上海结束黑暗和腥风血雨之后的第11天，1949年6月6日易解放出生了，父亲直接给这漂亮女孩起名叫易解放。然后把她从豫园送到川沙黄楼农村的奶奶家。该读书了父亲才接她回来，结果一口乡下话，老师听不懂，就让她第二年再上学。
这样，在班级里易解放是心智比其他孩子高的“大姐大”，在家她是什么事都管的长女，要独立面对许多问题和困难。18岁初中毕业后，易解放去了盐城地区的一个农场插队落户。劳动和生活非常艰苦，她乐观而坚强地承受着，等待早日返回上海，找回属于自己的春天。
一年半后，上海在农场选拔一批人送上师大培训，易解放获高票通过，豫园中学唯一的音乐老师易解放——闪亮登场了。23岁的易解放是18个班级的音乐老师。她的课越上越好，同时还成立乐队和舞蹈队，参加区市级比赛屡屡获奖。
文革结束不久，易解放结婚了。爱人杨安泰是位医生，脾气好，教养好，像个老大哥，还帮她调理血液里许多指标太低的毛病。医院根据易解放的身体情况，说她怕是很难怀孕。不料，易解放第二个月就怀孕了，让她十分欣喜。那时的公交拥挤不堪，她上下班要转三趟车，一次肚子被挤到公交车的扶手上差点流产。为了保住孩子，她调到了虹口，虹口教育局把她安排到團委，后又到青少年教育办公室。
那时候没有公务员的说法，她的岗位属于政工干部，也被调侃为“万金油”干部。那时候 “四个现代化”成为国家的目标，社会崇尚知识，崇尚文化，人们都在思考自己怎样迎接科学的春天，文化的春天。
易解放向领导提出，脱产到虹口区教育学院读中文系。
所有人都为她惋惜，领导说：“你工作这么多年了，拿了大专学历还不是一样吗？”
同事说：“你过了读书的年龄了。”
朋友说：“你要是空闲，可以再生个孩子。”
易解放义无反顾地去了。在那里她如饥似渴地读书，凭借超强的记忆力和得当的方法，一个学期下来，她是四个班级的第一名。易解放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留校当教师了。
二
易解放37岁的时候，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辞去工作，去日本留学。那时去日本留学工作是上海的潮流，她觉得周作人先生翻译的《古事记》不够理想，希望自己学好日语后重新翻译。她觉得日本人太了解中国了，而中国了解日本很不够。她觉得自己应该为扭转这样的局面努力做点什么。她却忘记了自己已经38岁，儿子只有8岁，也忘记了自己掌握的日语单词只有10个左右。
她哼着《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歌曲，怀揣分两处借来的6万人民币兑换的日元，告别了家人，踏上征程。
她先在东京朋友的朋友家里住下，人家说只能住一周时间。这也罢了，问题是人家男女双方正吵架，把她吵忘记了，她又因语言不通不敢出门，在家饿了三天三夜。
易解放是敢开顶风船的人。她快速地突破语言关，3个月能够出行，6个月可以工作了。在读书的同时，她打三份工，早晨卖盒饭，中午在服装店卖服装，晚上教有中文基础的日本人汉语。服装店店长说她日语一般，但卖相好，人又机灵，对她关爱有加。有时候她累得站着就睡着了，店长不责怪还让她到试衣间休息。半年后，她要离开那个给她温暖的服装店，写了一封很动情的感谢信，没想到感谢信在《明亮的生活》杂志上以头条位置刊发，那杂志上发文章的大多是日本的名人。
易解放不是名人，却是能人。三年后她进入日本最大的旅游公司交通公社集团，从事电脑系统运作、信息处理工作。那个集团是日女大学生就业首选的地方，易解放凭一个人做三个人工作的能力，在这里站稳脚，并不断地壮大。与此同时，她考入一所国立女子大学研究生班学习日本国文。
边读书边工作，收入丰厚。先生杨安泰来了，开了一家保健诊所，儿子也来读初中。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易解放在东京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拥有一个较为富裕，十分温馨，且每个成员都积极上进的家。
天地说不清，人也说不清。约10年之后，一场灾祸忽然降临，彻底改变了易解放的命运。
从某种意义上说，易解放到日本打拼是为了儿子。儿子杨睿哲是易解放和杨安泰生命的重要部分，是他们夫妻努力的动力和未来的希望。除了骨肉亲情，天伦之乐，还因为杨睿哲真的很棒。杨睿哲过来读初中，学校说他可能因为语言问题而跟不上，结果他不仅跟上了，很快就出类拔萃了。到上高中时，这个正直阳光肯帮助别人的中国孩子，让所有人刮目相看。他对数字非常敏感，可能是遗传了曾在上海先施公司做会计的爷爷的基因，他说中国人在国际商务会计方面缺少人才经常吃亏，以后自己就朝这方面发展。他在高一高二期间，就考出了会计三、二、一级证书。这是日本全社会参与的考试。一级证书由文部省批阅，高中生中榜，在日本和中国都是不可思议的。为此日本六大名校之一的中央大学会计系提前录取了杨睿哲。
2000年5月22日的早晨，杨睿哲像往常一样骑摩托车到大学上课，大三了日子好快。易解放到公司上班，与儿子分手刚刚20分钟，她接到校方电话，说发生了摩托车之间的车祸，杨睿哲已经送到医院去了。易解放听了，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再想不对，越想越怕，什么叫“没有呼吸了还在抢救”？她跑到医院，噩耗摆在易解放面前。
500多人参加的葬礼非常隆重，杨睿哲高中和大学同学都来送别他们的班长，系主任也来了，易解放的同事和领导都来参加最后的告别。易解放五天后就出现在单位，在家她除了哭还是哭。同事的一声问候，她又哭了。星期天，她甚至捧着骨灰盒外出走动拍照。
在易解放眼里，东京没有阳光了，没有春天了。整个一年半时间她都是魂不守舍，心是空的，老想着自己很快也会离开这个世界。
上海的亲人们说这样不行，让孩子入土为安吧，你们也换个环境吧，这样才能尽快摆脱出来。易解放夫妻把儿子带回了上海，安葬在祖籍川沙黄楼一带。那年易解放刚过50岁，单位给她的待遇越来越丰厚，但易解放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了。东京只会让她伤心，她变卖了东京的财产回到了上海。
三
回到上海，仍然想念。儿子的音容笑貌，哪怕是只言片语，易解放都一点点的回忆。她忽然回想起儿子曾面对电视里中国沙尘暴的画面说：“如果我们能够在沙漠里种一些树多好啊。”
儿子的话像黑暗里的光亮，大海中的灯塔。“替儿子实现一个愿望吧！”易解放这样想，杨安泰也非常支持。如果能把一片沙漠变成绿洲，那不正是儿子生命的延续吗？
2003年4月，易解放夫妻来到内蒙古东部科尔沁沙地的塔敏查干沙漠。他们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浩瀚的沙地无边无际，荒芜得让你望而却步。易解放有些害怕，犹豫了。犹豫中眼前出现幻觉：儿子出现在前方不远处，高声喊道：“妈妈，你是勇敢的人，你一定能够成功！”
“妈妈即便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也要去做。你放心吧！”易解放在心里默默地回應着儿子。第二年2004年，她与库伦旗政府签订了援建1万亩生态林的协议，种植110万棵树，植树造林资金和运作资金全由她提供。当地林业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团委组织了300名志愿者，那场面激动人心，几百人冒着早春的严寒，把树苗从不通车的地方扛过来，挖坑，种树，填土，再用脚踩实。易解放和大家一样，浑身是沙土，满身是汗水。每种下一批树苗后，她都会说：“小树苗啊，一定要活起来，为中国，也为睿哲。”
这里环境艰险恶劣，年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树苗极难成活。易解放感动了上天，树苗成活了85%。
而后的17年中，易解放继续种树。第二期的一万亩，第三期的一万亩，相继完成，共700多万棵树。中国不再是“沙进人退”，而是“人进沙退”，绿色不断扩大，成为世界奇迹。易解放是奇迹的参与者，尽管只是一部分，但那是儿子的生命赔偿金、在日本打拼的20年积蓄、变卖的上海两处房产换来的。钱仍然不够，她还四处奔波艰难募集到捐款1500多万元。
她一次次病倒，一次次站起来，带着1000多志愿者在沙漠里跌爬滚打。志愿者中有一批特殊的群体，那是“失独”父母，他们加入到她的行列，寄托哀思，延续生命，成为大地的母亲。
一生不断解放自己，迎来春天的易解放，成为中国百名优秀母亲之一、最具爱心的慈善楷模、中国十大公益人物、全国最美志愿者、全国道德模范，她的家庭成为首届全国文明家庭。
这就是易解放的春天，感动中国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