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将鸭子放在河滩上，人却在河边的石板上呼呼大睡。等她睡醒，鸭子已经顺流而下。只有22只。
“‘蚕豆’最爱下蛋了，”她说，“鸭群里有五只鸭是它的孩子。”
“会不会是被老鹰叼走了？”我问。
安白云悲伤地看了一眼蓝天，恰好有一只老鹰在天空盘旋。她看了很久，然后，赶着鸭群回家了。
“晚上来村公所么？”我问她。
“来。”她说。
黄风回县城去换了一副黑框眼镜。她给安白云带回了一把口琴。我们这才知道，黄风是吹口琴的高手。银色的口琴闪着月光。他将口琴递给安白云，她犹豫了一下，收下了。黄风又从兜里掏出另外一把口琴来，横在嘴边，滑动着，丝丝琴声飘扬开来。他吹的是《送别》。
“我不会吹，”安白云低声说。
“随便吹，慢慢你就找到规律了。”黄风说。
第二天，河边飘着口琴声。哇呜——哇呜——哇呜。安白云没有了瞌睡。到下午的时候，她已经可以结结巴巴地吹《山青水秀太阳高》了。
安白云看到一个人从河边朝她跑来。远远地，她便看出了那个人是赵小棒。她将口琴藏了起来，看着赵小棒越跑越近。赵小棒跑到安白云面前，手上拿着三根鸭毛。他把鸭毛拿在安白云面前晃了晃。
“你哪里找到的？这是‘蚕豆’的毛。”安白云一把将鸭毛抢了过来，又仔细看了看，“是的，就是‘蚕豆’。”
“我带你去，”赵小棒转身走了，他和安白云之间，隔着一群鸭。
赵小棒将安白云带到村公所，在黄风宿舍的窗外挖出了一堆鸭毛和鸭子的五脏六腑。
“你怎么发现的？”安白云问。
赵小棒犹豫了一下，脸突然红了。安白云的目光始终盯着他，看得他浑身发毛。
“我来这里方便，”赵小棒说，“看到这里被人新动了土，我用棍子撬了撬，结果撬到了鸭毛。”赵小棒刚才用过的棍子，还放在一旁。
“我去告诉姓邱的，”赵小棒说，“他们是来搞运动的，还是来偷鸡摸狗的？”
安白云犹豫了一下，说，“光凭这个，也不能断定就是他们干的。”
“他们批评你爹，又偷你的鸭子，你还忍着啊？”赵小棒急了，挽着袖子，一副要拼命的样子。
“我爹说，没有批斗他就已经不错了。”
安白云说着话，将埋在地下的鸭毛全部捡起来，整理好，用一个袋子装着走了。那些鸭毛，被埋在了河滩上。安白云用鹅卵石砌了个小坟，很少有人知道，安白云将黄风送她的口琴也一起埋下去了。那天晚上，安白云没有去村公所。她发高烧了，整晚胡言乱语。没有安白云的村公所，大家都索然无味。黄风心不在焉地教大家演小品，好几次念错了台词。赵小棒坐在一旁抽着烟，边抽边朝外面的路上看。
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怪事。有条红色的内裤被挂在了篮球架上。一个消息在村里传来：这内裤，是赵初晴的。她和邱立在野外瞎搞，月光下耸动着白白的大屁股。被人发现了，但不知是谁发现的。发现者用乱石撵跑了他们，然后留下了一条红色内裤。
那条内裤在篮球架上，随风飘荡。一整天，那里都像燃着一团火。很多人忍不住看，又像是被灼伤了眼睛一样，迅速移开。没有人去拿掉它，大家嘻嘻哈哈地看着。直到一阵大风刮来，内裤掉在地上；再一阵风刮来，将它卷得不知踪影。
没有了红色内裤灼眼，邱立和赵初晴终于可以抬起头来了。但是，赵初晴跳舞的时候，人们总是盯着她的屁股看。那天晚上，邱立宣布了另一条规定：每天晚上八点，风岭十二至六十岁的人都必须齐聚村公所，先唱一遍《社会主义好》，再排演其他文艺节目，到了十二点，再唱一遍《社会主义好》回家。有时候，实在唱不动了，方田就给大家放电影或录像。但凡放录像的时候，村里所有男女老少都来了，有人看不到，就只能坐在后面听打斗声。从《霍元甲》开始，一直放到了《陈真》，方田说，只要大家好好表现，接下来还要给大家放《霍东阁》。
看电影的时候，风岭的男人就将安白云围在中间。黄风像条丧家犬，可怜巴巴地看安白云，却连一个对望的机会都没有。安白云突然变得很陌生，冷漠的外表下，有一颗比外表还冷的心。即使是跳舞的时候，她的脸也是阴沉着。她遇到黄风，就闪开，他向她打招呼，她装不听见。黄风坐到球场边的草垛上，掏出口琴，一遍遍吹《送别》。
自从眼镜被打碎以后，黄风再也不敢夜里去追安白云了。他知道，自己和安白云之间隔着一堵“墙”。那些粗俗、直接、满身力气的男青年，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至少晚上是这样。别说是行动，就是一个眼神，也很有可能会被弹回来。
到了清明节的时候，黄风又回了一趟县城。这一次，他骑了一辆摩托车回风岭。上世纪八十年代，风岭伐木，修了一条公路进村。当山上的树木被砍伐光，拉走，路也荒废了，路边渐渐长满了荒草。黄风骑着他的铃木摩托，从原本荒废的公路跌跌撞撞而来时，那感觉，像是在驯服一头顽固的骡子。人们都希望他摔一跤，但他没有。他将摩托车骑到篮球场上，漂亮地在地上划了一个弧线，停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