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之
我很想为他做一篇行状，只是他的出身事迹似一团雾，多少年一直充满疑问。他本来姓贾，为什么我们杨姓的几家却把他当作族人?过年过节拜祖添坟的时候，总要带上他。他的名字叫什么?谁也说不清，我们叫他贾大，是本来称呼他为贾大爷，喊来喊去却把“爷”字省去成了“贾大”；别人喊他都是揶揄他的绰号：他的真名字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年龄也极含混，有一次有人问他，他嬉皮笑脸地说：“我是一个‘不三不四的人!”那人缺少悟性，没懂贾大话中的内涵，还是经过父亲的提示，才明白贾大的年龄是三十已过四十不到。他虽不到四十岁的人，却总是一副老相的打扮，本来眼睛就小，长了一个蒜头鼻子。却剃着个光头，穿着一身老式的夹袄，看上去滑稽可笑。贾大一直没成家，独身一人住在“马号”里做着更夫。那时在我的家乡，叫作“马号”的地方，实际是生产队的队部，是早晨集中社员上工、晚上队里开会的地方，又是饲养牛马牲畜的场所。那是村子里最长的一排房子，最大的一个院子。贾大住在房子东头的屋子里，一进门右角是一口水井，地中央是一盘石磨，靠着东墙和北墙是一排大炕，连着大炕和高高的墙台，西边坐着一口足有六尺的大锅。无论冬夏白天夜晚，这里总有人进进出出，房门总是“哐啷哐啷”地响着。晚上走得最晚的是饲养员，早晨来得最早的是豆腐倌。后半夜两点多，夜阑星稀时，豆倌就牵来毛驴，扯块脏布给驴眼蒙上套子，毛驴围着石磨“忽忽”地拉起磨来。这时，屋子里汇响着各种声音：灶头桦子燃烧的爆裂声，锅水“哗哗”翻开的沸响声，还有毛驴迅疾的脚步和不时的喷嚏声。不一会儿，蒸腾的热气笼罩了整个屋子，连人带畜都看不清了。然而，北边大炕上，贾大照旧在睡着，他一点也不受周围声音的影响，身也不翻一下，偶尔还打一两声呼噜呢!
关于贾大的迷雾里，最大的疑问是他到底“虎”不“虎”?人们叫他“贾二虎”。那“虎”的意思是说他缺心眼，有些傻。他或许真的有一些缺心眼吧。比方说，他有一点洁癖，喜欢什么事情都有秩序，不过却做得有些过分，别人很难理解。他劈完柴禾，摆放的时候总要一块一块地摆平放顺，柴头突出的地方。要用斧头一个一个地拍打回去，最后整个柴垛摞得整整齐齐，立面就如一面平整的墙壁。柴垛摆完，他还要站在一旁，像木匠吊线一样审视一番。欣赏一番。别人看了禁不住笑，说：“过两天柴禾就抱去烧了，那么认真地摆弄它干什么呢?”一次，父亲从生产队的院子走过，贾大正在把晾晒过的苞米堆放起来，他为堆放整齐好看，竟把那小棒的和籽粒稀疏的“大瞎”，一个个甩出不要了。看到贾大身边还蹲着社员工二精，父亲便站下了。
王二精三十出头，人长得精瘦，一双眼睛总是骨碌骨碌地转来转去，不吃眼前亏，爱占小便宜。这时他蹲在那里帮着贾大往出挑甩，他探着脑袋帮助找着，不停地跟贾大说：“那还有一棒小的，那还有一棒‘大瞎!”一边捡着，一边把那些甩出的苞米装进稻草袋子，准备自己拿回去。父亲看见气愤地训斥贾大：“你甩它干啥，不都一样吃吗?真他妈是个‘二虎啊!”转过来又说王二精：“他缺心眼，你就忍心占他的便宜?”王二精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讪讪地走了。
说贾大“虎”，是他在钱财方面与众不同。每年队里分红时，他因为工分挣得多，光棍一个口粮钱又少，就能分到一二百元钱。于是分红过后，在枫叶村好些人家的炕上贾大就成了常客，几盅苞米小烧下肚，主人便会开口借钱，贾大也就昏头涨脑地慷慨解囊了。借出去的钱注定归期遥遥，有的十脆就“死账”了，而贾大自己也似乎忘记了。大年初一的早上，炕桌上的饺子还没凉，就有村人领了孩子来给贾大磕头。贾大自己没有孩子，又特别喜欢小孩，所以小孩撅着屁股磕下头，贾大总是一边急忙忙地喊着“快起来快起来”，一边摸索着衣兜，给孩子块八角的。每年他花在“磕头钱”上总有不少。村里有一段时间闹赌博，招惹不少社员去“押钱”，遂有人撺掇贾大也去，他有些活心，又缺少胆量。王二精是个有名的“耍钱鬼”，他眨巴着眼睛跟贾大商量，由贾大出钱，他代贾大去赌，而且商定赢了对半享受“战果”；条件是贾大夜里替他给牲畜铡草。贾大居然同意了。铡草可是个力气活，铡刀把上横着一个长柄，前边一个人蹲着一把把草续进刀口去，长柄两端要一边一个人双手握着柄木用力按着铡下，随之腰身一弯一直，铡够第二天牲畜吃的草，猫腰撅腚的总要几千下呢!贾大忙活了小半夜总算铡完了草，抻几下腰就摸着黑去找赌局上的王二精，可每次的结果村里人都知道：王二精蔫头耷脑地冲贾大手一摊，闪身出门自顾回家睡觉去了。有人揶揄贾大，故意问道：“你替他铡了一宿的草。他给你赢了多少钱啊?”大伙也都回身去瞧直眉愣眼站在门口的贾大，到底没憋住一时间笑成了一团。父亲知道这事后，生气地骂“真他妈的‘虎到家了”。
他不仅“虎”，还有些怪呢!好多次，我看见他居然跟牲口说话，就像和人说话唠嗑一样。那时“马号”里有几十匹马，队上有几挂胶轮马车。每天傍晚收工的时候，卸了套的马都要饮水，贾大要帮助车老板们饮马，他忙活着打水，拎水，这时我常常跟在他的后面看饮马。趁机摆弄摆弄车老板的鞭子，摸一摸马的耳朵鼻子。有一匹“黑儿马”，贾大特别喜欢，甚至有点偏爱。这马齿口整洁，浑身油黑锃亮，力气特别大，灵性异常好。贾大经常一边饲喂着“黑儿马”，一边跟它说起话来，“活累呀，得吃好饭，多吃点，多吃点，别挑伙食啊……”他旁若无人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黑儿马”打着响鼻，大蹄碗刨着地面，也仿佛在回应着贾大。
有一天傍晚，不知道什么原因，车老板卸了套后，怒骂着抽打“黑儿马”，他一手牵着缰绳，一手轮着短鞭，“啪，啪，啪”地往马身上抽打下去，马背上顿时腾起了一道道“檩子”。“黑儿马”挣着缰绳，歪扬着头，一闪一闪地躲不过飞来的鞭影，禁不住前蹄扬竖嘶鸣起来。贾大从屋里冲出来，一把抓住车老板的胳膊，止住他的鞭子，急急地叫道：“这怎么了，怎么能……”一边夺过缰绳。心疼得嘴里不停地“啧喷”。车老板嚷嚷着“黑儿马”的罪过，大抵是没听吆喝弄翻了车。贾大一边牵走了“黑儿马”，一边嘴里嘀咕着：“没有这么打马的呢!”又转过头来对“黑儿马”说：“他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黑儿马”到了贾大跟前，似乎格外温顺，一副委屈的样子。有一天，我看见“黑儿马”卧倒在院子里，一些人围站在那里议论纷纷。兽医说马得了“结症”(肠梗阻)。贾大一边帮着兽医扒开马嘴，往里灌着汤药，一边像哄小孩一样说着：“张嘴，张嘴，快喝了，快喝了，喝了就好了。”“黑儿马”的病不见好转，贾大急得唉声叹气，经常一个人蹲在它的旁边絮絮地说着……“黑儿马”到底死去了，队上剥了马皮，割了骨肉，人们排队来买，还议论说：“这马年齿好，结症不坏肉，肉准好吃。”车老板没见贾大的人影，就把马的肠胃洗干净，拎着去敲贾大的门。敲了半天，倒闩的门也没个动静，车老板趴着窗根喊：
“这下水不错，我给你挂门上了!”躺在炕上的贾大还是一声没吭，可一只二碗“砰”的一声砸在了窗框上。车老板怔怔地瞅着屋里的贾大，不解地摇摇头，自己把下水拎走了。那天晚上，贾大连晚饭也不吃，不停地在叹气……
这个既“虎”又怪的人，一直单身住在“马号”里，生活平静地过着，那一年却偶然遇到了一个小小的波澜，闹起了“恋爱”呢!
有一天晚饭的时候，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你别说，那‘虎玩艺保不准有人相中了呢!”母亲非常感兴趣，追问是怎么回事。父亲说：“哑巴媳妇总往‘二虎那跑，‘二虎总去给哑巴干活呢!”
我听了，也嚷嚷着说起我的见闻：哑巴媳妇总到贾大那儿去，还总跟我们一群孩子一块听贾大拉胡琴。贾大一个更夫，平时除了扫院，劈柴，看护队部，饲喂牲口，偶尔也有一点娱乐。他有一把胡琴常年挂在北面炕墙上，竖轴很粗很长，琴弦也很粗很长，那上端的旋轴和下端的胡箱都很大——我以后再没看见过那么笨大的胡琴。一年中有那么几回，一般都是在夏秋时节的傍晚，晚饭过后，贾大为什么事高兴了，便把胡琴取下来，抱在怀里，调调琴弦拉起来。他只会一支曲子，那曲子雄浑宏大，很好听的。这时贾大的神态也很快乐。贾大拉胡琴的时候，我和一群小伙伴总是围着看围着听。大人们对他拉琴是不理不睬的，走过的人照样去做自己的事。孩子之外，来听琴的大人，只有住在前院的年轻寡妇，她是个哑巴。贾大的胡琴响起来，这哑巴媳妇时常傍在门口，挤在孩子们的身后来看来听。人说哑人都聋，这哑巴却不是，她是小时候有病打错了针才哑的。贾大拉得高兴时，头一耸一抖的，哑巴媳妇便用手指着，让孩子们看贾大的样子，她自己也学着一耸一抖着头在那里笑。哑巴媳妇在时，贾大拉琴的兴致似乎更高了，头也耸抖得更欢实起来。那一段时间，贾大的胡琴拉奏得频了，莫不是贾大的高兴事多了?而且，这琴声仿佛是一种信号，胡琴一响起来，哑巴媳妇就穿得周整地从前院走过来。有时仿佛是为了犒赏贾大的拉奏，哑巴媳妇来的时候，还要端来两碗饭菜，让贾大拉完胡琴吃下，那时贾大脸上就会露出笑容，很快乐很幸福的样子。
母亲对我的讲述听得很认真，又跟父亲说着：“一个傻，一个哑，凑合一块去了!哑巴媳妇也挺可怜的!王二精真缺德，把老赵家弄得家败人亡……”哑巴的男人叫赵小年，父亲病故，母亲瘫痪，日子不仅过得贫困，而且由于没人操持家务，屋里屋外弄得猪窝一样。赵小年自小野孩子一样，经常光着脚板，村里村外满山遍野地跑。他是一个“神偷”，家里口粮不够，到了夏天缺粮的时候，就要靠他到地里“顺手牵羊”偷回些粮菜度日。赵小年偷窃有个特点，就是专偷集体的，有时偶尔也偷偷他憎恨的人家的。我家的自留地与他家连着，去他家的地里要从我家的地里路过，他却一次也不偷。这赵小年经了好心人帮助，介绍了岭东的一个哑巴姑娘对了象，结了婚，两人十分合意。媳妇虽然哑，但长得眉目端正，又很会操持家务，赵家的日子从此完全一番新的气象。这时“文革”来了，社队干部大多挨了批斗，天天开批斗会，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村子里的人都搅和进去了，只有赵小年和贾大不感兴趣，算是“逍遥派”。这时王二精成了运动的积极分子，他虽然日子过得艰难，穿得破衣烂衫，饿着肚子还常给别人讲革命大道理。一天队里薅稻子歇气，王二精组织大家唱“革命歌曲”，赵小年倒在地头睡觉不唱，王二精来管，赵小年平时对王二精就有一点瞧不起，这时更是不服，王二精正领着唱“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一颗红心……”，赵小年为跟王二精赌气，居然突然唱起“我们是刘少奇的‘黑卫兵……一颗‘黑心……”这一下子可闯了大祸，当时在场的社员有的央求王二精说：“他‘二虎吧唧的，可别……”王二精哪里肯听，随后就跑到工作队那告了状，赵小年一下子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接着对他进行了无休无止地批斗和人身摧残。赵小年挺熬不住，偷喝卤水自杀了。赵小年的尸体停放在院子里，他的母亲和媳妇哀哀地哭着。当时，别人都怕沾了“反革命”的嫌疑不敢管，只有贾大过去帮忙，又弄了几块木板，把赵小年的尸体收拾发送了。不久，赵小年的母亲也死了，又是贾大带人帮助发送的。从此哑巴媳妇成了寡妇，也从此她对贾大有了好感，一来二去，与贾大来往得多了起来。丈夫和婆婆死后，曾有亲戚劝她回岭东娘家去。哑巴媳妇却不肯走，一个人侍弄着自留地过着日子。人们有时看见，农忙的时候，哑巴媳妇的自留地里，贾大在帮着刨茬子、播种、除草和收割。
母亲知道了贾大和哑巴媳妇相好的事，格外留意起来。一天，贾大帮哑巴媳妇劈柴时，母亲悄悄地踅了过去，从远处偷偷地看，我也随着母亲去看。队里的柴垛，在院子的西南角，柴垛的东侧，就是哑巴媳妇的屋子。贾大劈柴，动作利落，手起斧落，木片四处飞溅，柴禾发出“噼啪”的响声。贾大刚劈了一根木头，房门“吱呀”一声响了，哑巴媳妇姗姗地走了出来，她走近贾大，站在那里笑吟吟地看着贾大。贾大示意她别站得太近，免得让飞起的木屑打着。哑巴媳妇嘴里“哇哇”讲着，又做着手势，并不走开，而是蹲下去，把劈完的柴禾捡起，一块一块地帮着贾大摞起来。看来，她懂得贾大的习惯，注意把一块块柴禾摆平放顺，就像仔细地做着针线活一样。我和母亲站在贾大的背面，看不见他的表情，只看见他手中的斧头飞舞，轻盈自如，似也有了神采。
那天晚上，母亲高兴地对父亲说：“你整天说人家‘虎，‘虎咋知道溜须娘们儿呢?今儿个我端详那哑巴媳妇，长得还挺俏呢!你再别见着他贾大爷就是骂，快张罗张罗正经事吧!”父亲听着，只是“哼哼”，那意思也是觉得可以的。母亲性急，那天晚上，就让我去“马号”把贾大叫来，母亲故意逗着贾大说：“他贾大爷，你这辈子咋整啊，就这么‘跑腿‘跑到底了?”贾大愣愣地说：“说这干啥?”母亲说：“看你有啥想头没有，有的话，好给你张罗张罗……哑巴媳妇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贾大的脸和脖子一下子都泛起红来，嘴里嗫嚅着什么也说不出。母亲笑着说：“这么大岁数了，这有什么脸红的。这哑巴媳妇，要是跟你凑合，还真合适呢!”半晌，贾大才吭哧出一句话来：“我傻她哑，能凑合吗?‘跑腿子更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母亲接过去说：“你可别装蒜，你要说不行，就不给你张罗了。”贾大顿时不吭声了。停了一会，母亲又说：“看看，看看，谁说你‘虎，‘虎人有‘虎心眼啊，又会讨好女人，又会装相说假话……行了，回去吧。”
贾大与哑巴媳妇相好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全村。那些天，父母几次商量怎么撮合两人的事情，研究要有个正式的举动和仪式为他们成婚。
事情正在酝酿中，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使事情的方向发生了逆转。
这还得从那把胡琴说起。贾大拉胡琴的听众，本来除了哑巴媳妇，只有一群孩子。偏巧，这一年修村东的“三线公路”，村子里来了很多外地的民工。
这些民工散住在各家各户里。贾大住的屋子，一铺炕就睡了三四个人。民工们离家在外，白天修路，晚上无聊，当中有一个熟悉说拉弹唱的。经常摘了贾大的胡琴拉起来。这人过去是唱“二人转”的，不仅乐器娴熟，唱功也好。贾大就时常请他“喊几口”。有几天，那人又叫来了住在别处的几个民工，又不知从哪弄来了笛子、竹板等几样乐器。三下两下就凑了个草台班子。这时正值农闲，当着夏夜，就红红火火地演唱起来。那歌声也真动听：“一轮明月照西厢啊……满园的花啦啦的草啊……”又有什么“归悲记”(应该是《回杯记》)、“小拜年”、“猪八戒背媳妇”，一时间招来满村的人和修路的民工，挤满了队部，炕上，地下，灶口，磨盘和窗口上，都坐满站满了人。这时候，贾大显得格外兴奋，他地下炕上端茶送水地忙活，夜深了，那些人唱累了饿了，贾大在灶上热了饭菜，让唱的人吃。我和两个小伙伴也挤在里面看热闹。不料，一天晚上唱得正在兴头，忽有几个人一阵风似地冲了进来，领头的姓王，是个下乡知青，当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这人膀大腰圆，满脸横肉，据说当年城里武斗时是个造反派头头。他冲进门来，大吼一声：“停下来，谁让你们搞‘四旧?!”这突如其来的一喝，把屋里的人一下子吓蒙了，琴也止了，唱也停了。满屋的人噤若寒蝉。那姓王的气势汹汹地迫问：“都谁唱的?都谁唱了?”那架势是要把唱的人抓出带走，人们面面相觑，不敢作声，再有一两分钟，那领头唱的就将被揪出擒去。屋子里静得吓人，那王主任的吼声更凶了，空气似乎凝结了。突然，炕角响起一声尖骂：“这些个‘兔崽子，不好好接受爷爷的再教育，倒管起爷爷来了——”原来是贾大从炕里被垛上跳起来，他这一声叫骂，把屋子里的人一下子震醒了，屋内“嗡”的一下开始叫骂起来，吵吵嚷嚷，都似乎找到了道理。是啊，知识青年到农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兔崽子”怎么教育起贫下中农来了?屋子里沸腾了，不只是在骂，而且有人动手打，民工中有个壮汉伸手摸起了铁锤……那姓王的顿时吓得脸上变了色，与几个同伙慌乱地从人群中挤着往外逃，拳头已雨点般地落在他们头上身上，他们好歹冲了出去，狼狈地逃跑了。屋子里吵吵骂骂乱作一团，好长时间才平静下来，有人赌气地提议，不管他们，接着唱，不过经过这几个人的一搅，总是影响了刚才的兴致和气氛。加之有人提醒说“这事不可治气，别为这个惹祸划不来”，大家就都散了。贾大那一夜看上去特别失意，赌气地把他的胡琴挂在墙上，嘴里骂着：“兔崽子……”我那一夜，原来也兴趣盎然，经了那几个人的一搅，便扫兴得很，刚才看见贾大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领头治住了那几个气势汹汹的人，一时觉得贾大仿佛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对他充满了敬意和崇拜。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虽然大家都愿意听地方戏，但是谁也不再提议唱了。贾大的生活继续平静地过着，每天照常扫院，劈柴，看护院子，饲喂牲口，只是他的胡琴好长时间却不再拉了。
一天。贾大正在做早饭，忽有大队的通讯员来，说大队革委会领导请贾大到大队部去一下。贾大愕然，他一个平头百姓，平时是没有领导光顾的，不禁脱口问道：“找我干啥?”贾大迷迷糊糊地去了大队，一进屋，见势头不对：大队革委会头头坐在办公桌后，恶恶地看着他进来：旁边站着的，是那个姓王的革委会副主任。贾大刚想开口说话，那姓王的已经冲到他跟前，猛力地扇了他一个大耳光，打得贾大耳朵“嗡嗡”响，眼睛闪金星，同时听到一阵破口大骂。贾大还没等反应过来，已被人连踢带打，脖子上挂上了牌子，扯出屋子，喊来一些人进行批斗。贾大开始时还曾执拗和反抗，有一次曾扯掉牌子，摔在地下，不过惹来的是拳打脚踢，牌子重又挂上……
父亲闻讯，赶紧跑到大队去。央求解释，说他是一个缺心眼的人，求领导宽恕。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张怀，是我家的一个亲戚。父亲托了他帮助开脱，做做工作。张怀说他一个雇农，平时以队为家，破“四旧”时又冲在前面，现今一时莽撞犯了错误，是不是教育教育就放回去得了。那姓王的革委会副主任却不同意，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切不可掉以轻心。大队干部为此还争执起来，最后决定成立专案组，对贾大的情况要专门调查作出结论。
调查足足搞了～个月，形成的材料厚厚一大摞。材料里关于贾大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现实表现，分类整理，分别取证，林林总总，纷纭复杂。从调查材料里的事实看，贾大还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比方说，他在“文革”初期，确实有过“革命行动”。“文革”刚开始时，那运动虽轰轰烈烈，却和贾大没有什么关系。贴标语，喊口号，开会揪斗干部，拉着“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游街，贾大看得目瞪口呆，心里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了。他仍是扫他的院子，劈他的柴，帮助车老板饲喂牲口。他是雇农出身，按家庭成分应该是运动的依靠对象。革委会的头头和“文革”工作队的队员，几次动员贾大积极参加运动，他都怯怯地推辞，说：“不行，不行，我个‘睁眼瞎，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参加啥文化革命……”可是，贾大毕竟是个容易被人撺掇的人。有一天。他被人动员，领着一群“红卫兵”，一溜风似的冲到村西南的水坝边，捣毁了一座“狐仙堂”。那“狐仙堂”，其实就是依在一棵大树根上的小庙。贾大抡斧动锯，伐倒了那棵缠了很多红布条的“神树”，又把小庙推到水渠里漂走了。这似乎是贾大生活中的一次壮举，革委会头头表扬了贾大“破四旧”的行动。不过，事后贾大似乎有一点后悔，一旦伤风感冒头疼脑热，总是跟村人叨咕是不是得罪了神灵，有一点疑神疑鬼。
调查材料上又写到，贾大在“忆苦思甜”时讲过一些混话。事情的经过是：贾大捣过小庙以后。革委会的人又来请贾大带头“忆苦思甜”。那时、这是一种时兴的活动，就是专门找一些旧社会贫困无依的人，讲述过去的苦难，比较证明今天的幸福。贾大从小是孤儿，家里一点田产也没有，是典型的雇农，所以便成了革委会确定的重点对象。这一回，贾大却不肯去，来的人便劝说而且辅导着，让他讲过去为人打工怎么吃不饱、穿不暖。不料，一下子惹起贾大的话头，他认真地说：“我小时候苦，真苦啊，五岁就没爹没妈了，杨大妈把我捡去，以后也跟她家的短工干活，人家那伙食才好呢，大黏黄米，黏饼子，黏豆包，鸡蛋，鸭蛋，调着样给你做，从不亏待短工……”来的人怔呆在那里，恐怕贾大再说下去，贾大却似忽然忘了面前的人，只沉浸在过去生活的回忆里，他仍在絮絮叨叨地自言自语：“大妈心眼好啊，没有她，我不知早冻死饿死在哪了……”说着目光幽渺，神思悠远，眼眶里还噙着泪花。来的人不知所措，一个雇农，又“虎了吧唧”的，拿他没有办法，气得转身走了，丢下贾大一个人在那里呆呆地自言自语。以后，大人小孩见了贾大，总是故意说着：“那伙食才好呢，豆包，鸡蛋……”一时传为笑话。
调查材料里还记载，贾大不仅自己“忆苦思甜”时胡说，而且还有两件事情说明他阶级立场不清。一件事是他反对别人“忆苦思甜”。革委会和工作队
找贾大忆莆思甜不成，又去找了另外几个人，把我家的老叔也找了去。我家本是中农，革委会的人却说我家是“漏划富农”。所以，革委会的头头很想请贾大和老叔这些人，通过“忆苦思甜”去揭发批判父亲，通过讲他们过去的苦处，讲在家里如何受欺负受压迫，以证明一个家庭里也有阶级。贾大不肯，老叔却被做通了工作。事后，贾大见了老叔，愤愤地说：“你怎么‘掏瞎呢?连自己的亲哥你也整!”然后就是气得掉过头去，嘴里无奈得“啧啧”着。老叔红了脸，咕哝着说：“他们逼我……”贾大说：“逼你说就……”然后又转过头去“啧啧”着。还有一件事是贾大反对别人揭发坏人。这个“别人”就是王二精，这个“坏人”就是我父亲。王二精人精灵，能说会道，能干会干，见了领导又善恭维，领导有了什么意思他总是带头贯彻干在前面。父亲当大队长时把王二精提拔做了大队民兵连长。可是运动来了，王二精怕牵连自己，立即与父亲划清界限，带头揭发批判父亲，有的也说，没的也讲，工作队整的材料里的很多问题，不少都是王二精提供和编造的。那时候，父亲成了“走资派”，邻人侧目，亲友离弃，谁也不敢沾边，都对他避之唯恐不远。父亲不禁喟叹：“人啊，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呢!……人是个势利的东西啊……”他对人一下子仿佛都不认识了。这时候，只有两三个人偷偷同情着父亲。其中就有贾大，他晚上不时悄悄地跑来看望父亲，还担心地劝父亲说：“心路可宽绰些啊，别……”那意思是怕父亲熬不住寻了短见。父亲最伤心的是王二精了，他亲手提拔起来的，到头来整他最狠。一天，贾大偷着找到王二精，跟他说：“你过去口粮不够吃，是杨大队长帮你解决了‘救济粮：你老婆生孩子难产，又是他半夜亲自套马赶车送到公社卫生院：以后又提拔你当了大队民兵连长，当了半脱产干部。人得想别人的好处啊!今天对他总得网开一面才对……”不料，王二精掉头就向工作队报告去了，说父亲派人拉拢他。
专案组向大队革委会汇报了对贾大的调查情况，大队革委会最后结论：从贾二虎的种种表现看，他是一个蜕化变质的阶级异己分子，而且比现有的“地富反坏右”更嚣张更猖狂，要坚决批倒批臭，煞住他的反革命气焰。那个姓王的革委会副主任站起来，在屋地来回走着讲着，有时还用力地做一下手势，仿佛那“专政”的力量都凝聚在他的手势和拳头上面。他说：“现在看，他的雇农出身也有问题。他从小虽是雇农家庭出身，但是父母死后他沦为孤儿时，被杨姓的富农家庭捡了去，他要为人家做儿子，以后杨姓的富农自己生了儿子，他才没做成富农的儿子。他的反动思想不是偶然的、与他过去在剥削阶级家庭生活过有关，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新表现……而且，这个人生活方面也糜烂堕落，听说与哑巴媳妇经常胡搞……”
于是对贾大的批斗持续下去，而且变本加厉。专门开了批判大会，安排一些年轻人发言对他进行批判：又戴了纸糊的尖帽，挂了写着“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的牌子，让他与其他“地富反坏右”分子一起游街：以后，又每天挂了牌子，让他站在队部院子里弯腰低头接受惩罚。那时正是夏天，太阳晒得贾大大汗淋漓，有一次他站不住了，竟晕倒在地上。
隔了几天，批斗他的人忽然想出了新花样，说哑巴媳妇与贾大“有一脚”，贾大还总拿队里的柴禾给她，是“化公为私”，“盗窃集体财产”，应该把哑巴媳妇也揪来斗一斗。贾大并不知道他们的阴谋，他已被批斗了很多天，每天如正常上班一样，例行地挂了牌子站在那里。开始的时候，他低一低头，过了几天，也就趁人不再看管，直了腰东张西望。这时候，他正不经意地抬头张望，忽见哑巴媳妇被民兵托拉扯扯着往这边拽过来。哑女“哇哇”喊着，挣扎着。贾大一下子明白了意图，他顿时火冒三丈，扯扔了牌子，低吼了声“兔崽子——”，奔向柴垛，一把拽出一根长柴棒，疯了一般地冲出队部院子，叫骂着：“你们放了她，不然我敲碎你们的脑袋!”几个民兵扔下了哑巴媳妇，向贾大围追过来。贾大面对着几个民兵，猫着腰。手里挥舞着木棍，威胁着不准他们靠近，警戒地后退着，一直退到南河沿。民兵们追近，贾大索性退着趟过小河，站在南沿，“祖宗奶奶”地骂那几个人。民兵被小河阻碍，不再追赶。贾大索性坐在南岸的地垄上，不再回来。几个民兵指着贾大喊：“先不理你，看你能跑到哪去，早晚收拾你!”
事后，贾大终于被收拾了，在一个月黑夜里，贾大被缉拿归案，接着又是批斗。挨了几顿暴打的贾大变得顺从起来，不再叫骂，不再反抗，低头闭眼做起缩头乌龟来。他似乎已经习惯了批斗，就像他习惯了打更一样。批吧，斗吧，翻来覆去不就是那么几句嗑儿吗?
到了第三天晚上。批斗再次开始。那王主任跳上台，扯着嗓子喊到：“下面请赵小年的爱人发言批判!”
贾大身子一抖，赵小年的爱人不就是哑巴吗?他抬起头，见哑巴一步步走上这临时搭起的台子，又一步步向他走来。台下的人群骚动起来，大伙都莫名其妙，小声议论着，哑巴怎么能批判贾大呢，再说一个哑巴让她发什么言?
哑巴走到贾大身边，并没说什么，是的，她也不会说。哑巴突然举起手来冲贾大的脸上啪地打了一记耳光……
贾大病倒了，卧床不起。母亲气不过，到前院去找哑巴理论，可哑巴的门已经被两颗洋钉子钉得死死的。隔壁的人家说自打那天晚上哑巴家的烟囱就没冒过烟，说八成是回岭东娘家了。贾大的病迁延日久，就是不好。开始时，革委会的人说他“装病”，以后看他真的病重，便不再理睬他了。父亲到马号去看他，对他说：“你别怨恨哑巴，她是让人家逼的，她不那么做行吗?”
贾大不说话。
父亲又说：“想开点吧，你看我亲兄弟不也是把我批个臭够吗?”
贾大还是不说话……
贾大再次开口便是他死前的那一天晚上了。他让人叫来我的父亲，断断续续地说：“我从小没爹没妈……大妈救了我，我死了，求你们，把我埋在杨家的坟茔地边，离大妈近点，我去侍候她。”还说他这两天已几次梦见大妈了。他又央求道：“你们上坟烧纸，烧剩的，给我燎两张就行了。”
跟族人商量了一番，父亲把贾大埋在了我家墓地的旁边，离奶奶的坟最近的地方。那些年，每年清明或春节，父亲带我去墓地，添了土烧过纸钱，父亲便说：“走，到那边，再给你贾大爷燎几张吧。”
贾大死后第九年的清明，母亲惊异的发现贾大的坟前竟来了个烧纸的人，那是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天应了节气下着雨，燃烧的纸钱冒起青烟，男孩在地上砰砰砰磕了几个响头就走了。事后母亲回忆，说那孩子小眼睛，蒜头鼻子，虎虎实实的，活脱脱的一个贾大。
现在想来，贾大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三十多年了吧。而且，父亲他老人家也早已躺进坟墓去了
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的怀里永安他们的魂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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