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涛
每次喝酒，总会想起家乡的米酒来。
家乡的米酒，比这白酒更醇浓，比这黄酒更清冽，比这红酒更蕴藉，比这也称为“米酒”的更纯正。
一盘花生米，一碟小菜，对坐在院落里破旧的木凳桌前，一张劳作一天后还未洗净的脸，对着桌上的米酒，还未饮就已醺醺然。许多时候，我误以为，他们一天的辛苦，就好像是为了这一顿自在闲散的晚餐，为了这一壶醇香四溢的米酒。
老家在鄂东北偏僻的山区，那儿田少地薄，风多雨稠，尽管如此，乡亲们总会选取泥土最肥沃、光照最充沛的稻田，种上酿酒用的糯米水稻。
像我家那时，兄弟姐妹三人加上父母所得田地合计才四亩二分，而栽种糯米水稻就占去了二亩。每年收取来的一千二百来斤糯谷，除辗去谷壳喂猪外，其余的全部酿成了一缸又一缸的米酒了。为了这酒，母亲与父亲翻了多少次脸；为了这酒，弟弟妹妹与他吵了无数次嘴。只有我，总陪着他，光着膀子，在习习的山风里，喝到夕阳西下，喝到晚霞消退，喝到鸟儿归巢，喝到朗朗的月光照到了酒壶的空底。
酿制米酒，并不是父亲独有的手艺，家乡每个会喝与不会喝的人都会，而且男人有男人的活计，女人有女人的活计，绝对不能混淆：从还是一粒粒的糯米到米酒渗透出来，有一整套规规矩矩的程式，绝对不能颠乱。那程式中间穿插的意念很神秘，有点像巫术。家乡有句俗语：上天要信雷神，下地要信地神，家里要信酒神。在酿酒的整个过程中，不能有半点对酒神不诚的心思，更不能说出半句忌讳的话来。
家乡的每家每户，都有一整套酿酒的工具：黄泥干实的磨盘，密质木料圆成的蒸桶，老龄毛竹编制的捞箕，黑碱土烧透的瓷缸，还有一台能扣上直径一米左右铁锅的柴灶等等。山里人很穷也很抠，酿酒借了别人的工具，最不合算的是要贴去两壶酿出来的新酒，被借的人家更是工具归还好几天了，还心痛地唠叨着这磨盘被弄掉了个牙儿，那捞箕被用断了根箅条的。
但山里人也是很憨厚爽直的，只要有左邻右舍来串门，男人们便扯着嗓门叫：来!来!看看我这酒怎么样啦!既如此，盛情难却，那就先抿一口吧!当你看到他一直盯着你等你评判的眼神，你还能说什么呢?
“好酒，好酒!”
是好酒!这样的山水，这样的乡人，这样古老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酿酒套式，能不酿出好的米酒来吗?
可是，那些男人们，还是要一边品尝，一边咂巴着嘴里米酒的余味，在心里分出个高下好歹来。
后来，父亲老了，留守在家乡的男人们也相继老去，存放在新居后面侧屋里的酿酒器具，也陈旧残破了。而新居里的晚辈们，再也不肯在那亮堂的厨房里烧木柴了，摆弄的全都是带抽油烟机的煤气灶。小店的柜台上，新居的餐桌上，橱柜里，陈列的都是香槟、红酒与孔府家宴了。那也是呀，现在的人，哪还有那力气与工夫去推着那笨重的磨盘?去赤裸着胳膊翻拌着那烫乎乎黏乎乎的糯米浆?酿酒，这门古老的，世代相传的，滋润了祖祖辈辈劳累心田的手艺和那些工具一起，就这样被年轻一代遗忘在新居后面的侧屋里，尘垢渐厚，无人翻动。
再后来，再后来就难以喝到家乡的自酿米酒了。小山村里渐渐喧哗起来，也形成了有一条街道的小镇。小镇上，倒也开出了一家不大不小的米酒酿制作坊。也许还是那山泉黑土种出来的糯米，但不知道，还用不用那些陈旧残破的器具，还操不操那套古老苍劲的程式。我以为，家乡的米酒已成为了故土的历史，在我的记忆里，它开始慢慢淡出了。可是就在前不久，初秋的一天，我接到了年迈父亲的一个电话，竟是关于家乡的米酒!
家乡有了酿酒厂了。
酒厂要开一个品酒大会!
山区的早晨，要亮得稍微迟一些，太阳还在山那边，已把绵延起伏的山岭背脊铺上了一层红晕，而谷洼、河塘与山溪里的水雾蒸腾起来，两者交相辉映，一眼看去，那弥漫在这初秋晨光里的遍山遍野的褐绿，竞也显得生机盎然，异常动人。
家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很早就聚集在酒厂的会场上了。主席台上，红布铺桌一字排开，桌上一边摆着新设计的瓶装米酒，一边摆着鲜丽的盆花。台下嘉宾桌前，一字排开四个大酒缸，红土密封，红绸扎口，红纸贴标，楷字“米酒”。台的左边，锣鼓彩球，右边，鞭炮礼花。
面对这阵势，年迈的父亲大概有点招架不住了，他的眼神里已微微露出退缩。紧握着家里锡制酒壶的那双苍老的、干枯的、青筋毕露的手也在抖动着，脸上却又满是倔强与要强。我猛然心头一酸，挤了过去，夺下他手中的酒壶。扶着他颤颤地走出了会场。
呵，又是太阳落西山，晚霞隐云巅，皎洁的月亮，又爬上了黑黝黝的山坳。在飘香的米酒前，那习习的山风醉了，归巢的鸟儿醉了，稻田里的蛙儿醉了，躺在竹椅子上摇着蒲扇的父亲、欢腾庆贺了一整天的乡亲们，也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