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一二六、乳腺癌事故
我上任不久，就发生一起以前的乳腺癌事故：我上任前，一位纺织女工乳腺肿物手术。冰冻切片和石蜡切片都是沈祥*医生诊断：乳腺增生。手术后，病人提出：乳腺肿物还在，没有拿掉。外科医生说：“肿物已经切除。这个是手术后的疤痕。”拆线出院后，病人经常来门诊，外科医生全都看过，没有一个人重视。后来，工厂医生被闹得没有办法，告诉她：允许去外院就诊，如果诊断不同，给予报销；如果诊断相同，不给予报销。
病人到长征医院一查，腋窝淋巴结肿大，做病理竟是乳腺癌转移。病人就闹开了。原来的冰冻切片和石蜡切片曾经参加上海市病理读片会，诊断也是乳腺增生。现在把冰冻切片和石蜡切片送到事故鉴定委员会，结论：原来的切片看不清楚，要求重切。重切的石蜡切片经肿瘤医院病理科专家鉴定：结一缔一组一织中有散在的癌细胞。于是，医疗事故成立。
上海市病理读片会是肿瘤医院病理科专家领衔的，现在又说原来的切片看不清楚。
医院领导研究后，确定事故责任人是沈祥*医生。范副院长叫我一起去沈祥*家谈话。我提出异议：病人搞了将近一年，问题的核心是肿物没有切除。责任人应该是外科手术医生。医生送检的标本不是肿瘤，而是肿瘤外的结一缔一组一织。申请单写的是乳腺肿物，切片中没有一点肿物的图像，怎幺能够诊断乳腺癌呢？现在腋窝淋巴结有癌转移，谁不会当事后诸葛亮？当初上海市病理读片会上，专家们没有一个人说是乳腺癌，也没有一个人说结一缔一组一织中有散在的癌细胞。你不能要求沈祥*医生的水平比上海市病理专家们高。这个事故定在沈祥*医生身上，实在是冤枉。
范副院长说：“外科手术医生还年轻，定了医疗事故以后怎幺工作？沈祥*退休了，既不影响职称，又不影响收入。这是医院领导的决定。”我抗辩：“你们就把病理医生当替罪羊。病理医生就低人一等吗？”范副院长说：“小陈，你不要多说，与你无关。你只要执行就行了。”上海医生知道：一医的人“顶真”，二医的人“圆滑”。范副院长平时也是十分“顶真”的人，这次一反常态。他说：“我是一党一员，执行集体决议也是没有办法。”
在范副院长对沈祥*讲了事情经过和医院决定后，沈祥*表示接受，没有异议。我对沈祥*说：“病人告的是外科医生。送检的根本不是肿物。如果门诊医生有一个提出再手术切除肿物，就不会造成如此结果。如果你想抗诉，我帮你打官司。”沈祥*拒绝了。
出门后，我骂道：“这种病理医生，一点骨气都没有，活该倒霉。”
第二天上班，早会上我把事情告诉了大家，而且告诉他们，因为事故定在病理科，当时在科工作的人全部扣奖金。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除外。他们都气得骂沈祥*。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在所有医院中都存在：医技科室是二等公民。当时有一个口号：“医技科室为临床服务。”我就抗辩：“一毛一主席说，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医技科室为临床服务的口号是错误的。正确的口号应该是医护人员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但是，一般医院都是内外科医生当院长，即使不是，也是重临床，轻医技。
这件乳腺癌事故是最典型的“重临床，轻医技”。但是，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利用此事逐渐建立病理科的规章制度。张国峰离开后，病理科的日常规章制度被破坏了。这样下去，不出事故是偶然的，出事故是必然的。我请示主管医技科室的范副院长，开始了对科室的制度建设。第一件就是建立“三查七对制度”。
一二七、三查七对制度“三查七对”制度原来是临床和护理上的一个名词，就是要提醒医务人员在工作中认真核对。“三查”是指：操作前查、操作时查、操作后查。“七对”是指：查对床号、查对姓名、查对药名、查对剂量、查对时间、查对浓度、查对方法。从乳腺癌事故可以知道：假如当时就告诉外科，送检的不是乳腺肿物，仅是破碎的结一缔一组一织，手术台上重新寻找乳腺肿物，事故就可能避免了。可见，病理的查对制度必须建立起来。这是我在403医院时就创建的，经得起实践检验。
病理科“三查”：操作前查、操作时查、操作后查。“七对”：查对科室床号、查对病人姓名、查对标本性质、查对标本数量、查对固定液、查对临床诊断、查对编号标签。
为此，送检科室必须建立标本送检簿。交接病理标本时，接受者严格执行，再在标本送检簿上签名。这项工作得到了临床科室的大力支持。
在接受标本后，负责取材的医生要进行病理编号；取材时，医生和技术员要严格执行“七对”制度；取材结束时，医生和技术员要交接所取组织的块数；技术员在制片过程中，严格执行“七对”制度；在把病理切片交给诊断医生时，还要严格执行“七对”制度，尤其是要核对病理切片与蜡块之间是否一致，防止张冠李戴。例如：每天有多例胃镜活检胃粘一膜，张三的蜡块与李四的编号、标签不同。切片也是这样。假如张冠李戴了，张三的胃癌变成了李四的，两个人都误诊了，这就是责任事故，比技术事故严重得多。
医生在读片诊断时也要严格执行“七对”制度，上级医生复检时同样要严格执行“七对”制度。发病理报告时仍然要严格执行“七对”制度。
曾经有一个医院病理科，主任诊断后由进修医生抄写病理报告，结果把“直一肠****瘤”错写成“直一肠****癌”。病人又作了根治术和人工肛门。临床医生、病人、病理科，谁都想不到已经发生事故，但是并没有立即发现。后来偶尔发现这个严重问题，已经不可挽回。病人不再进行化疗，一直存活，还一直对手术医生千恩万谢。
医生手上的手术刀，如果不认真工作，可能就是“杀人”的屠刀。同样，医护人员不认真工作，处方可能成为“医源性疾病”或“药源性疾病”的起因，害人一辈子。
我自己就有切身体会：当年两片周效磺胺，造成我三十年来肾结石的折磨。1981年，第一次肾绞痛、尿血后，1985年夏天我第一次因肾结石而肾绞痛、尿血。X光肾一盂造影显示枣核大小的肾结石，卡在右输尿管第一狭窄处，右肾一盂积水。肾绞痛时，在床上打滚，痛苦万分，经用杜冷丁、阿托品注射缓解。这一块肾结石，我先后五次肾绞痛、尿血，服了一大箱“金钱草冲剂”，最后排一出的枣核形状、大小的结石如“狼牙棒”，我一直留存，以作纪念。它时刻对我敲响警钟：对待病人千万不能粗疏！
第一块肾结石排一出后不久，左侧又发生肾结石。一次次肾绞痛、尿血，第二次排一出的肾结石，尿出来时是一堆散砂。因为肾结石有各种成分：草酸钙、磷酸钙、尿酸钙、磷酸镁胺、胱氨酸，其中以草酸钙最多。但是，一个肾结石可能是有多种成分。服“金钱草冲剂”后溶解了部分结石成分，就形成了“狼牙棒”外形。它减轻了肾一盂积水，但在下行时增加了输尿管粘一膜的损伤。
溶液产生结晶必须有结晶中心存在。正常人的尿液不会形成肾结石，只有在炎症脱落的上皮细胞作为结晶中心时，才形成肾结石，并且逐渐增大。
第三次是右肾结石；第四次又是左肾结石……2007年体检时，B超报告：右肾一盂有三块结石。所以我至今一直在服“金钱草冲剂”，可能要直至“寿终正寝”之日。
要避免医疗事故发生，最根本的是医护人员要有一颗“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心；第二位就是要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第三位是各级管理人员要严格监督执行规章制度。
这里，我对医院管理发表一些异议。医院管理是不同于医疗技术的另一门科学。我们的院长大多是由医疗技术的专家担任，这本身就是一个“误区”。院长应该由“医院管理系”毕业的人担任，大学毕业就是实习副院长。他们的工资比科主任低，但是是管理者。
我们的社会是等级社会，院长就一定要比科主任工资高。院长与科主任属于不同的社会分工，从管理层次上是上下级，从待遇上并不平行。国外，高级技术工人的待遇比大学毕业的助理工程师要高。甚至环卫工人的工资很高，因为工作又累又脏。这与现在我们社会的概念完全不同，因为我国两千年的封建流毒实在太深。
要防止医疗事故发生，还有一条重要措施就是用马列主义、一毛一|泽|东思想做细致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不是一句空话，要落实到每一个医护工作岗位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单纯的靠“经济奖惩”制度是无法完成的。更何况“经济奖惩”制度是一个双刃剑，使用不当就是恶性事故的导火线。
任何制度必须有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来确保其严格执行，否则再好的制度只是空有其名，只是一种应付上级领导的摆设而已。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