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儿不正
据说，鸡蛋都是论个儿卖，可是在青岛我却看到了用杓舀着蛋白搅蛋黄，稀淋淋地一块儿卖的奇观，卖得也便宜：一斤三一毛一多。论个儿卖的也有，一一毛一钱四个。到青岛食品公司门市部一问才知道，这些蛋叫作“三号蛋”。就是限两天之内吃完的“臭蛋”之谓也。店员同志告诉我，臭蛋的大本营在莱州路铁棚仓库。
高温蒸鸡蛋
到了铁棚仓库，我亲眼看到了，一箱箱堆成山的雏蛋，在铁棚的高温下面：有的在沉默中爆炸了，有的破碎了，有的既幸免破碎，却在壳内蒸发，有的发臭生蛆了，……蛋液沾蛋壳，蛋壳裹蛋黄，互相包围传染（仅蒸发的就有两万多斤，合二十多万个），可以作肥料的“四号蛋”一天多似一天。大概所有的苍蝇也都集中到这儿来了。
我想，要是一个苦心养鸡的少先队员，或是一个省吃俭用的庄稼人看见了这样上十万斤鸡蛋的恶化，他们是会寒心的。千家万户地收来，车装船载地运来，一个鸡蛋从收购组、转运站、县公司、省公司一直到分发给青岛，这里边有着多少人的劳动呵。
在火车站，还有五十多万斤鲜蛋在烈日下烘烤着；在茂昌蛋业公司，也有上万斤的变质蛋在散发臭气……臭味之大，竟惊动了市的卫生防疫站，还特地派出了一个检查组。
“存满了！”
其实，茂昌公司有很大的冷藏仓库，可以储存二百多万斤，铁棚仓库下的那批鲜蛋全部可以装下。可是这个公司的资方代表、副经理兼生产科长楼文灏却撒了一句谎：“冷藏仓库存满了。”这句话像山谷回音似的被公方代表刘岩、被食品公司储运科长田鸿勋，一遍一遍地照传上去：“存满了！”“存——满——了！”谁也没想到去检查一下。
楼文灏的股份是两万多元，而这次的损失是四万九千多元。楼副经理是深知“存满了”这三个字的分量的。楼副经理是一位经营过多年蛋业的精明而强干的人，干生产科长完全称职；这显然不是什幺能力问题。问题恐怕在于：这个资方代表接受改造的情绪并不是百分之百的顺当，高|潮合营之后，楼经理的责任感明显地衰落了，尽管公方代表刘岩是一位对业务不感兴趣的人，但是问题发生的关键还是在楼经理这儿。事实是无情的，楼经理应该对这件事负主要的责任。
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貌。食品公司有更重大的责任。同样的臭气熏天的事件在一九五三年早已出现过，现在食品公司的经理，那时受过记大过的处分，现在的储运科长田鸿勋，那时在科里做股长。而这次，只需田科长骑上五分钟的自行车，到仓库去看看，历史事件也不至于重演。
如果仅仅是十几万斤坏鸡蛋的问题，那幺行政上对失职人员再作一次检查处理，也就罢了。可是在坏鸡蛋的后面，牵连出一大串使人深思的问题。
一连串的弱点
一位短发精瘦的蛋品工人，约摸三十来岁，说了一句笑话，刺得我长久的不能平静。他说：
“资本主义管理的时候（即合营前），没坏过一个鲜蛋；可如今这样的官僚来管蛋呀，是铁蛋也臭啰；反正这蛋又不是他们自己的。”
当然，合营之前，或者更远一点的解放前的时候，蛋业公司绝对没有这样规模巨大的收购、加工、经销和出口的任务，那时他们一天的盈利，还没有食品公司一天之内同各地联系的电报费用多。规模是没法比的！更是不能比的，是这两种经营的时代背景和目的，它们有本质上的差别。可是有一点实在令人警惕：今天有某些同志经营商业的责任心不如过去那些为自己牟利资本家的“责任心”。
旧时的资本家，比起我们的公方代表刘岩同志，要兢兢业业得多！他们一天到晚在仓库和车间里转，坏了一个蛋也要抚一摸、追究、彻查！否则他的利润就少了，就有被别的公司挤掉的危险。
而现在的刘岩同志呢，一年多来没下过一次仓库（其实，里边空气新鲜，光线充足，夏季更是凉爽宜人），等到防疫站来检查，他却说：“咱厂让臭气给包围了，我只好把窗户关紧点，不去闻它。”工人要求抢救，拖了二十多天也没处理，可不吗，“是铁蛋也臭啰。”
对于这个问题，不能用官僚主义的态度来反对官僚主义。例如上次的鲜蛋变质发生在一九五三年，市府监委会进行检查是在一九五四年，市的领导机关批准处理方案是在一九五五年。……多幺漫长的岁月呵！设若那时的一个鸡蛋，三年之后早已长成了一只可以生蛋的中年母鸡了。
追究，不能只追究昨天，更要紧的是追究明天！就是要拿出措施，订出制度来。比方说：怎样防止大批的鸡蛋的盲无计划的调拨？中国食品公司怎样使全国的鸡蛋调拨平衡？怎样扩大冷藏设备？怎样一团一结和运用资本家？……特别是怎样开动脑筋，让大家来狠狠地想一想我们同志的官僚主义？
母鸡到小雪就不下蛋了，那时，农户需要储存家用蛋的也多起来，秋后蛋的质量也开始差了，这就又给我们提出了追究明天的新问题：怎样满足市场的秋冬需要?怎样争取主动来弥补未完成的出口任务？因为一长吨冰蛋（即加工后的鲜蛋），可以换五吨钢材呵。
哪里知道，小小的鸡蛋——官僚主义——五年计划，它们居然这样有机地、不客气地联系着哩。
（原载1956年9月2日《中国青年报》署名舒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