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课，手机就响了。一看是个陌生号码，没有接就关了。回到办公室，发现我办公桌边坐着几个人。见我过去，其中一个瘦瘦的站起来喊了声我的名字。我一愣，想不起来是谁。瘦瘦的那人轻笑了一下，“不认得我了？我是你家屋后的生平啊？”“哦，生平叔，一下子没认出来。”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生平叔向我介绍了另外两人，一个是村里的支书，一个是村主任。
递给他们每人一根烟，生平叔说话了：“我们找你好几天了，刚从别人那里知道你的单位和手机号码，刚才打给你你没接”，说着从包里翻出一张请柬来，“晚上请你喝喜酒。”我说陌生号码我就没接了，现在乱七八糟的电话很多，一边看请柬，上面写道：兹订于公历八月八日晚六点一十八分设宴喜来酒店，举行村村水泥路开工庆典，权备薄酌，谨邀李全有先生届时光临。左侧的落款是村水泥路建设筹备小组。
接下来和他们寒暄了几句，无非是村里现在的情况，我父亲年轻时和他们的交情以及村里出了哪些“人物”之类的话。他们所说的人物，其实就是从村子里出来到城里工作或做生意之类的人，标准是经济收生活条件和体面程度高于村里的一般农民。一会儿他们就起身告辞，我挽留他们吃中饭，生平叔说不用了，城里还有几个村里出来的人的请柬还没送达，他们三人必须负责今天内将请柬一一送至。
他们走后我就在想，这顿饭不容易吃，要出钱的。但又不能不去，否则回到村里会被人指指点点的。这钱还不能出少了，不然家里的老父亲在人前说话都没了分量。人家显然把咱当成了村里的“人物”了，到时大家出的钱在大红纸上一写往村委张帖栏上一公布，脸可丢大了。该出多少确实是个问题。原先村里的大奎是包工头，老板级的，肯定不下千元，不可能和他同一个档次。摆地推卖书的二棍虽然赚了几个钱，但毕竟是个小生意人，原先还是个二流子，我也不能和他同一个档次，怎幺着也得比他多出一些。这样吧，全平，在二中教书的全平，打个电话问问他出多少，和他统一一下。
电话里全平也说收到了请柬，也正为出多少钱犯难。不好把握啊，他说，出太多了觉得亏，出少了又显得寒碜。两人一商量，给自己定了个位，低于老板，高于打工的和小生意人，毕竟咱们是有工作的体面人，出６００。其实六百对于我们来说有些偏高了，但毕竟村里建水泥路是件大事。人嘛，都特别在乎自己在老家人心目中的形象，不能让人看低了。
下午六点来到了酒店，生平叔正在门口招呼大家，一见我，满脸客气的笑。我把准备好的红包交给生平叔。红包里装了８００，和全平通了电话后我想来想去决定加２００，这样就可以把同一档次的全平比下去。
生平叔把我领到居中的一桌，坐得都是村里的“人物”，只有大奎没来，托人捎来了１２００元钱，没用红包，当着大家的面交给了生平叔。我心想，这大奎出不怎幺大方嘛，当老板了，才出１２００，我都出了８００呢。
开席后我们这桌最为热闹，大家相互敬酒，一边聊着各自生活中的得意之处，或是夸奖对方如今的满面春风。席间最活跃的当属二棍，连续三个循环地敬每个人的酒，不停地向大家讲述他的辉煌经历，时不时穿插几个酒席中常有的荤段子，惹得一阵阵大笑。当然他也不忘夸奖其他人，特别是我，二楞连连说我最出息，过得最潇洒，收入虽不是很高但也算很不错了，还有我能写诗编故事等等。对于二楞的活跃，我打心里有些瞧不起，当年的二流子，如今的摆摊的，凭什幺在大家面前大声吆喝，评这点那的。
于是我不失时机地回敬了二楞一杯，同时也回敬了他一句：我是教书的，你是卖书的；我教得是真书，你卖的是假书。也算是同行了，哈哈哈……众人也大笑。二楞似乎感觉出我对他的轻视了，有些急，频频地向我敬酒倒酒，并且似有似无似褒似贬地用话语来贬低我。我也常常面带笑容地反唇相讥。这一顿饭，基本上在二楞和我的相互贬低中进行。二楞毕竟没读过书，加上过去并不光彩的一些事迹，所以在这场交锋中最终落个下风。见胜势已定，我便抛下二楞，到其他几席一一敬上大家一杯酒，并让大家有空时常上家里坐坐。
这一顿饭虽说花了我８００元，但我感觉很过瘾。除了没有来的大奎，其他的那些人，似乎都让我给比下去了。特别是二楞，风头全无。这一来，我的名字被村里人念叼着，我的大方会让大家赞许着。花８００元在村里买了个好名声，觉得非常地舒心。
第二天，我正沉浸在父亲为我的８００元自豪地接受大家的问候与赞许而自足的想象中，父亲打电话过来了。电话中父亲很恼火：
“今天打麻将时二楞他爹少给了我两块钱，我不肯，叫他没钱就别玩。吵起来了，谁知二楞父亲竟对我拍起了桌子，说村里修路人家二楞出了１０００元，大学毕业的你，在城里上班的你才出了８００，有什幺资格跟他显摆……”
电话中父亲训了我一通，我也不知该怎幺说。挂电话后，我骂：这二楞，狗日的，穷显摆吧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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