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改革确保多难兴邦

时间:2017-04-26 11:27:55 

一、多难不见得就能兴邦

清朝末年中国可为多难,1839年〔道光十九年〕龚自珍的《已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多幺有胆识的见解啊!可惜,道光、咸丰、慈禧一个不如一个,他们哪能放弃既得利益搞改革,而是越来越fu败,国家也越来越多难,慈禧更是镇压戊戌变法;后来实在没辙了,也搞些变法,然而对已病入膏肓的清朝,不下猛药,只是喝点止咳糖浆已不管用了,结果当然只能是“多难亡朝”了。世界范围内许多极端政权,也是以“多难亡权”而告终!如红色*高棉和塔利班等政权就是典型的例子。可见多难不见得就能兴邦。

多难兴邦,它需要人们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它需要人们一团一结一致,共同拼搏,去争取胜利;它需要人们充分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它更需要领导者主动改革,正确处理各类矛盾。

二,要有忧患意识

我们不能只沉醉于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国家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繁荣富强局面,而看不见潜在的矛盾;不能只沉醉于伟大、光荣、正确和“三个代表”,从而看不见甚至妖魔化别人的优点,看不见甚至不承认自己缺点和错误。如果这样那,是非常危险的。

我国现在潜在的危机主要有:官员fu败现象严重,贫富差别悬殊、缺乏公平公正竞争机制,环境污染严重等。

虽然我们高唱“三个代表”,然而,我们许多方面显然比台、港、澳落后。如,台湾百万民众参加倒扁行动能和平结局;我们连瓮安一个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也会引发突发暴力事件。又如,当****比港、台官员要容易得多。在香港当公务员上班时间兢兢业业,在廉洁上更是不敢越雷池一步,香港社会对zheng府公务员的道德操守要求,可以用“苛刻”形容。去年,原香港广播处处长朱培庆,因在大街上搂着一名艳女走着,恰巧被记者发现。第二天,朱处长丑态、丑闻上了众多报纸的头版头条。朱培庆只能很快请辞。10年前,zheng府印务局局长〔英国人〕,为香港zheng府服务了几十年,月薪有十几万港币。只因爱好艺术,快退休时,他出版自己的画集,熟识的印刷商资助他一些纸张,价值3万港币,结果事情被廉政公署调查,后来法庭认定他未经许可收受利益,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判处罚款,近百万港币的长俸也被取消。台湾社会对当权者及其亲属的监督还是很严的,机要费案、特别费案、家庭财产申报等等。这样当权者,即便想干坏事也难。

若我们也有类似台、港那样的监督,当黄埔区区长时就开始fu败的陈良宇,还能在十几年内,连着七次重大升官吗?告tan官的人,还会常常受打击报复吗?再往前说,文革也不可能发生;60年也不会人祸而放大了天灾……

陈良宇、郑筱萸等tan官在新中国建国时都是学龄前儿童,从小学到大学到高官都是新中国教育培养的。他们一个动了老百姓的保命钱;一个让劣药、假药来对老百姓实施谋财害命。为什幺新中国没能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却有像陈良宇、郑筱萸这样狼心狗肺的tan官呢?tan官既是害人虫,又是受害的可怜虫。他们是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社会的牺牲品。现在该对我们的干部选拔、民一主监督、信访等制度进行反思和改革了!也该对我国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问题加以反思!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勇敢、不畏艰苦着称于世。信奉“富贵不能婬*,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现在许多人却信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这难道不是对我们思想工作的最大的讽刺吗?我国宣传部到处都有、做思想教育工作人员多得惊人,为什幺如此不作为呢?

三,主动改革确保多难兴邦

也许,有人天真地想:让大家都“向钱看”人们忙着搛钱,就没心闹事了,社会就稳定了。实际上正是许多人不择手段捞钱,才使百姓苦不堪言,不但是fu败分子向百姓开刀、甚至连一些“白衣天使”和“人类灵魂工程师”也加入不择手段向百姓敛钱的行列。不顺心事日积月累,许多人都气不打一处来。领导又不善于疏导,往往只会堵、拖、压,这样不断地蓄势,只能越来越增加暴发力,这就是现在容易发生突发群体事件的重要原因。

“物尽天择,适者生存”政治制度也应该与时俱进地主动改革。这是能否得人心的关键。蒋经国所以在台湾很得人心,是因为他返政于民,推行民一主,不让他后代参政。这比自称慈父般领袖而把政权传给自己子孙的人,显然是天壤之别!如今,世界总的趋势是往民一主、共赢、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逆这个发展方向而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未雨绸缪当然是最理想的了,然而,我们错过了最佳的反腐倡廉的时期。造成社会矛盾加剧,突发性*群体事件有明显增多趋势。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及时地亡羊补牢,大刀阔斧地反fu败和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过去这方面,我们显然做得差强人意—农村民一主选举试点拖拖拉拉,官员财产申报制等好制度,却遭某些官员反对而久议不决;签署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却久拖不批……

得人心者得天下,一枪一杆子虽然重要,但是不得人心者,不管掌握多少一枪一杆子也是纸老虎。所以,取信于民是极为重要的。现在老百姓水平不低,当听于丹教授对“耳顺”的解析时,我说:现在老年人上当受骗就够多了,再按她说那样“耳顺”,那岂不是尽等着上当受骗吗!出我意料,民众中与我同感的人并不罕见。

中|共中央《九一评》及选接班人标准中都提到:“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凭心而论,从现有资料看,赫鲁晓夫倒不坏。而我们现在干部中有多少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文过饰非呢?

取信于民对任何政权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要取信于民,首先领导有错误,得敢于承认,得让人民有充分的知情权。这方面我们过去做的远远不够。比如,美国的人权白皮书中总爱指责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个国家的人权问题,我们一见这个白皮书,马上就发表专门指责美国人权问题的白皮书。我认为:我们大可不必像悍妇一样,你骂我一句,我还你两句。如果,我们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用事实胜于雄辩来让美国人心服口服,那我国在世界上将会出尽风头,威望大增。可惜,这个风头让美国出了,美国公布了我国发表的《美国人权白皮书》,我们却从未公布美国发表的《中国人权白皮书》。美国近年来黑人当国务卿、将军等高官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黑人当总统的也将要成现实,这些都用事实证明美国人权在不断进步。

主动改革则共赢,阻挠改革则两伤,如今是信息社会,公开透明为好,遮遮盖盖是愚蠢的。认清形势,赶快主动改革!只要主动改革,官员fu败、贫富差别悬殊、不公平竞争,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都会逐步解决。到时两岸统一问题也会迎刃而解。那时不单是多难兴邦了,而是中华儿女共同喜迎中国世纪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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