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在武汉大学校园里，有一对母女穿着和服在樱花前拍照的事情，在网上被炒的沸沸扬扬。对于穿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都属于个人爱好，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情。穿和服不一定媚日；穿西服不一定就是屈从洋人；穿旗袍不一定就是复满；穿唐装也不一定就是正真的爱国。也不必去追溯和服起源于大唐来给我们脸上贴金。服饰是一种文化，有着其民族的和历史的烙印，喜爱一种服饰，只要不在特定的场合，做出有辱于本民族的举动既可。
服饰的变革，也是一种历史的变革，只要符合民族的发展，是应该吸收其先进性*的。鲁迅现实在《拿来主义》一文中写到“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我们的服饰变革不也是这样吗？胡服骑射可以令赵国强大，我们为什幺还要抱着几百年的裹脚布不撒手呢？
由和服想到了日本，想到了陪同一个日本专家视察我们这里一个奶牛养殖场的事情。这件事情，一直压抑在我的心里，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每次想起，总有一种心痛的感觉。去年五月的一天，单位通知说有一家日本公司，想同我们这里一家最大的奶牛养殖场进行合作，在合作之前，做一个前期调查，让我陪同一下。到了养殖场，发现来了zheng府部门的许多单位，都是相关部门领导，我是唯一的一个技术人员。
来的日本专家是日本北海道雪印－乳－业畜牧事业部部长田中先生。我首先佩服的是田中先生的守时，按照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养殖场；其次是田中先生的时效，他来了养殖场，没有过多的寒暄，直接进入养殖场进行考察；再就是认真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他从牛舍（产房、犊牛舍、育成牛舍、产奶牛舍），到饲料车间，再到挤奶大厅，每一个细节都做了详尽的了解。有一个细节，我至今难忘。到了产奶牛舍，他说要取一部分牛粪做饲料消化率分析。场里的工作人员拿来一把铁铲，要铲牛粪。我看见了田中先生做了一个出乎在场人们的举动，直接把手伸进了地下的一堆牛粪里。他解释说通过手的触感，感觉饲草料在新鲜粪便里饲草料的软化程度，能对奶牛的消化情况最初的判断，而这个判断用仪器室难以做到的。他仔细摸完牛粪后，把牛粪抓起装入带来的塑料袋里。
那天，因为我带着女儿，在参观时候不便领着孩子，便把孩子放到了场部办公室里。田中先生检查到一半的时候，心里惦记着女儿，趁田中先生抓完牛粪洗手的时候，我一抽一空跑回办公室看看女儿在干什幺。一个让我心痛的场面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那些陪同来的官员们在场部办公室里神侃，有的说在麻将桌上的战况；有的说酒桌上某某人的丑态；有的在说某位的桃色*新闻，嘻嘻哈哈，没有一个人关注这个养殖场，似乎忘了他们此行的目的。
看完了女儿，我又跑回田中先生一行，除了场部的几个管理人员外，相关单位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尽管如此，田中先生还是很详尽地讲述了他这次的考察结果。并在牛的分群管理，牛舍的建造，饲草料的配方，甚至饮水槽的高度，饲草槽的位置摆放等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实他所讲的，基本上和二十多年前在学校里学的《畜牧学》、《饲料学》和《养牛学》里没有多少区别，也没有多少高不可究的先进技术，只是我们没有严格按照规范执行而已。
工作结束了，场方在成吉思汗陵设宴招待我们一行。那些领导们似乎早就等着这一刻，立刻驱车前往一个也没有耽误的。在可容纳几千人的亚洲第一大蒙古包里，空荡荡的大厅只有我们一行数十人。旋转的巨型餐桌上是蒙古特色*的美食，舞台上表演着具有蒙古特色*震撼人心的歌舞《永远的成吉思汗》。然而我却一直高兴不起来，心里反而生出深深的悲哀。中日战争伊始的失败，不是我们国力不够强大，不是我们人口不够众多，而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衰微，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麻木。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一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虽然这些话有些偏激，但其中的道理却是非常深刻的。
从内心深处讲，我虽然痛恨日本人，但我最痛恨的还是我们自己，痛恨我们麻木的精神。很多人狭隘地用抵制日货来表示自己的爱国，但又多少人从内心深处抛弃自己的丑陋？有多少人从内心深处觉醒？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文中写道：“最后一点，我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使我们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从精神上觉醒是我们中华民族崛起的第一要务。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我的心里，似乎只剩下一个遥远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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