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城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黑”行动，战果辉煌。无一例外地，博得了阵阵喝彩声，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大有荡平污泥浊水，还我清白乾坤之势。这本是大快人心的好事，我作为一介草民，本无置喙的资格，也许是我心理－阴－暗，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即使在家天下封建社会，还有句话叫做食君之禄，分君之忧呢，更何况如今是人民当家作主，各级zheng府官员食着人民的俸禄，打黑除恶本是各级人民政权应尽的职责，就像猫逮鼠、牛耕田一样自然，如果猫不逮鼠、牛不耕田了，还养它们何用？这是其一；其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既然是“黑社会”，没有相当长的时间是不可能形成的，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度里，“黑社会”是如何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的，我们的官员难道没有失察之责、失职之嫌吗？其三，君不见，一个个落网“黑社会”的头目，那个头上没有“红顶子”，罩着耀眼的光环？曾几何时，这些人高管任做，“宝马”任骑，豪宅任住，美一女任用，娱乐场所有其纵一情声色*的影子，“参政议政”平台留下其侃侃而谈的风采，是何等的潇洒，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在他们“茁一壮成长”的道路上，是谁给他们戴上了“红顶子”？是谁给他们罩上了耀眼的光环？那些为“黑老大”们保驾护航、“扶上马，送一程”的官员们难道真的是不明就里，上当受骗吗（如果真的是受蒙蔽，那他们的智商就太成问题了）？
说到这儿，我自己都感到挺难为情的，你算那头蒜？至于这幺慷慨激昂，咄咄逼人，把自己打扮的跟正义的化身似的。暂时打住，讲一个与这个话题没有关系的事儿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严刑峻法着称，据《大诰三篇》记载，滦州（今河北省乐亭县）主薄（相当于县办公室主任）王铎为了提高县上的财政收入，搞活经济，加快地方GDP的发展，也为治下的百姓尽快实现“小康”的目标，搞了一个摊派徭役的计划，说白了，就是让老百姓从口袋中掏银子，没有银子的以工代赈。可是，老百姓并不领情，群情激愤，民怨沸腾。其中，一位名叫赵罕辰的农民挺身而出，率领三十多人冲进“县zheng府”，将王铎等十几个部门官吏绑了，押到京城找皇帝说理。
在押解官吏上京途中，这些官吏们显得忒无“骨气”，竟然低三下四向治下的“刁民”求饶，赵罕辰这家伙是个典型的“刁民”，毫无恻隐之心，坚持把一干人等押解到京。朱元璋接到奏报，毫不留情地砍了王铎的脑袋，对其他犯罪嫌疑人也给了相应的处罚。按说，赵罕辰等人尽管有理，但是却没有走法律程序，典型的“暴力维权”，“以下犯上”，打他们一顿板子算轻的。朱元璋不但没有追究“刁民”们的责任，反而给予了表彰奖励，并深有感触地说：“孰父母生此无籍不才之徒，官于是县，是县民瞻，今既不才，为民所觉，乞怜哀免于耆民，纵然免得，何面目以居是任？”
现在不同了，我们进入了法治社会，除了执法机关以外，任何人都没有羁押别人的权力，更甭说捆一绑上京告御状了。按说，时代进步了，法制健全了，人民理应安居乐业了。可是，反观我们一些社会现状，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深深的忧虑。在许多地方，由于zheng府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黑恶势力猖獗嚣张，无法无天，飞扬跋扈，人们被黑势力所盘剥、所凌一辱、所奴役，忍无可忍之际，走上了越级上一访之路。可是上一访的路漫漫兮修远兮，我们某些官僚，为了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对访民们围追堵截，甚至于不惜动用警力，棍棒伺候，直到遇到一位有正义感的现代“包青天”拍案而起，才能使得沉冤昭雪。更有一些官员与黑社会老大相互勾结，沆瀣一气，肆无忌惮地践踏公民的起码权力。屡屡揭露出来的“黑煤窑”、“黑砖窑”、“黑工厂”事件，哪个没有权钱易？哪个没有黑社会背景？那个“黑老大”身后没有强有力的保护伞？
就其黑社会产生的根源，各地情况不同，原因很复杂。但是有一点时肯定的，那就是zheng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和某些官员的fu败堕一落。黑恶不除，国无宁日，fu败不除，国将不国。铲除fu败，消除黑社会赖以生存的环境，净化社会空气，不是靠今天一个“严打”，明天一个“活动”就能彻底解决问题的，不是靠个把“清官”或者铁腕人物就能包打天下的。更重要的是，要深究滋生fu败的土壤和环境，深挖产生“黑老大”的社会根源，从制度上、体制上、机制上进行变革。不如此，恕我最臭，你今天打掉一批，明天又会涌上一批，前赴后继，薪火相传，延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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