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人有一种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特性—他们似乎接受不了任何体力活—无论贫富，只要有体积较大的东西需要搬动，往往就会找专门的体力劳动者来帮忙。妇女或者老人上街买菜，买得多一点，会雇一个“背篼”；酒吧在二楼，供应商把啤酒送过来的时候，也是找“背篼”搬上去。
这就给了“背篼”以广阔的生存空间，贵阳人认为，自己需要他们。
当然，被需要，不意味着被尊重。就群体的社会地位而言，他们和流浪者十分相近，至少不比流浪者好多少。脏、臭、累，是他们的工作标签，而具有这些现象属性又能获得尊重的时代早已过去。
卫生状态的确是招致社会歧视的重要原因。跟他们混在一起好几天，客观地说，他们身上的味道常常让人几欲呕吐。夏天，只要有工作，一定是汗流浃背的。有时帮货车卸货，一干几小时，全身被汗水浸透，但他们不会在完工以后去洗一个澡。黄忠说，大概也就是一个星期洗一次。
附近有一个公共澡堂，黄忠说是8块钱洗一次，韦飞飞则说是12块，价格大不一样，结论却是一样的：“哪能天天去洗呢？”
大多数人是一周洗一次，洗完澡之后，穿上的衣服又可能半个月没洗过。所以，就脏臭程度而言，他们和流浪者相去不远。
20余人中，小付年纪最小，铜仁市的土家族，今年18岁，群体中唯一一个胖子。他父亲是生意人，家里并不贫穷，睡在大街上做“背篼”是他人生第一份工作。
他说：“我就不服了，贵阳人凭什么歧视我们？有一次，一个男的从这走过去，对我说，你就一辈子睡这里。我说，今天我睡这里，明天说不定就你睡这里！”
那一刻他的自尊心爆炸了。“我不偷不抢，凭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我睡这里有什么不对？”
黄忠的头发凌乱，眼睛很小，小眼睛里每天都布满血丝。身上穿着一件黑白相间的长袖秋衣，白色的部分脏得不成样子。他说，一开始自己来到这里，一个星期睡不着觉，街上太吵了。一周以后，就习惯了，必须习惯，因为家里有父母妻子、两个孩子，孩子们现在都在上小学。
“我是一个父亲。”黄忠说。
收入
社会权利与经济能力，是进行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对“背篼”而言，前者为零，后者也很微薄。
不过，他们对歧视的心理反弹，很大程度上却是因为在经济收入上，他们自视并不低。以往的公开报道，以及社科论文，谈及他们的收入，大体锚定在600元至1200元之间，记者阅读的最后一篇报道发表于2013年，收入数据上出入不大。
“开玩笑吧？”韦飞飞说，“我们这些人，每天最少要用掉50块钱，按新闻说的，我们都喝西北风过日子？”
韦飞飞的说法一下子得到许多人附和。“黄队长”说，我今天搬东西赚了150块，打老虎机就花掉300块。
在七嘴八舌的议论过后一一询问，他们的月收入大概在2000~6000元之间。韦飞飞说，最少的时候也有2000多，最多的能拿到6000，一般情况下是四五千。
这一组数字解决了记者先前的疑问：如果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在工业发达地区普遍缺乏劳动力的时代，为什么贵阳还有为数甚巨的“背篼”？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农民工、产业工人的月收入已经达到四五千元。
因为，打工或者做“背篼”，收入已无差别。
“黄队长”曾经在广州花都区操作过数控机床，月薪4000多元；黄忠曾经在广州塑胶厂工作过，月薪4000元左右，后来在潮阳印过冥币，工资大体相当；小勇见过的世面更大，长三角、珠三角大部分有名的城市都工作过，工资也不低……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曾有在工业发达地区打工的经历。
差别不大的收入，解释了“为什么当‘背篼’”，但不能解释“为什么不愿当工人”。记者继续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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