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勇说，贵阳的空气很好啊，你看看，经常是蓝天白云，不像你们那，PM2.5。
黄忠说，贵阳夏天凉快，不像你们那，热得睡不着。
电视上那句广告词，“爽爽的贵阳”，一下子从他们嘴里蹦了出来，然后又是一阵嬉笑，让人无从分辨真伪。
这群人当中，很少有人不想继续当“背篼”。
惠水人王友良是其中的特例，他在农业银行门口睡了十几年，总也无法坦然面对来往行人的异样眼光，他就想有所改变。
“我就一边干活一边观察，人家城里人都是怎么挣钱的呢？”他头发稀疏，前额上有两个经年不消的肿块，像是头上长了角，“要文化的活儿我学不来，我就看那些开摩托车搭客的，一上车就是10块钱，那时候我帮人搬东西，一次最多只有2块钱。”
他由此知道，如果有一辆摩托车，干一次活最少能比做“背篼”的报酬多4倍。所以他不断存钱，想买一辆摩托车。后来贵阳禁止摩托车行驶，他只能买电动车。电动车跑几十公里就没电，所以他一下子买了两辆。“一辆就要4850块。”
两辆车交替，能保一天够用，王友良一个月能赚到五六千元，他心满意足。
不过，做出租电动车司机和“背篼”一样，和这个城市里“正经的市民”几乎没有交集，都是按件取酬，互相的往来在短时间内就会终止，所以他没有别的朋友，不工作的时候，还是回到银行门口，和“背篼”们在一起。
王友良在自我认同上显然已经高于“背篼”了，但黄忠对此很不屑，他说，他开电动车也没什么好，一不小心撞上别人，或者自己摔了，就倒了血霉了，我们也不想干。
和王友良一样摆脱了“背篼”身份的还有老刘。他跟师傅学会了贴瓷砖，一个月能挣1万多元，头发理得整整齐齐，上身穿一件褐色的休闲西装，手腕上戴着一只50元的“劳力士”，除了手上贴瓷砖留下的洗不去的黑胶，身上其他地方都干干净净。
他也没有多少朋友，所以没事的时候，还是回到银行门口，跟老兄弟们一起玩。
存在与分布
“背篼”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用标志性的背篓作为生产工具，他们其实就是城市自雇劳动者，城市社会里的大部分体力活都能承接。
在贵阳社会的话语体系里，“背篼”往往含有贬义，比如很便宜的香烟称为“背篼烟”，很差的饭食称为“背篼餐”，所以，“背篼”群体中对背篼一词都有相当程度的抵触，他们称呼自己的职业，都叫作“打零工”。
“零”的意思是没有组织性。他们的工作很随意，农忙的时候在家干活，农闲的时候出来打零工；心情好的时候坐在街边承接体力活，心情不好就在“据点”里倒头大睡。不受任何人管辖，不听任何人指挥，每天自由自在。
韦飞飞说，这是自己选择当“背篼”的最重要的原因。尽管大多数人小学都没有读完，相当一部分还是文盲，但这些人对宁静与自由却似乎看得很重。“不偷不抢”构建了他们心灵宁静的基础，不受管束则满足了他们对自由状态的追求，而这两者，则一同完成了他们对职业的自尊。
现在在贵阳城里，零工的集中地已经很少，大部分都以十几二十人的规模，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
分布的规则有两个。
一是容量的科学性，即一个区域内的人数合理性，人数太多生意就很难轮到自己头上。银行门口这20余人，虽说亲如一家，但一旦有雇主到来的时候，还是存在激烈的竞争。记者曾看到，在雇主一招手的瞬间，正在打牌的“背篼”们快速将纸牌一丢，单手一撑，整个人飞下3级台阶。谁第一个冲到雇主面前，就成为合法的被雇佣者，其他人就悻悻而退。
因为人太多，其中一部分人白天会离开，到附近的延安路上建立小群体，打牌，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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