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晚上,银行门口的“据点”里多了一个人—来自黄果树石头寨的50岁的布依族汉子老伍。大家都在情绪高涨地喝酒、聊天,但没有人理会老伍,他一个人躲在两个绿化池的缝隙里喝着一瓶小二锅头,记者跟他说话,给他烟抽,他显得很激动。“兄弟,你以后来黄果树旅游,我帮你弄门票,不要钱!”
后来黄忠告诉记者,老伍不是属于这个“据点”的,可能是没地方住临时跑过来,所以大家都不理他。
二是建立“据点”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企业和个体户都不允许他们在门口聚集盘踞,遇到不驱赶他们,又可以遮阳避雨的地方,他们就不再离开。
瑞金北路这家农业银行就是宽大接纳他们的一个典型。银行代表体面与财富,而“背篼”象征脏乱与贫穷,这本是两个绝对冲突的元素,却互不干扰地融合在一起。
银行宽阔的屋檐,为“背篼”们遮挡了烈日和雨水。
这家银行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银行从来没有尝试过赶走他们。即便想赶也赶不走,“警察、城管都拿他们没办法”,相处日久,银行职员、保安和“背篼”们都建立了熟络的关系。“‘背篼’在这里几十年了,比银行的历史还要悠久。”
无组织
长时间以来拥有数以万计的“背篼”,但城市在管理、服务上却与他们没有任何制度性关联,这是在各种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观察中贵阳总会受到批评的一面。
然而根据记者与“背篼”们的相处、交谈和体验,没有任何城市人、任何制度与他们发生长期的关系,正是他们求之不得之处。大部分人曾经有过的打工经历,让他们对工业社会的管理制度并不陌生,而这正是他们想要逃避的东西。
他们不希望被组织,对任何组织性因素都存在本能的心理反弹,这在唯一具有一点组织性表皮的“零工集散地”可以得到很好的佐证。目前,贵阳市仅剩的一个“零工集散地”是后坝,5月23日凌晨,记者专程前往观察。
凌晨5点左右,改茶大道上空无一人,路灯昏黄。5点半,空手或者提着锄头的人们陆续到来,随后人越来越多,到6点左右,已经有千人规模,将单向道路堵得水泄不通。人们在一段长约100米的道路上做着无规则的布朗运动—他们在寻找着雇主。一旦人群中出现衣着整齐的人,就会被簇拥在核心,他的一点挪动,都会带动着一群人的同向运动。
道路上陆续停了十几辆小面包车,被雇主相中的人,就会被叫上车,装满之后就开走。等到十几辆车都开走之后,天已经亮起来。起早贪黑来到这里找工作的绝大部分人,都是白来一趟。零工们告诉记者,六七天里能有一天找到活干就不错了。
“今天没活干,就玩过去了。”一名20岁左右的青年告诉记者,今天他们6个人,“都没人叫去干活”。眼神里有些许失落,同时脸上又带着习以为常的神色。7点半左右,没找到工作的人,恋恋不舍地散去。
罗仕明是贵阳的水电工程承包商,这天他亲自到现场招人。以往他都是让工头直接带人到工地,但带来的人要么太老,要么太年轻。太老的没力气,效率太低,太年轻的倒是悟性比较高,一两天就成为熟手,但第三天往往就不来了。“工资都是当天结清,干两天有了点钱,就找地方花去了,”罗仕明说,“有的年轻人有悟性,我想把他们培养成师傅,这样他们的工资能翻上一倍,但几乎没有人能坚持下来。”
所以罗仕明要亲自来物色工人。他只要中年人,有力气,同时有家口,有经济压力,不会随时撂挑子。
包括“背篼”在内的零工群体,对组织性的强烈排斥,一方面让用工者颇感烦恼,另一方面又从经济链条中剔除了一部分组织因素带来的成本,让需求方能够获得更低的价格,进一步鼓励了城市对零工的需求。
不稳定
目前贵阳市一般白领的月收入大约在3000多元,这一水平还在“背篼”的一般收入之下。韦飞飞说,自己最多的一个月赚了6000多元,有时一天就有300多元。
这帮助他们建立了面对歧视性眼光和言行的心理防线。“有什么好牛的,工资还没有我多。”
在身后的银行,他们都开设了自己的账户。
韦飞飞就在努力存钱,现在有几万元在银行里。2013年,他在酒店做“墩子”,认识了上一任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对方父母要求他拿8.8万元的彩礼,而他当时只有2万多元。“后来想了想,就放弃了。”从那时候开始韦飞飞就想存钱,但做“墩子”收入太低,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做了“背篼”。他现在有了新的女朋友,在安顺读卫校,每到放假,韦飞飞就会回去,跟她一起玩,给她买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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