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后，案件尘埃落定。陈夏影和黄兴已经人到中年，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自由时刻，而另一名当事人林立峰却在2008年1月24日因癌症死于监狱医院。
法院宣判之后，林立峰的母亲庄华英怀抱儿子的遗像失声痛哭。我们后来找到庄华英家里，她已经可以平静地讲述林立峰从出事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当年，他们家的经济条件非常好，丈夫林信容从日本打工回来赚了不少钱，买下两栋房子、一间商铺，还开了一家服装店，“根本不缺钱”。出事之后，林信容跟着陈焕辉一起申诉，庄华英则从基督教中找到精神寄托，她天天在家祷告。林立峰死后，林信容心灰意冷，失去了继续申诉的动力。这次再审宣判，他没有到场，庄华英解释说，丈夫在外地工作，一方面忙得脱不开身，另一方面，别人的孩子都回来了，自己的儿子却没有等到沉冤昭雪的这天，心里太痛苦，于是刻意地避开了场面。
陈焕辉则一直斗志昂扬，他当过5年兵，性格坚韧，从40多岁一直坚持申诉到60多岁，从未失去希望。案发前，他是一家小玻璃厂的老板，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案发后，为了方便上访和申诉，他在福州租了房子，干脆把家搬过去。此后，上访和申诉占据了他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玻璃厂因为疏于管理只好关闭。2002年，嫁到台湾的女儿在福州市马尾区为他们买下一套房子，陈焕辉和老伴总算结束租房生活，搬进新居。
申诉多年，陈焕辉很懂得保护自己，进京上访时，他只住中国政法大学的招待所，因为维稳人员不会来这里查探，他还刻意避开了“两会”等敏感时刻，因为“国家的大事要紧，不一定非得赶着这时候上访”。近几年，为了保持健康，陈焕辉每天晨跑6公里，他说：“身体要紧，万一我倒下了，谁能替我申诉？”案件平反后，陈焕辉的脸上总算有了笑容，他在福清乡下老家和福州市张罗了十几桌宴席，招待宾客，庆祝儿子回家。
黄兴在事发之前就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体弱多病，他是三兄弟的中的老大，当年虽然只有20岁，却承担了大部分的养家职责。出事后，他的两个弟弟也跟着陈焕辉走上申诉之路，二弟黄庆不太愿意提及自己在申诉过程中的细节，只强调花了很多钱。在他的记忆和描述里，黄兴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十六七岁就在福清开了饭店，供养全家。“我哥当年的很多朋友现在都非常有钱，如果不是这19年冤狱，我哥肯定不会比他们差。”黄庆愤愤不平，他对唐家有点耿耿于怀：“他们就是为了赔偿金，一口咬定我哥他们是凶手。”
而唐国良这19年来过得更不如意。唐明出事后，唐国良遭受重大打击，停掉了食杂店的生意，终日酗酒，虽然后来他又跟妻子有了一个儿子，但生活没有好转，知情者描述他“又矮又瘦，看上去很呆很傻，说起话来也醉醺醺的”。与陈焕辉他们相比，唐国良是弱势的一方，他直到最近才知道三名被告人家属坚持多年申诉，宣称如果案件再审，一定会去旁听。然而在5月11日的庭审现场，唐国良并未露面。5月26日下午，唐国良曾主动打电话给媒体，称如果案件改判，他将“永远不服，并讨回公道”。可是案件宣判之后，唐国良便不再与媒体沟通。我们打他电话，刚表明来意，电话就被挂掉，之后再也没有被接起。19年后，福清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很多现场都已经找不到，而唐国良仍然住在那条狭窄脏乱的巷子里，我们去了那里两次，挨家挨户打听，但所有的街坊邻居都态度冷漠地表示不了解情况。唐国良的想法发生了哪些变化，不得而知。
6月12日，福建法院系统的一位工作人员拿着一份谅解协议书找到唐国良和庄华英，两家人首先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字，表明从此之后不再互相怨恨。庄华英宣称自己愿意谅解唐家完全是出于“神的旨意”，要“学会饶恕”。而后，工作人员又拿着这份谅解书分别找到陈焕辉和黄兴，他们也签下名字，表明愿意达成和解。但陈焕辉其实并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份形式感十足的谅解书。“我们跟他们的事情没什么关系，不知道为什么要签谅解书，可能是法院的工作需要吧。我从来没有怨恨过唐国良，他们也很可怜，儿子死了，凶手现在也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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