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的时间里，步鑫生的状态在往下走。纵然不舍，敏敏心里也明白，不管怎么努力，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走向衰弱。“他非常坚强，非常乐观，只可惜他得的病太凶了。”敏敏轻轻地说着，眼光望向窗外，陷入了沉默。停顿了几秒后，郑重补充道：“他走的是有尊严的。”
小裁缝的改革
“如果说遗憾，步鑫生此生最大的遗憾或许就是他辛辛苦苦办起来的海盐衬衫总厂没了。”林坚强告诉我们，每次提起，老人失落的神情就像丢失了珍贵宝贝的孩子。海盐衬衫总厂的旧址，如今已变成了一片高档商业住宅区。走在这里，丝毫看不到过去的影子，只在东南一角竖起了一块旧址纪念碑。步鑫生一直不愿重回这里，甚至还会刻意绕开。对他来说，这里飘荡着他的改革岁月，也深埋着他心底未能彻底打开的心结。
浙江海盐县地处杭州湾北岸、钱塘江口，汹涌的钱塘潮千百年来周而复始地从这里溯源而下。步鑫生是海盐县武原镇上有名的步家裁缝的后代。他童年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吴银宝含辛茹苦将兄弟三人拉扯长大。在小弟步焕章的记忆里，二哥步鑫生从小就不喜欢循规蹈矩，与自己老实温和的性格截然不同。步鑫生小学毕业后便跟着堂哥学手艺，缝纫技术堪称一流。当时，小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愿意找他做衣服。逢年过节时，他常常加班到深夜。
1956年的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步家的荣昌裁缝铺也合作化了，年仅22岁的步鑫生成为武原缝纫合作社的负责人。1958年在“大办钢铁”运动中，他调任安吉县邮局晓丰支局负责人。直到1962年，他才重新回到海盐县红星服装社（海盐衬衫总厂前身）做裁剪师傅。红星服装社是一家县属集体企业，由于没有自销品牌产品，发展很慢。通过长川坝落塘大队一家社队企业牵线，才与上海卢湾区一家衣帽公司接洽上，为对方批量加工服装。此时已经当上车间主任的步鑫生就提出过奖励工资等建议，但未能实施。
林坚强与步鑫生相识于1971年春天。初次见面，这个身材瘦削、发式清爽、衣着考究的精干中年人就给林坚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话时不停地挥动手臂，并不时向你投来神采飞扬的目光。”在林坚强看来，个性独特的步鑫生此时就已经是个争议人物。“他胆子很大，敢说敢做，悟性很高，办法也多。但他主观意识很强，认为不合情理的事，即使是顶头上司，也敢当面顶撞。”
1979年，精通业务的步鑫生成为海盐衬衫总厂管生产的副厂长，两年后升任厂长。当他接手时，这家只有60多名员工的小厂，固定资产仅2万多元，年利润5000元，连老工人的退休金也发不出来。四五十万件衬衣，有近一半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当时安徽凤阳等地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已见成效，但“吃大锅饭”仍然是企业中的普遍现象。步鑫生认为，这种笼统沉闷的制度养了太多闲人，即使勤劳肯干的人也心安理得地变成了懒汉。
这个裁缝出身的精瘦男人很快亮出了火药味十足的一整套改革“撒手锏”：从1979年起在海盐衬衫总厂实行联产计酬制，“实超实奖，实欠实赔，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砸了“铁饭碗”的用工制度，将懒惰职工毫不手软地予以辞退；改革不合理的劳保福利制度，根除“泡病号”的流行病。
除了生产改革，步鑫生的改革还延伸到了销售领域。从1979年开始推出“双燕牌”衬衣和“三毛”牌儿童衬衣两大自主品牌。他派人常驻上海，研究上海衬衣款式、花型的变化，设计出一些新款式衬衣到上海试销，然后根据试销情况，从中挑选最畅销的品种，成批投入上海市场。“双燕”和“三毛”逐渐在上海市场上取得了地位，全国各地驻上海的采购员也纷纷到海盐看样订货。他还采取在各地举办展销会和请服装店特约经销的办法，使产品远销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
除此之外，他还定下企业的招待标准是三菜一汤，在上海人民广场登霓虹灯广告，租下一辆皇冠牌小轿车往返上海、海盐接送客户，销售员出门跑业务坐飞机、坐软卧，让职工唱厂歌，佩戴厂徽……
这些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在当年却无一不是充满争议甚至冒着政治风险，甚至有声音说“比资本家还资本家”。为此，步鑫生也遭受了不小的压力。有女职工写信到县妇联告状，这封告状信辗转交到县委副书记的手中，他批示让步鑫生把病假劳保制度改回来。当主管部门的一位副经理拿着这封批示去找步鑫生时，他却当面将其撕得粉碎，扔进纸篓，只留下这样一句话：“我当厂长，要对整个企业负责，对全体职工负责，如果他要叫我补发工资，你叫他来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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