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在河内的寓所位于高朗街27号，建筑坚固，围墙高大，墙上还安有保护网；门外有越南警察与便衣人员执勤，门内还有护卫人员和警戒。汪精卫本人终日闭门不出，工作组很难下手。此前工作组在准备阶段，也曾构想过几种制裁汪精卫的方式，如长于药物知识的余乐醒曾提出采取“软性行动”，即使用毒药达成目的，并为此准备了一种无色无嗅的剧毒液体，但如何使汪精卫食入这种毒药则颇费思虑。工作组打探到汪家从一家面包房定了面包，每天早晨由固定的人送去，便设想利用这一点，在送去的面包中下毒。然而，面包被注射入毒药后，瓤里很快出现了淡黄的斑点，这一设想只好全部作废。余乐醒又提出将一瓶可挥发的毒药放进汪家浴室中，借助洗澡时的蒸汽使汪精卫休克致死，但这一设想也终于不了了之。这些计策的废弃，归根结底是因为工作组没有在汪家的可靠内应，无法从内部策应，帮助计划的实施。最终，工作组决定采取硬性行动，袭击汪精卫的住宅。
然而，还未等行动开始，3月20日上午，当地华侨告知工作组：汪精卫乘一辆黑色轿车离开了寓所，正在前往距河内90公里的丹道镇。工作组当机立断，即刻出发追赶汪精卫的汽车。待他乘坐的轿车终于出现在视线中时，工作组却发生了分歧：有人主张立刻拔枪行动，有人却主张先判明车中情况。考虑到如果伤及护卫汪的越南警察，可能会使事件演变为难以收拾的外交纠纷，陈恭澍决定加速超车，查看车中人员，然而，工作组的汽车刚一超过汪精卫的轿车，正欲回车拦截时，汪精卫一行却飞快地掉头返回。工作组立即回追，却在回程途中先被红河大桥前的红灯阻拦，后又遭遇交通堵塞，始终无法将他们追及到有效射程之内，最终只能铩羽而归。下午，工作组又接到华侨通告，汪精卫夫妇正在寓所门外草坪上争吵，于是立即出发，然而，不过5分钟之后，当工作组抵达汪宅时，大门外已经空无一人。
连续错过两次机会，工作组成员都十分沮丧，担心汪精卫已有所警觉，终于决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当天夜里对汪精卫的寓所进行突击性强攻。21日凌晨，工作组开车来到高朗街附近，准备行动。正当工作人员从车上下来时，两名越南便衣警察突然出现，示意工作组立刻离开。工作组进退两难之时，在附近监视汪家的华侨魏春风及时赶到，用钱将两名警察暂时打发走了。工作组虽然感到已经露了行迹，但事已至此，只有冒险继续。
而后，工作组分为三路，陈恭澍留在车上等待，另有两人在汪宅院外游走接应，王鲁翘等5人则翻过高墙进入院内。陈邦国用斧头砍开通向后院的房门，开枪吓退了闻声出现的保卫人员，其余4人飞步跃上楼去，按照事先侦察的寓所内情冲向汪精卫卧室。卧室房门紧锁，几人只得将门劈出一个洞，王鲁翘俯身向里查看，只见一白衬衣男子正慌忙钻向卧室床下躲藏，上半身已经被床板遮住，腰背以下还暴露在外。根据看得见的部分体形，加上先入为主的意识，王鲁翘立刻断定这就是汪精卫，于是连开三枪，将男子击毙。因为无法打开房门，再加上一路砍门、鸣枪已经惊动了警卫，几人随即撤退，分散逃离汪宅。然而，由于警车迅速赶到，在外接应的陈恭澍没能等到全部工作组成员，不得不匆匆驶离现场。
凌晨4点，回到住处的陈恭澍接到华侨的电话，得知被击毙的男子不是汪精卫，而是他的秘书曾仲鸣。工作组虽欲鼓起余勇再行刺杀，但糟糕的是，三名成员已在撤退途中被捕了。时机已失，事情已不可为，这次刺杀行动只能以失败告终。后来总结认为此次刺杀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情报不准确。工作组探察到的高朗街27号与隔壁的25号是打通的，汪精卫夫妇将27号用于接待客人，实际上夜晚却住在隔壁的25号里，然而，工作组获得的情报、进行的侦察工作都没有探知这一点，结果使当晚临时借住在27号房间里的曾仲鸣误受其殃。
这次刺杀虽然未伤及目标，但依旧给汪精卫造成了极大的震撼，使其不敢再在河内逗留。同时，云南的龙云也受此震慑，对汪精卫的态度由犹疑转为拒绝，汪精卫在国统区的云南成立新政府的希望就此断绝。此后，汪精卫只能前往上海，成为日本“以华制华”政策的傀儡。
刺杀张啸林
张啸林是与黄金荣、杜月笙齐名的上海青红帮大亨。南京政府建立后，他们投靠国民党政权，势力进一步膨胀，还投资银行及工商企业，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与银行家。但张啸林出身社会底层，为人粗鄙，杜月笙虽然年轻、资历浅，但手腕灵活，善于笼络人心，威望与权势与日俱增，张啸林的一些门徒也纷纷改换门庭，弃张投杜，这让他十分难堪。杜月笙还得到了蒋介石更多的支持，势力与地位日升，让张啸林更加忌妒。20世纪30年代以后，张啸林的势力与地位逐渐下降，造成他与杜月笙及蒋介石政权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抗战爆发后，在上海沦陷前，蒋介石曾指示杜月笙邀黄金荣与张啸林一同西撤。黄金荣以年老多病、不问外事为由，决定不走。而张啸林已经与蒋介石政权关系疏远，更想趁此机会独霸上海滩，便留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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