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重庆被改变的，不仅是城市的面貌和地界，还有眼界、心理和见识。来自外省的“下江人”、选址市郊的学校和工厂以及因此居住在当地的师生与职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交流与新鲜体验。任教于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的重庆人李丹柯曾经对在重庆的多名女性做过战时生活的口述采访，在她们的回忆当中，除了战争的苦难之外，还伴随对新的世界的发现。下江妇女们把沿海地区和发达城市的新式旗袍、花裙子、口红、烫卷的头发以及尼龙裤袜带到了重庆，对本地人而言，这些新兴时髦的产品都是现代物质文明的象征。“每到周日，许多下江人就把他们那些稀奇玩意儿拿到集市区，摆地摊叫卖，有收音机、照相机、手表、自来水笔、西洋布料等等。对于我这个一直都生活在相对落后的重庆农村地区的乡下女孩来说，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稀奇玩意儿，实在是大开眼界。我第一次认识到，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化能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些什么。”当年的女学生朱淑勤这样对李丹柯说道。
文化上的改变更加潜移默化。这一时期在重庆出现的大量报刊、书店、文化活动提供给人们更多了解外界的窗口。从南京搬来的中央书店、拔提书店、正中书局、军用书局，从上海分来的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从汉口分来的新生书店、华中图书公司先后迁至重庆，一时间集战时读物之大成。“当时沙坪坝一带生活书店、新华书店有很多进步的刊物和书籍，三民主义的文化是主要的，但不是全部，《新华日报》，以及一些共产党方面的新书也能读到。”尹从华在那时候读了不少书，包括“很多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文明的书，还有《大众哲学》、邹韬奋的《萍踪忆语》、郭沫若的青铜史研究和历史剧作等等”。齐邦媛也曾经回忆，她的父亲齐世英1941年春在沙坪坝设立时与潮书店，齐备古典作品及战时能搜集到的各种书刊，而且不以营利为目的，欢迎学生翻阅，有的书甚至翻破再补，成了一座最“跟得上时势”的图书馆。
精神上的充实当然并不能填补物质的匮乏和经济的拮据。“如果1937年以物价指数100来衡量，到了1945年则涨到了15.6万。”西南大学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教授谭刚仔细分析过战争时期重庆物价飞涨的情况，“1937到1941年间城市经济较好，物价还算平稳，但是1942年之后恶性通货膨胀愈发严重。”以大米为例，1937年6月每石大米的售价是13.03元国币，到了1942年6月，则涨到了531.70元；猪肉的售价则从每担24元涨到了900元，用来做衣服的阴丹士林布每匹从13.70元涨到1161.70元。当时居住在重庆的“文协”主席老舍写道：“四川的东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涨就涨一倍的天天往上涨，我只好经常穿着斯文扫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烟由使馆降为小大英，降为刀牌，降为船牌，再降为四川土产的卷烟——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别的日用品及饮食也都随着香烟而降格。”
至于更普通的民众，生活状况可想而知。“在抗战后半阶段，通货膨胀严重到了极点。到发工资那天，如果校长一早就把钱发给了我们，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到一斗米。但是，如果校长去参加朋友的宴会，又去打麻将，直到下午很晚才回来，等我们拿到工资时这点钱就只能买两升米了。”从湖北逃难来的刘群英靠教书糊口，却完全无法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最夸张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到一个牛肚”，她只能去偏远的地区帮人洗衣、做清洁来赚取外快。
随着经济压力的日趋沉重，大量在本地人眼中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体面社会地位的“下江人”，竟也一天天趋近穷困潦倒的边缘。巴金的小说《寒夜》写了一对大学毕业、逃难至此的年轻夫妇如何在物质与精神的困境中挣扎，并且这两方面的困境还能够互相催化、互相加深——这并非纯是文学家的向壁虚造，在现实中，就连著名的戏剧家洪深也因为生活贫困，一家三口服毒自杀，经抢救才脱险。于是，随着战事似乎看不到尽头的绵延，少数仍能维持奢华生活的社会上层与越来越难以维持基本“体面”的社会中下层之间的区隔日益凸显，而“下江人”与“本地人”之间本来一目了然的区别，反而变得模糊起来。在大家一起分享着的种种艰险与困苦中，某种新的联结正由共同的命运塑造出来。这些艰险里，最富有象征意味的，大约便是“跑警报”。
谭刚把防空洞作为观察重庆战时阶层和社会生活的空间。因为长年的轰炸，“跑警报”成为重庆市民最习以为常的战时状态，尤其在日军实行无差别轰炸的1939到1941年，重庆人把上午10点到下午15点称为“防空洞时间”，在雾季到来之前，每隔几天就要跑一次防空洞，甚至在其中过夜。在此期间，重庆防空洞的数量从1938年的166个增至1942年的1603个，容量也从1938年的33287人增至1942年的427673人。“但有很多私人防空洞是很难统计的，它们都是有钱有势的高官巨贾修的，连当时的警察局也没有权力入内调查。”谭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