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赞美杂草之美：“不加雕饰的、无处不在的、光合作用下的勃勃生机”；它们那种无与伦比的旺盛生命力（有时是太旺盛了），以及在战乱年代，象征着在逆境中强大的恢复力。现在人们不再以宗教和道德的眼光来看待它们，不会斥责它们是“魔鬼之肠”或“寄生的”，而认为凡符合自然之美的都是好的，相反那种人工雕琢的才是令人厌烦的。鲁迅的《野草》则借此歌颂反抗和不驯顺：“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然而问题在于：这意味着人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吗？我想答案是：没有。因为这仍然意味着从人的视角出发来界定植物的审美价值，只不过现在审美判断发生了颠倒，人们欣赏的不是驯顺的、规则的、对称的、繁复的美，而赞赏野性的、残缺的、不对称的、简洁的美，甚至“美”本身都被放弃，进而去欣赏丑、怪、拙、朴的事物。
不仅如此，人们渐渐意识到：就像农作物一样，很多杂草本身也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杂草就是我们培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作物”。这无疑源于一个现代观念，那就是——人创造出了不受自己控制的创造物。最早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就是这样一个隐喻：人用技术创造出的工具，最后却反对人本身。很多杂草的产生，并非因为它生而为杂草，而是因为人们将它带到远方，使之在一个没有天敌的环境下疯长；又或者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导致原本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不仅农作物需要人类（据说假如人类灭绝，麦子最多活三年），杂草也是和人共同进化的，用美国作家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d）的话说：“没有人类来创造农田、草地和空地，大部分杂草都会很快消亡。”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东方的观念中，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案常归于某种“天人合一”的和谐统一局面，即让人融入自然；但在西方的主客二元对立意识中，则往往以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告终。既然现在完全主宰自然被看作是某种不可挽回的破坏，因而在欧美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即把人的存在本身视为原罪，假想一个人类灭绝后的世界。在《没有我们的世界》一书中，详尽设想了人类消失后自然界逐步恢复的情景。根据这种观念，自然界是一个外在于人类、自行运作的客体，鸟类学家史蒂夫·希提（Steve Hitti）曾说：“如果人类消失了，地球上至少三分之一的鸟类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件事。”这是“‘文’化为‘野’”（rebarbarization）的终极版本：文明完全消失，而代表着野性的自然重新占领这个星球。看似颇为奇怪的是，在这景象的背后，仍有一双对此感到欣慰的人类之眼。
既然我们现在认定所有的植物都是平等的，也意识到试图完全驯化和控制自然界只会遭致反抗，生活景象的整洁有序有时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那么更可取的方式，恐怕既不是消灭杂草，也不是人类自愿灭绝，而是彼此学会如何共存下去。其实，一直就是这样。人类固然在利用杂草，杂草其实也一直在利用人类，就像所有的作物、花卉和果树，都成功地发展出一套让人类协助它们成功繁衍的策略。
（《杂草的故事》，译林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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