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不再去排戏了，吃完了饭，我就坐在教室的窗口看同学。也是在那一次，我看见匪兵甲和牛伯伯在操场上打架，匪兵甲被压在泥巴地上，牛伯伯骑在他身上，一直打他。那是雨后初晴的春日，地上有许多小水塘。我看见牛伯伯顺手挖了一大块湿泥巴，“啪”的一下糊到匪兵甲的鼻子和嘴巴上，被压在下面的人四肢无力地划动着。那一刹那，我几乎要窒息，指甲掐在窗框上都快把木头掐出洞来了，眼睛却不能移位。后来，我跑去厕所里吐了。经过那一次，我更肯定了自己的那份爱情。
在那长长的高小生活里，每天夜晚，我都在黑暗中苦苦哀求垂听祷告的神，苦求有一日长大了，做那个人的妻子。我哀哀地求，坚定地求，说绝对不反悔。
当我们站在同样的操场上唱出毕业的骊歌时，许多女生哭得稀里哗啦，女老师们的眼眶也是淡红色的。司仪一字一句地喊，我们一次一次地向校长、主任、老师弯下腰，然后听见一句话：“毕业典礼结束。礼——成。散——会。”我没有按照两年来的习惯回一下头，而是跟着同学们往教室里冲。理抽屉，丢书本，打扫，排桌子，看了一眼周围的一切，这，就结束了。回家的路上，我尽可能地跑，没命地狂跑，甩掉想要同行的女生，一口气奔到每天要走的田埂上去，喘着气拼命地张望——那儿，除了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水波，没有什么人在等我。
进初中的那年，我穿上了绿色的制服，坐公共汽车进城上学。刻骨的思念，即使再回头，也看不见什么了。可我依然要在夜间祈祷了才能安心睡觉，那个哀求，与高小时仍一模一样。有一次，我反反复复祈愿，说着说着，竟然忘了词，心里突然浮上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无能为力的悲哀。
“当年，你真爱过牛伯伯吧？”
我笑了起来，说：“没有，真的没有。”
许多年过去了，两次小学同学会，来的同学都带了家眷。人不多，只占了一张大圆桌。说起往事，我心中涌出一些淡淡的喜悦和亲切，毕竟这都已成往事了。
饭后，一个男生拿出我们那届的毕业纪念册——学校印的那一本。同学们尖叫起来，抢着看当年彼此的呆瓜模样。那一张张自以为是的小面孔，大半庄严地板着，好似跟摄影师有仇。
“小时候，你的眉头总是皱着。真受不了！”一个男生说我。
“原来你也偷看我呀？”我顺手拍了一下他的头。
轮到我一个人捧着那本纪念册的时候，顺着已经泛黄了的薄纸找名单——六年甲班。找到一个人名，翻到下一页，对着一排排的光头移手指，他，匪兵甲，在我眼前出现了。我连忙将目光移开，还是吃了一惊，好似平白被人用榔头敲了一下。“我要回去了，你们是散还是不散呀？”
大家喊喊叫叫地散了。坐车回家，付钱时，我手里握的是一把仔细数好的零钱。下车了，计程车司机喊住我，慢吞吞地说：“小姐，你弄错了吧！少了5块钱。”我没有跟他对数，道了歉，马上补了。司机开车走的时候笑着对我说：“如果真弄错倒也算了，可是被骗的感觉不大舒服。”
那天晚上，我躺在黑暗中，只能说一句：“哎，老天爷，谢谢你。”
（六月的雨摘自哈尔滨出版社《倾城》一书，李 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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