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养育一个孩子的直接费用也不菲。调查显示，上海的一个家庭养育一个0～3岁孩子每年所需直接费用平均为32719.5元，4～6岁孩子每年所需养育费平均为31943元，7～12岁的为31226元，35%的父母认为“养孩子是沉重的负担”。有人估算，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连吃带用加上读书、找工作与结婚，要花100多万元。
在男耕女织的农业时代，承担体力活的男人是获得家庭收入的主力，生育成本的第一部分（妇女放弃的收入）很低，生育率很高，一个家庭生四五个孩子很常见，在养育模式上势必是重数量、轻质量，导致生育成本的第二部分（直接费用）也不高。
但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时代，生育成本的第一部分剧增，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是重大决策，在养育模式上势必改为重质量，导致生育成本的第二部分也上升。如此情势之下，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只有一小部分愿意再生一个也就不足为怪了。
2012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2.57%，并且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城市化导致的生育成本上升对生育率的压制作用非常大。这非中国独有，乃是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过程中都发生过与发生着的现象。生育成本上升之后，很难再降下来，西方国家补贴生育的措施很多，也扭转不了生育成本上升的趋势。
当孩子不再是投资品
在家庭养老的大环境之下，人们在年富力强时生养孩子，付出艰辛劳动，而不是及时行乐，以期在年老体衰失去工作能力后由子女支付至少一部分赡养费用。子女比其他任何人更关心自己父母的生活与福利，这是写入基因的人性。养育孩子体现出投资品的特点：投资是未来消费，以放弃当下消费为代价。
不过，在现收现支的社保制度之下，雇员和雇主均被要求每月按照该雇员基本工资的某个百分比来缴纳社保，一直缴到该雇员退休为止。以雇员与雇主名义缴纳的部分，其实均是公司用工成本的一部分。现收现支的本质，是强制工作者、年轻人与下一代集体养退休者、老年人与上一代。
在这种模式下，家庭的考虑就变了：既然政府保证我们将来退休后的生活待遇，等我们退休时，别人家的孩子在工作并缴纳社保金，养老金能确保退休后的生活无虞，那现在就没有必要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多生养个孩子。节省下来的钱和时间可以买更好的车子、更大的房子，可以到处旅游，可以过上更有品质的生活。人生苦短，如果不是为了将来考虑，谁愿意现在过苦日子？于是，从意愿的角度，孩子就被削弱甚至剥离了养老投资品的功能。
同等重要的是，在投资意愿被削弱甚至剥离之外，现代人把生孩子作为养老投资的能力也被削弱了。在家庭养老之下，每一个家庭的工作者能在与父母协商后恰当地分配自己的收入，以确定多少给父母养老、多少自己消费和投资、多少用于养育孩子。父母和子女之间有爱，父母不会侵夺子女和孙辈的生活资源。这就能确保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投资份额，也能确保在两代人之间，资源能稳定地向下一代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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