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四十多岁，住在校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上课、开会，还有行政工作，早出晚归，家务事都由多病的妻子操持。有时我回家很晚，常遭妻子埋怨。
有一次，我回到家时已近晚上十点，妻子、孩子等我回家吃饭，都等急了。这一次我的处境非常糟。妻子怒不可遏，难听的话劈头盖脸向我袭来。她说我在家什么也不干，是个白吃饭的——一骂就是半小时。我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低着头听着这空前的唠叨。我心想我也做了家务事，你怎么能这样一笔抹杀呢？但我不敢出一声。我对我的孩子出来为我辩护以收拾这难堪的局面也不抱希望，因为他总是站在他母亲的一边。
然而奇迹出现了。我的孩子突然向我走来，一下子夺下我还挂在肩膀上像粪兜一般的黄色书包，往地上用力一倒，然后指着地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冲他母亲吼叫起来：“你看，你说我爸是白吃饭的，什么也不干，是吗？看他书包里装着什么！”地上散开了我书包里的东西，这里有我正在读的夹满了纸条、画了许多红道的书本，有密密麻麻写了许多小字的讲义本，有刚做的卡片，有学生的论文、作业，有给老家寄的汇款单存根，有粉笔头，有发干的白菜叶，有半干不干的切面条，有破碎的干馄饨皮，馄饨皮上还粘着黏黏糊糊的肉末，它已经发臭了……看着地上的这些东西，我妻子哭了，我自己也流下了眼泪。那些不该在书包里出现的东西是我下班时为家里买的，我身上只有一个书包，我就让它们与书本、讲义、粉笔临时做了伴……我的一次生活危机就这样过去了。
一代中年知识分子丰富而艰辛的生活，都浓缩在这个书包里。这书包就是“特征”。学生们为我的故事鼓掌，他们理解了“特征”的含义，似乎又受到感动。课后，有学生为此写诗赞美我。但这也不重要。
上课时的感觉最重要
你是老师，但你在学生面前绝不能摆老师的架子。你要允许学生在你讲课的过程中举手插话，提出疑问，或反对你的意见。我有一位学生，叫陶东风，他跟了我七年，从硕士生到博士生，如今已是文学博士和大学教授，在学术界小有名气。他从不当着我的面说我的好话，但我们关系融洽。他就是总要在我讲课时插话“反对”我的那一位。我讲着讲着，他会突然固执地举起手来，之后课堂气氛会变得特别好：有的同学同意他的意见，试图为他的理论进一步论证，有的同学不同意他的意见，激烈地为我的观点辩护，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把我这个老师暂时忘掉了。到头来他们往往“两败俱伤”，主动说“咱们还是听听老师怎么说吧”，多数情况下总是我的意见占上风。但最有意义的是，我讲的一个观点经过这种争论而被学生消化了、发展了，受益的不只是学生，还有我自己，这就叫“教学相长”吧。但这也不重要。
是的，所有这一切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上课时的感觉，这是一种快感，一种美感，一种价值感，一种幸福感，一种节日感，一种自我实现感……对了，我想起了小时候，有一次，在小溪里抓鱼，抓了好半天，还一无所获，我感到很失望。可突然运气来了，我终于抓住了一条不算大却看起来很肥美的鳜鱼，我那幼小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时刻。我这一生遇到的倒霉事不少，幸运的是我经常上课，每上完一堂成功的课，都有抓住一条鳜鱼的感觉。 （林冬冬摘自《大学生》2015年第16期，戴晓明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