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饥不择食地呼呼喝着，我看着母亲少有的吃相，问：“娘，你为什么在这儿？”
母亲想了想说：“这要问你大哥，他懂这里边的事。”
我大哥是谁？他自抗战初投笔从戎，现正在晋东南一个地区领导这场运动。
十几年后，我问大哥：“土改非得那样搞吗？”
他说：“就得那样搞，那是革命一个阶段的需要。我在晋东南，也指示圈过人。”
这时大哥在中央一个专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部门工作。那次见面，大哥专门问了母亲的大碗。我说：“大碗还在，那不是浮财。”
大哥笑笑，重复我的话说：“那不是浮财。”
几年后，时局归于平静，我们这班投身革命的子女，有能力使母亲过上另一种生活了，便争着抢着要把她从老家接出来。然而一个噩耗传来——她去世了，得了一种没有诊断清楚的胃肠道大出血的病症。父亲虽然是医生也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我接到父亲的电话后，由省城回家奔丧，才发现为母亲奔丧的兄弟姐妹，只来了我一人，他们或因路途遥远，或身有重任，我的身份顺理成章地成了长子。出殡时长子要戴重孝，打幡，摔“老盆”。打幡、摔盆是葬礼中的重中之重。
父亲决定，母亲的丧事要按老规矩办，且要办得红火热闹，鼓乐班、十八人抬的灵驾一应俱全。热情的乡亲为母亲买来崭新的瓦盆，这时父亲却有了新意，他举出了母亲的大碗，把大碗交到我的手中说：“摔它吧。”
我按照长孝子的规矩，痛哭着，跪在母亲的棺前，举着这“盆”朝着母亲的棺头，用力摔去，母亲的大碗被我摔得粉碎，我努力完成着不仅是父亲，也是全家人的心愿。
至今，我仍赞美父亲的这一举动，有了这举动才完美了母亲的丧事，也完美了母亲的一生，完美了一家人对这位女性的敬重。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从事着我的艺术事业，为研究民间的瓷绘艺术，我酷爱收集瓷片。为此我四处寻找、发现，还根据我对瓷绘艺术的知识，把瓷片编成系列。但每当我摆弄起瓷片时，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和遗憾——我的瓷片里没有母亲那只大碗的一星半点。
（生 如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母亲的大碗》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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