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
卡觉得伊珮珂言不由衷，但他还是强忍住不去戳穿她。可过了一会儿，他还是站在窗前望着外面忍不住说了出来。生气、嫉妒、悲伤的他本来是可以哭的，但他把心思都放在了伊珮珂的回答上。
“是的，我曾经非常爱他，”伊珮珂说道，“不过这都过去了，我现在已经好了，我只想和你一起去法兰克福。”
“那个时候你有多爱他？”
“非常爱。”说完后伊珮珂沉默了下来。
“说说看，你有多爱他。”尽管卡已经失去了耐心，可他能感觉出来伊珮珂很犹豫，她不知道应该说真话还是应该安慰卡，不知道是应该和卡一起来分享爱的痛苦还是应该让他伤心。
“我从未像爱他一样爱过别人。”伊珮珂躲避着卡的目光说道。
“也许是因为除了你的丈夫穆赫塔尔之外，你谁也不认识的缘故。”卡说。
话刚出口，卡就后悔了。他知道这番话会伤害伊珮珂的自尊，而且伊珮珂肯定会严词反驳的。
“也许因为我是个土耳其女人，所以生活中没有太多机会和男人接触。不过，你在欧洲肯定认识了很多自由女性。我不想知道她们都是怎样的女人，但我可以肯定她们教过你怎样去对付爱人的旧情人。”
“我也是个土耳其人。”卡说。
“说自己是个土耳其人，大都是为自己做的坏事找个借口。”
“所以我要回法兰克福。”卡说，但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我也和你一起去，在那儿我们会幸福的。”
“你去法兰克福是为了忘记他。”
“我觉得到了法兰克福以后，过上一段时间我就会爱上你的。我和你不一样，我不会两天内就马上爱上一个人。你要有点耐心。要是你不用土耳其人特有的嫉妒心伤害我的话，我会非常爱你的。”
“可你现在不爱我呀。”卡说，“你还爱着‘神蓝’。他有什么特别的？”
“你问的这个问题正合我意，不过我怕你听了我的回答之后会大发雷霆。”
“别怕，”连卡都不相信自己说的是真的，“我很爱你。”
“一个男人要是听了我说的这些以后还能爱我的话，我才能和他一起生活。”沉默了一会儿，伊珮珂把目光从卡的身上转到了外面的大街上。“‘神蓝’非常有同情心，他十分有思想，也十分慷慨。”伊珮珂激动地说道，“他不希望任何人不好。有一次两只小狗死了妈妈，他为它们哭了整整一夜。相信我，他和别人不一样。”
“他是一个杀人凶手，不是吗？”卡绝望地说道。
“随便哪个人，哪怕他对‘神蓝’的了解只有我的十分之一，他也不会相信这种说法，他也会笑话的。他从不害人，他就像个孩子，他像个孩子一样喜欢玩游戏，喜欢幻想，会模仿，会讲《列王记》、《麦斯奈维》中的故事，会接连模仿其中各种各样的人物。他意志非常坚定，他是个聪明人，而且很果断，除此以外他还十分健壮，也十分有趣。哦，很抱歉，亲爱的，别哭了，亲爱的，够了，别再哭了。”
（节选自《雪》，奥尔罕·帕慕克著，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爱情与兜兜转转的找寻
那无休止的雪，飘向远方看不到的陡峭山岭，飘向塞尔柱时期的城堡，飘向那不知是历史遗迹还是棚屋的废墟。诗人卡觉得除了自己没别人留意这些，眼中蓄满了泪水。在土耳其边境城市卡尔斯，大雪似乎要下得无休无止。因寻找童年记忆，又想要寻得青年时曾爱慕过的女子，再加上对土耳其现状的困惑，诗人卡来到了这个陌生之地。
“从生活了12年的法兰克福回到伊斯坦布尔，看到童年时和小伙伴们一同走过的街道、店铺、影院都已面目全非，或者已不存在，或者已失去了活力，这唤起了卡要到别处去寻找自己童年和纯真的愿望。因此卡尔斯之行也可以说是卡为了再见到留在童年记忆中他那中产家庭的贫困。因此，当他在卡尔斯店铺的橱窗里看到童年时穿过却在伊斯坦布尔再也没有见到过的那种吉斯拉威德牌的体操鞋时，当他看到威祖夫牌的炉子时，当他看到装着卡尔斯圆形奶酪那种由六个三角形组成的盒子时（这种盒子是他对卡尔斯最初的认识），卡感到如此地幸福，以至于他都忘记了那些自杀的女子，为自己身在卡尔斯而感受到一种安宁。”
在帕慕克的小说《雪》里，一直纷纷扬扬的大雪撩开了被遮蔽的事物。雪原本能遮盖城市的肮脏、污秽和黑暗，卡尔斯的雪却很快让卡感到疲倦、厌倦和恐惧，雪成了文本中超然的叙述者，空灵而紧密，并衔接着这里的过去和现实。卡来到卡尔斯，除了诗人身份，同时作为记者受雇于一家报纸，来调查这里姑娘和少妇们突然开始自杀的事件。
“小说的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当我们完全忘记作家存在之时，正是他在文本中绝对在场的时刻。”帕慕克认为，我们愿意相信虚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小说存在最本真的意义。帕慕克的小说像一个有着悬疑色彩的拼图游戏，《雪》被当作政治小说，但《雪》是政治、宗教、爱情、谋杀的互相纠缠，很难被简单分类。摇摆在东西方身份之间的卡，他关于自我的找寻，正是帕慕克永远在追问的处在东西方文化交叉口的土耳其的身份焦虑。
帕慕克将故事场景选在了卡尔斯，这个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问题遗存下来的小城中，到处充斥着警察暗探、伊斯兰教狂热分子、发动政变的军人、库尔德人和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其间无休止的矛盾和冲突，让前来采访的卡陷入到可怕的深渊，卡像一片无助的雪花不能自主甚至越陷越深。这里的女性自杀并不是因为丧失了尊严，而是在男权和宗教的压力下以这种方式获得尊严。
爱情成为孤独者卡在卡尔斯找寻的唯一一个色彩原本可以明快些的线条。大学时曾暗恋过的漂亮女人伊珮珂已经离婚，卡对她毫不了解，却发疯似的爱上了她的美丽。他以为自己为爱情而来，但又偶尔感到怀疑。他会在某一刻被突然产生的宗教情绪所左右，感动到掉眼泪，旋即又为此觉得羞愧。不过如帕慕克其他作品中对待爱情的方式一样，女主人公美丽却显得单一。她们对于小说中的男性视角而言，基本是作为男人追求理想欲望的一种象征而存在，男人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些女性作为个人而存在的价值。会有那么一个女性让男人爱得几乎发狂，因为爱情是男主人公追寻理想生活、希求幸福本质的一种寄托，但哪个女人似乎没那么重要。
在帕慕克的故事里，男性爱上女性似乎并不起因于“这个”女性的独特性，她们作为被不停试探和找寻的对象，象征意义被放大，个体面目反而变得模糊。而爱情，作为一种理想几乎一定得不到。这种寻而不得却不断找寻的过程，像男人在幽暗中通过的一条长长的心理隧道，看似目标明确，却在自我否定、自我怀疑、自我找寻中跌跌撞撞。这摇摇晃晃的找寻，与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失去话语权的土耳其那漫长的自我怀疑和自我找寻相重叠，这也成为帕慕克笔下永远的母题。帕慕克写爱情，远远不止于爱情，爱情在他构建的世界里，仿佛一大块红糖上粘着的一小粒芝麻，总有自我找寻、身份认同这样更大的底色存在。
大雪依旧纷纷扬扬，在卡尔斯的旅馆中，短暂的再次相遇使卡疯狂迷恋伊珮珂。伊珮珂还是那样美丽动人，她成为卡尔斯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领袖“神蓝”的隐秘情人，卡的到来又使伊珮珂犹豫着要不要随他去法兰克福，彻底离开阴郁的动荡前夕的卡尔斯。
奇特的是，卡对伊珮珂如此痴迷，却在见到伊珮珂的妹妹卡迪菲之后也产生了爱情。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复制着情敌“神蓝”的爱情趣味，因为伊珮珂和卡迪菲都是“神蓝”的情妇。而小说的叙述者奥尔罕在卡死后，为了给卡的诗写一本书，也来到了卡尔斯。他同样被伊珮珂的美貌所吸引，卡的爱情趣味又在奥尔罕这里得到了复制。伊珮珂的美丽立刻让奥尔罕变得魂不守舍，他心里燃起了“她和卡之间曾经有过而我也一清二楚的爱情”。而当奥尔罕见到卡迪菲时，他春心荡漾，像“神蓝”与卡一样，对姐妹俩都心生情愫。就这样，卡复制着别人的爱情，别人又复制着卡的爱情。在这种爱情的推动下，卡卷入了危险重重的政治漩涡，他的身份不停地发生变化，而最终在孤独中遭人枪击而亡。
以爱情为推动力的自我找寻，在帕慕克的小说《黑书》、《天真博物馆》中也一样。女人突然离开爱人，男人便开始了一次次的找寻，失去之爱成为他们开启寻找之旅的一个理由。或许正如帕慕克借主人公之口所言：“当（伊斯坦布尔）这样的面孔似曾相识的时候，我们无异于陷入了一个寻找与被寻找的轮回，我们在自以为是主体的时候同时也成了客体。”“寻找者和被寻找者互换位置，最重要的并不是找到，而是不断地前进；最根本的并不是爱人，而是‘爱’，爱人只是一个借口。”
帕慕克在《雪》里探讨庞大主题的野心，远不止于卡和伊珮珂的爱情。欧洲式平等和民主对照下的土耳其，西化不彻底，也无法只是拥抱传统。卡进退两难的困境大有深意。
帕慕克说，作家以描写他人经历的方式谈论自己的故事，“而文学最迫切的任务是要讲述并研究人类的基本恐惧：被遗弃在外的恐惧，碌碌无为的恐惧，以及由这些恐惧而衍生的人生毫无价值的恐惧；集体性的耻辱，挫折，渺小，痛苦，敏感和臆想的侮辱，还有民族主义者的煽动和对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的担心……”
爱情与爱情的物件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帕慕克努力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一座博物馆，最终这个与小说同名的“天真博物馆”在2012年开馆。它是伊斯坦布尔市中心隐蔽街道上的一小栋棕红色房屋，帕慕克在建筑师朋友们的帮助下，慢慢将这座建于1897年的建筑改造为一个博物馆空间。在创作《天真博物馆》期间，帕慕克一边写小说，一边留意关注各种物品，二手商店的、跳蚤市场的、热衷收藏的熟人家里的。“我在寻找那些在我想象中从1975至1984年住在老房子里的虚构家庭使用过的物品。我的工作室逐渐挤满了各种旧药品、一袋袋纽扣、国家彩票券、扑克牌、衣服和厨房用品。”
有一次，帕慕克在逛一家二手商店的时候，发现一件浅色的裙子，上面装饰有橘色玫瑰和绿叶子。“我认为这正好适合小说女主人公芙颂。我把裙子摆在眼前，开始写芙颂身穿这条裙子学开车的场景细节。”有时候他也会在艺术家和手艺人那里定制小说里需要的物品。2008年小说完成时，帕慕克的工作室和家里堆满了各种物品。
在将近3000个日子里，仅仅是为了看看芙颂这个已婚的女孩，男主人公凯末尔造访芙颂的家1593次。他悄悄地收集关于她的一切：香水瓶，胸针，耳坠，发卡……还有4213个烟头。在她不辞而别消失后的339天里，凯末尔只能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如幽灵般游荡。帕慕克在书里详细描述了他将在博物馆里如何展现芙颂结婚之后他造访过7年10个月的家。
与书里的情境相呼应，博物馆一楼的墙壁钉着4213个烟头，这些燃过的香烟剩余物，每一个的外形都独一无二，似乎能让人感受到双唇的温度。读者好像能想象空气从过滤嘴中进入芙颂的咽喉，再慢慢从双唇之间以烟雾的形式飘散出来。在香烟燃尽的那一刻，她在哪里？她想念着谁？她是快乐的吗？
博物馆的物品，仿佛让人耳边响起书本开篇凯末尔的自言自语：“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而我却不知道。如果知道，我能够守护这份幸福吗？一切也会变得完全不同吗？是的，如果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是决不会错失那份幸福的。在那无与伦比的金色时刻里，我被包围在一种深切的安宁里，也许它仅仅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但我却在年复一年中感到了它的幸福。”
爱情的物件，以一种确定的形式，突然将小说中虚幻似烟的情感予以确认。“天真博物馆”里那锈渍侵蚀过的发夹，褪色的老照片，卷着边的发黄的书本，曾经流行过的海报，这些几十年前伊斯坦布尔普通人家的小物件，在灯光下，在展出柜中，竟然有了一种唯美的感染力，让日常生活体现出超越庸常的仪式感。
在帕慕克看来，小说因为它的不朽性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博物馆，只不过小说并不保存物品本身，它只保存我们和这些物品的际遇——我们对物品的感知。帕慕克说：“小说通过汲取我们日常的经验和感知，通过把握生活的本质特点，获得了召唤性的力量。小说也构成了一种内容丰富且有感染力的档案——有关人类的共同情感，我们对普通事物的感知，我们的姿态、谈吐和立场。”
《天真博物馆》讲的是一个迷恋的故事，它透露着帕慕克对于故事发生地伊斯坦布尔的情感。正如评论家所言，帕慕克小说中不变的主角只有一个——他的伊斯坦布尔。从篇幅来看，《天真博物馆》的主要部分是凯末尔对芙颂的一次次探访，但反而是小说中帕慕克那关于伊斯坦布尔大街小巷的情意绵绵的描述，好像比他渲染的爱情还要有穿透力。“在潮湿和炎热的夜晚，在蟋蟀的鸣叫声中前行时，我会闻着从车窗外飘进来的后街上金银花、铁锈和灰尘的味道，欣赏窗外的黑暗。”“在加拉塔桥上，我们摇下车窗，幸福地闻了一下混合着海藻、海水、鸽子粪便、煤烟、汽车尾气和椴树花香的伊斯坦布尔的气味。”他对伊斯坦布尔是真爱。
帕慕克非常清楚伊斯坦布尔对于自己的意义。“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我的想象力却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因而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这位作家也有意让土耳其读者体会他笔下再现伊斯坦布尔时的奇妙感。“读者们会开心地发现小说融合了他们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街道一端的公交车站，他们看的报纸、喜爱的电影，他们从窗口见到的落日景象，他们喝的茶，他们看到的海报和广告，他们曾走过的小巷、林荫大道和广场——就像《黑书》在伊斯坦布尔出版后我所观察到的——甚至他们常去的商店（如阿拉丁商店）。这种快乐也许与我们在博物馆里所感受到的幻象和随之的自豪是相对应的：我们感到历史不是空洞而无意义的，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某些东西应该被保存下来。”
帕慕克似乎把炽热的情感投放在物件上，城市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个物件——承担着记忆和情感的物件。在帕慕克这里，爱情好像是帮助个人完善自我的工具，它混杂在男主人公对自我的反复探索，引发自省式的变化。与西方式的爱情相比，帕慕克表现的爱情始终不够个人化，或许——这正是另一种真实。在土耳其这样一个以集体和社会优先的国度里，个体还没有真正解放出来，以个体为基础的爱情，总是显得不够自信，在个人的多种情感欲望中不具有排他性。处在东西方文化交叉口的土耳其，没有历经欧洲式的启蒙运动，个体情感在集体笼罩中很难跳脱出来。就像帕慕克在《我如何处理掉我的一些书》一文中提到的：因为我像害怕爱情一样害怕与书本的“关系”，所以我欢迎任何可以把书籍处理掉的借口。这句话也可以这么理解：他像害怕与书本的“关系”一样，害怕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爱情。
作家与土耳其的“呼愁”
帕慕克从小就敏感内向，他与母亲、父亲、长兄、祖母、叔伯姑嫂们一大家子全住在同一栋五层楼房的不同楼层。这是伊斯坦布尔一个刚出现衰落迹象的富裕家庭，每个楼层都有无人弹奏的钢琴，每间公寓都有一个上锁的陈列着无用艺术品的玻璃柜。“在我童稚的想法里，这些房间的布置不是为活人，而是为死人。”“客厅不是让你坐得舒服的地方，它是为某位假想中的访客展现这是一户西化家庭而布置的小型博物馆。”
帕慕克沉浸在自己的情感体验里。“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某个地方，在一栋跟我们家相似的房子里，住着另一个奥尔罕，几乎是我的孪生兄弟，甚至我的分身。我记不得这想法是从哪儿来或怎么来的，肯定是来自错综复杂的谣传、误解、幻想和恐惧当中。然而从我能记忆以来，我对自己的幽灵分身所怀有的感觉就很明确。”
沉醉于做白日梦的他不太被现实困扰，无论是父母的争执、父亲的破产、家里永无休止的财产纷争或是日渐减少的财富，都不妨碍他以心理游戏来自娱自乐，在其中转换注意力，完全忘掉困扰着他的事情。
这户衰败中的西化家庭，给了帕慕克西式的教育。当他在20多岁认定以作家为职业后，他发现“其实我脑子里想的是西方而不是世界文学，我们土耳其人不在其中。我父亲的图书室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在图书室的一端，是伊斯坦布尔的书——我们的文学，我们本地的世界，有着无数亲切的细节——而在另一端，是个外来者，西方或是世界文学，一个截然不同的、让我们又痛又爱的世界。阅读、写作，就像是离开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不同的、奇怪的和令人惊异的世界中去找寻安慰。”
他看到的是一个从伊斯坦布尔看过去的世界。“至于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在生活中和在文学上一样，我的基本感觉就是‘远离中心’。在这个世界的中心，有一种比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更丰富、更激动人心的生活。”
而这种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与伊斯坦布尔的境况相对应。福楼拜在帕慕克出生前102年造访伊斯坦布尔，对熙熙攘攘的街头上演的人生百态感触良多。他在一封信中预言她在一个世纪内将成为世界之都。“事实却相反：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帕慕克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写作，逐渐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注意，他也向外界输出了土耳其的一个词——呼愁。“我们可将此种混乱的、朦胧的状态称为忧伤，或者叫它的土耳其名称‘呼愁’，这是某种集体而非个人的忧伤。‘呼愁’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壶冒着蒸汽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这“呼愁”成为土耳其人集体心态的一种写照。“由于生来便把这‘呼愁’挂在心上，他们在面对金钱、成功或所爱的女人时不能显出渴望。”
青年时期的帕慕克在两种身份中焦虑地摇摆着。他在小说《黑书》中塑造了“班迪师傅”这个人物，表现了土耳其人曾经的普遍心态。班迪师傅有着艺术家般的精湛手艺和感知力，喜欢仿照身边形态各异的土耳其人来做假人。他空闲时总是在咖啡馆里点一杯茶，观察着人们的各种动作。可是他的作品无人问津，各种生动的假人堆积在地下室里。那时正值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西化的热潮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男士们抛弃土耳其毡帽，换上巴拿马帽，女士们则剥下面纱，蹬上高跟鞋。商店橱窗展示着西方的模特。班迪师傅郁郁而终，他注定无人欣赏，原因是“当今的土耳其人不想再当‘土耳其人’了，他们想当别的”。班迪师傅的假人与商店橱窗外川流不息的人潮和顾客们实在太像了，“他们如此平凡，如此真实，如此类似‘我们的样子’，以致人们对它们完全视而不见”。
在生命后期，班迪师傅停止了观察，他和儿子发现周遭的同胞变得仿佛从一个模子印出来那样。他们曾经看重的作为“人类最伟大珍宝”的姿势，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变化，消失无踪，仿佛听命于某位看不见的“领袖”，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从某个不知名的源头模仿来的动作。过了一些时日，有一天，当父亲与儿子开始着手制作一系列孩童人偶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些该死的电影！”儿子失声大喊。那些“该死的”电影一匣匣从西方运来，在电影院里每个小时轮番放映。“我们的同胞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排挤自己的姿势，开始接纳别人的姿势。”班迪儿子描述父亲的信念是：“我父亲始终相信，总有一天幸福会降临，人类将不用再模仿别人。”
帕慕克关于自身身份的疑惑，在1985年第一次去美国时不得不面对。帕慕克陪当时的妻子攻读博士学位，那是他第一次离开土耳其。他为美国的文化、大学和博物馆所惊叹，这种惊叹也伴随着难以避免的羡慕与妒忌，妒忌之后是生气。“然后你就会对自己说：‘我也想做出点什么，甚至做得更大。’”这种冲突也加深了帕慕克的疑问：“我的身份是什么？我的‘土耳其性’是什么？”于是帕慕克开始阅读所有的伊斯兰苏菲主义书籍，而这些都是他之前因为所持的现代化思想而刻意忽略的。
“我开始读它们是因为我发现土耳其性和传统都和这些书籍有关，不过这时像卡尔维诺、博尔赫斯那样的作家帮助了我——他们是后现代主义者，当他们寻找传统时，找寻的只是其中的文学部分。那些年纪较大的现代的、世俗的土耳其知识分子是不读这些伊斯兰书籍的，他们觉得这些书反动又陈旧。当我真去读了后发现，所谓‘反动’只是说说而已。我尝试通过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来读懂伊斯兰苏菲主义著作，那教会了我很多。”帕慕克认为他在接下来写的《黑书》当中，开始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声音。
随着年岁增加，帕慕克的焦虑逐渐获得舒缓。他意识到土耳其特殊的现实给予了他独创性的可能，那里的生活和题材与西方世界那样不同。他目睹伊斯坦布尔从100万人口增长到1700万人口，“多少人有机会目睹这样的成长？没多少人，除非你在北京或墨西哥城”。土耳其变得比他童年时富裕，他也获得了西方世界授予的最高承认——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如今六十出头的帕慕克悠然地说道：“欧洲的文明和土耳其的传统文明产生了冲突。在他们冲突的地方产生了我的小说。”
（参考书目：《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上海文艺出版社；《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 吴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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