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利时代独善其身

时间:2016-12-23 12:42:28 

◎马未都口述 ◎杨杨撰文

现在人家叫我收藏家,我并不是很高兴。过去收藏家必须有个标志——“著书立说”,没有著书立说,你算哪门子收藏家?而且,今天的收藏,已经大大背离了收藏的宗旨。收藏最初的宗旨,往大了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证据,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实时高度,通过收藏,你能看到我们的商代、周代、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文明和文化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往小了说,是满足一些文人雅士的内心需求,帮他们理解纷杂的世界。

不幸的是,现在全社会的收藏基本上已经转变成为一种商业的博弈,至少99%的人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所有人的说法都是“未来可以升值”,都以“他是否买了贵东西”为标准。从我的内心讲,非常不喜欢:不是不喜欢别人加入这个队伍,而是不喜欢把过去的净土变得如此世俗化。

我有时也可以理解别人的世俗观,比如,宗教应该是最脱俗的,但今天很多宗教场所并不能免俗;同样,我不能要求收藏界免俗,我们的社会处处体现世俗的话,让收藏界变得高雅也是不现实的。但我也不愿意收藏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与基本宗旨无关的领域:大家都谈自己赚了多少钱、将来可能赚多少钱——我觉得这些没有意义。

其实我能感受到功利对我们的严重伤害,甚至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伤害。既然如此,就按照过去的说法:穷则独善其身。这个“穷”是指精神上的,这社会是一个精神贫穷的社会,但我一定要独善其身,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我不能要求别人。

我一个人不可能改善什么,只能保全我自己不同流合污,不向世俗低头。人是要妥协和自卫的,但你妥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下一步的成功。过去人们说,“尺蠖之屈,以求信(伸)也”,但今天的年轻人,第一不懂得尺蠖之屈,不愿意退回来、软一下,不会;第二,认为前进就一定能成功,但他们又没有前进的能力,每个人都好高骛远。

我们常说“励志”,但励志的标准是很高的,很多成功人物背后往往有特殊的因素,如果把他们当作全社会的励志典范,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普通人就会认为上升通道不够——问题是,你通到哪一站算够呢?

人光有自我判断还不够,很多人认为自己身怀绝技,怎么老遇不到知音?就是因为他们对周围环境没有判断。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资料,说中国缺400万个经理人。我认识的很多老板都说,缺有管理能力的人;我自己也是,想找一个有执行力的博物馆馆长,愿意出百万甚至千万的年薪,但是找不到这么一个人。干不了这个活,那你还说什么呢?你觉得你行,但具体的事儿你做不来,然后就会埋怨团队不好、环境恶劣、潜规则盛行。那别人怎么能够生存呢?我觉得这是个社会问题——每个人的目标过高,就跟唱歌似的,调子一旦起高了,谁都唱不上去。

今天我们全社会的文学修养都不够,因为社会不躺在文学上生存。当然,我们更不注重史学。这非常可怕。从中国近几十年的大片,都能看出来,创作者不读书、没思考。国内的很多电影,别人评判的全是技术活儿,哪个镜头用得不好,应该怎样怎样;但我一看,明摆着这导演不读书。

举个例子,同样是表达血腥,《辛德勒的名单》和《勇敢的心》都有对人性的思考。《辛德勒的名单》里最血腥的一幕是:党卫军枪毙工人,“啪”一枪没响,又“啪”一枪没响,再“啪”一枪,三枪没响,滚蛋。这个工人经历了三枪,但子弹就是不响。在我们的电影里,就一定要让子弹响,打得血肉模糊你才觉得血腥,但《辛德勒的名单》里,不,踹开他去干活——当你看到他非常机械地干活,就会知道,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会爆发出什么样的力量;而且一个施暴一个受暴,两人的表现截然不同,这里面有明确的对人性的思考。

反观我们的电影,都是单纯的复仇,和《勇敢的心》差千万里。看得越多,就越觉得可笑。我这么说,不是特指电影界,只是电影是特别大众的文化代表,也可以说是民族心态的标志物。

《一九四二》票房惨败,这对冯小刚来说是唯一的一次惨败,再看之后的《泰囧》,你就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是不看书的。《泰囧》的商业成功,连很多搞电影的也看不懂。《一九四二》已经变成一声凄厉的鹤唳——鹤唳长鸣,鹤唳是悲哀的,会传得很远;而我们的电影大都是麻雀窝,叽叽喳喳,说的话毫无价值,这是我们社会现状的一个映射。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文化很多成不了体系,不像一棵树,而是永远像同心圆一样。”同心圆的“心”是什么?儒家思想。汉代以后,儒家就确立了老大地位,却没有老二,中国文化中就没有“老二文化”。中国文化中,一定有一个枭雄,就一个,完了就完了,你也不用问二三四。不信你随便抓一个人,问问得了奥运会银牌的有谁,多数人一个都说不出来,因为大家都不关心这个。

中、日、韩三国都处在儒家文化圈,但侧重点不同:日本侧重忠,韩国侧重孝,我们侧重义:讲义气、两肋插刀,但不幸的是——现在刀插向别人。

同在儒家文化圈,日本人由于忠诚,社会管理成本极低;我们不重忠诚,所以社会管理成本巨高。我常说,一个人在中国能管10个人,到日本就能管500个人。经济危机时,韩国、日本的很多企业员工愿意与企业共存亡,愿意减薪一半跟老板共渡难关,我们可能吗?地震救援时,人家发放矿泉水只需要一个人;我们就得严阵以待,以免哄抢。讲究孝道,我们跟韩国也不能比,你看在韩国电视剧中,孝道是第一位的,每个人进屋的第一件事要向长辈请安。我们有吗?我们的电视剧里,永远是儿女跟爹妈大喊大叫,少有长幼秩序。

我们老说中国的法制不健全,其实是个误读。我们在秦汉时期有非常严明的法律制度,为什么法律在中国漫长的极权社会不能得以实施呢?因为用不上,仅道德一项就能把社会治理得很好。法律是高成本的社会治理手段,当你用一道铁丝网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筑一道高墙;当你用一根绳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用铁丝网;当你画道线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拉那根绳——什么方法成本最低?在地上画条线最低。在国外的机场,地上画条线,没有人会逾越;在中国就得拦着,每个角上站一个人看守。社会若既没有忠又没有孝,就剩下一个功利的“义”时——当我跟你讲义气的时候是求回报的——那我们这个国家怎么治理?

(夜航船摘自《新周刊》第410期,邝 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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